张云超

列宁曾说无产阶级要取得斗争胜利： “必须极细致、 极留心、 极谨慎、 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 ‘裂痕’， 哪怕是最小的 ‘裂痕’”。1927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发生后， 中共组织受到重创，被迫转入地下。 “八七” 会议提出： “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 就是造成坚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 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

由合法党转入地下党， 带来的是组织方式、 联络交通、 斗争方式的深度变革。 1928 年到1934 年间， 中共中央机关战斗在复杂多元的上海， 既要与租界当局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 又要与国民党情报特务机关的破坏和渗透进行地下斗争。 看得见的是三大技术环节的较量， 即隐蔽技术、 侦察敌情能力、 预防叛变能力； 看不见的是敌我双方的组织、信仰、 纪律、 禀赋、 热情等软实力的比拼。 中共中央之所以能够在这场情报大战中安全退场， 其中铁的纪律是战斗力的根本。 作为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性禀赋， 它的形成动机、 严格程度、 以及灵活调适与残酷的斗争如影相随， 技术和纪律互为表里， 成为中共取得上海隐蔽斗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上海隐蔽斗争复杂特殊， 目前已有的研究， 多从亲历者的回忆和当时上海警察局的档案出发， 管窥细节和局部， 不断积累对于全貌的认识。 美国学者魏斐德立足租界警察资料和国民党特工当事人的回忆， 从治安角度展示了国共隐蔽斗争的局部和激烈程度， 侧面展示中共地下组织的禀赋、 成员素质和运行逻辑； 国内学者薛钰、 苏智良等侧重揭示周恩来、 陈云等核心人物在残酷斗争中的能力和智慧， 还原了中共地下精英的形象。以上两种研究路径都是从事件和人物着手， 无法看到中共地下情报网络的技术因素。 上世纪， 费云东在 《中共保密工作简史》 中首次披露了中共地下斗争操作指南——《秘密工作常识》 （以下简称 《常识》） 部分内容， 引发学界极大兴趣。 蒋杰在法国发现了 《常识》 全文， 并将部分未刊内容发表， 使得这一技术图景更为清晰。本文拟从这一文本出发， 结合《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 着重探讨隐蔽斗争中潜伏、 侦察和反叛变等几个核心技术问题， 进而揭示1928 到1934 年间中共上海党组织更细微的隐蔽斗争策略。

隐蔽斗争的核心在 “隐蔽” 或 “隐藏”， 地下组织和个人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 只有成功地隐藏自己， 获得生存机会， 才有斗争的可能。 中共转入地下是突然、 被动、 仓促的应急措施。 说到突然，是指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及以后形势变化之快，令人猝不及防， 中共公开的机关和组织都受到重创。 说到被动， 是因为中共对于地下斗争的到来毫无准备。 直至 “八七” 会议才宣布转型： “现在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 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说到仓促， 是因为中央机关对于重返上海后的斗争残酷性认识不足。

诚然， 上海存在许多列宁所说的生存 “裂痕”。首先， 上海人口流动频繁， 外国人多， 便于隐藏，便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交通。 按照陈赓的描述， 这里租界地区较大， 华洋杂处， 全市人口复杂， 不查户口， 进行秘密活动， 便于掩护。1930到1931 年间， 成千上万因内战和水灾造成的难民涌入上海，新登记的有136760 人， 29629 户， 使上海华界的合法居民激增至1807582 人， 384785 户， 六个月后的1932 年1 月， 在册人口又增加了64240 人。这些难民构成了隐蔽的 “汪洋大海”， 而地下党员就成为其中的“小水滴”， 找无可找。

其次， 上海权力多元， 政出多门。 国民党中统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说： “因为上海有西方各国的‘租界地’， 这一特别区域， 为中国政府的法令和权力所不及……按照租界当局的法令，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并不妨碍其为租界居民的资格， 只要他不作违反租界法令或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动， 中国官厅就是明知他存在， 也无法要求逮捕他。”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 也是中共党员生存的 “裂缝”。王建华分析： “正是由于他们 （指国民党） 所设置的诸多军警宪特系统， 以及他们租界的 ‘国中国’的性质和格局， ……敌人营垒内部相互摩擦矛盾重重的局面。 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只要你越是堂而皇之地与满街乱窜的特务密探接触周旋， 他们就越会以为你是某个特务系统的人， 认你是 ‘自己人’， 而决不会探究你的真实身份， 因为他们自己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特务或军警机构。 这就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造成了许多可利用的空隙。”

但是， 中共对于即将到来的地下斗争的困难显然认识不足。 诚然， 租界当局的 “中立” 立场是中共组织活动的合法性来源， 也是隐蔽斗争的重要条件。 但是， 租界当局出于维护 “社会安定” 的必要， 对中共的革命活动持警觉甚至敌视态度， 再加之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 有时他们也不得不配合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抓捕行动； 此外， 还有当时的黑社会、 资本家对于共产党组织的敌意， 使得中共组织周围的危险无处不在， 防不胜防。 据中央特科王世英回忆： 上海当时云集了警备司令部、 公安局、 巡捕房、 包探、 会帮及南京直属的cc 复兴等专门反共机关， 全部工作人员多达两三千人以上， 采取侦察、 追捕、 盯梢等方式， “使我们党的机关遭受到不断的破坏。”

再次， 共产党在北伐期间以公开活动为主， 一些党员身先士卒，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 很多共产党员率先被逮捕。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之后， 超过40%中共中央一级的党员被捕， 有800 名重要的地区级中共党员被捕。李德描述道： “数以千计的优秀的中国党员干部， 在这几年里被杀头， 被枪毙， 被绞死， 不仅是他们自己， 连他们的家属也被铲除殆尽。 ……谁被搜捕出来， 只能有这样的选择： 叛变或者死亡。”

为了引诱更多人叛变， 国民党采取 “自首” 政策， 将自首分为 “公开自首” 和 “秘密自首”。“公开自首” 是登报声明脱党， 通过舆论攻击中共组织群体心理， 轻则混淆视听， 重则颠倒黑白。 如敌人炮制的伍豪声明， 虚构周恩来脱党假象， 对整个中共组织触动极大， 中央不惜冒着暴露的危险予以揭露。 “秘密自首”， 则是叛变者不暴露身份，继续混在党组织， 出卖组织机密， 换取高额赏金。“秘密自首” 行迹隐蔽， 防不胜防。 在威逼利诱的双重压力之下， 叛变一时颇为猖獗。 1928 年4 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刚到上海就被秘密自首的叛徒何家兴、 贺稚华夫妇以3000 美元奖金出卖， 被捕遇难。 徐恩曾称这种办法是 “重用叛徒， 扩大自首潮流， 以毒攻毒。”周恩来也指出： “自 ‘八七’ 会议至今一年有半， ……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

更为关键的是党内没有隐蔽斗争的规范和技术。 例如， 当时党员如果和组织失去联系后， 寻找党组织的办法之一竟是满大街去 “碰”。 1928 年2月湘潭工委书记罗学瓒奉调上海， 接头机关被破坏， 只好站在街头寻候熟人， 巧遇李维汉才得以解脱。这种接头方式危险性极大， 遇到叛徒就被捕。夏明翰即是如此， 因为 “省委机关多被破获， 许多同志不知下落，” 所以夏明翰 “每天在街上走， 指望碰着自己人。”结果2 月8 日， 夏明翰因为叛徒出卖遇难。 之所以如此， 缺乏技术规范和组织是症结之一。 共产国际联络员阿尔布列赫特1928 年5月则认为主要原因是所有省委会以及中央都满不在乎地对待可能遭到破坏的问题。周恩来对这种“混乱” 非常痛心： “最初党还不懂得组织情报，遭到敌人的袭击即失败， ……虽有情报还是麻木不仁， ……结果是清清楚楚地看着失败， 政治上的幼稚造成如此。”中央1928 年5 月份总结原因道：“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 但是本党组织内部问题也非常明显， 即 “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 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 是 “重大关键”。

据李维汉回忆， 罗亦农遇难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中央机关正在迁移的过程中， 包括保卫部门领导人的罗亦农和数个省委机关被 “破获”， 这让中央机关在上海的安全蒙上阴影。 毕竟200 多人的庞大机构置于敌人的眼皮底下， 还要接头、 传递情报、 开会、 活动， 稍有不慎， 就有灭顶之灾。 1928年5 月18 日中央紧急发布第47 号通告 《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 发展和秘密工作》 进行补救， 确诊 “症结” 为： 一是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二是没有注意秘密工作技术。所谓 “健全组织”就是精简组织， 减少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 由此规定： “凡超过5 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分部”， “如此除负责同志外1 个党员只知道5 个同志， 一遇破获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为此， “秘密工作技术” 提出了9 项要求。 1928 年5月31 日， 中央组织部在 《校刊》 上发表新版的《秘密工作常识》， 将9 项办法具体为12 项斗争技术和纪律， 要求全体党员学习应用。 包括如何租房子建立机关， 如何保存文件传递文件， 文电书写，摆脱敌人侦探特务尾随的几种方法； 被捕后的假口供等。 特别重申地下党员之间必须单线联系。按照阿尔布列赫特的说法： “没有必要让所有党员或者所有机构的成员都知道党内的一切事务。”李维汉称： “这九项办法可以说是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

为了保证纪律和规范的遵守， 1928 年11 月14日， 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 中央决定周恩来等在上海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 简称为 “中央特科”。 下设四个科： 总务科、 情报科、 行动科、 电讯科， 实际作用是保卫党中央安全， 营救被捕同志， 严惩叛徒。用共产国际专家奥莉加的话说： “必须把恐怖活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也像格勃乌的工作一样。 ……如果党在这两个问题上不立即停止执行自己的方针， 我们就会走向灭亡， 党内就会迅速充斥一些奸细。”

成功隐蔽是地下工作的基础， 其目的是与原住民取消差异性， 以达到融为一体的目的。 在商业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潜伏， 最好的掩护是职业化。 英国间谍专家路威氏的定义是： “间谍者， 以一种秘密战斗员身份， ……以各式各样之职业或其他名义而活动。”1928 年10 月， 中共中央机关开始办公， 骨干成员和家属200 多人分布在各大区域， 为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和有效运转， 周恩来将 “深入群众有正当职业” 列为首要目标， 同时要求： “机关少而秘密， 职业化和社会化” 等。1929 年12 月4 日《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 特别规定： “每个同志在群众中一切的公开活动， 必须站在群众的地位，采取群众化的工作方式， ……保护党的组织的秘密。”这种群众化工作方式就是职业化、 社会化。职业化、 社会化的目的是要身负特殊任务的地下党员能够成为人群中的“水滴”， 不被人注意。

但是中共那些著名领导人， 早期公开活动频繁， 认知度比较高， 实现销声匿迹是一大难题。 阿尔布列赫特曾担心： “如瞿 （秋白）、 （陈） 独秀，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广大人士中都很出名，而他们待在中国， 特别是待在上海， 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场灾难。”为此， 《常识》 明确提出对机关和领导人的标识特征进行淡化。 要求中央机关和党员采取 “隐姓埋名” 的作法。 名人用代号、 笔名、化名或外文字母作代称， 如周恩来多用 “伍豪” 作为代号， 任弼时用 “p·s·” 作代号。中央机关和各级党组织也使用代称， 如中央组织部称 “钟祖之”、 妇女部称 “淑英、 中福等”、 农民部称 “龙伟”、 中共中央政治局称 “安中原” 等。 规定所有办公地点、 工作人员住址都设警号； 办公地点及住家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 代号， 并不时更换； 通电话要用化名、 暗号， 电话内容只限联络、 报警、约定碰头时间地点等等。

其次就是减少 “抛头露面”， 避免被发现的可能性。 一些革命者严格规范自己的作息时间和社交圈。 例如， 周恩来平日 “只在凌晨4 点半左右上街， 早上7 点回来。”胡愈之回忆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后， 似乎难觅踪影： “如果是在马路上， 则大家不理， 也不知他在干什么。 总之， 是很机密的。”甚至“连党内同志， 除领导人以外， 也断绝往来。”当然违反这些纪律反面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1930 年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在武汉不顾秘密纪律约束，登台表演魔术挣钱， 被叛徒尤崇新认出， 被捕叛变， 给中央带来“一场地震”。

再次， 党内一些著名人物还需要经常 “改头换面”， 伪装成为一种必备的技能。 鉴于周恩来在国民党中的知名度， 为此他不得不经常改变形象：“有时留胡子， 有时刮掉， 加上山羊胡”， 有时甚至要 “改变眉毛形状、 步态和嗓音”。 周恩来庆幸称：“（自己） 曾短暂地受过演员 （女角） 的训练， 这派上了用场。”陈赓也是如此， 时而西装革履， 像租界里惯见的西崽； 时而全副武装， 又成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有时身穿短装， 头戴鸭舌帽， 充当敌特捕房的 “蟹脚”； 有时长袍马褂， 礼帽缎鞋， 又是巨商大贾的模样； 有时到工厂里工作， 又改穿工人服。

著名人物的 “隐蔽” 以销声匿迹为佳， 普通党员的 “隐蔽” 则以 “以假乱真” 为佳。 因为他们是秘密任务的具体执行者， 长期活动在街头巷尾， 需要与生活和职业高度融合。 《常识》 规定： 一个普通党员的职业与形象要匹配， “一个又白又胖的人化装成叫化子， 则马上要被人窥破”。例如： 当时最流行扮 “假夫妻”， 因为在上海不是夫妻很难租到房子。 李克农说： “女同志那时有时要当太太，有时要当保姆。”地下党员顾玉良回忆道： “住家就要像住家， ……住家要夫妇二人， 女的要像家庭妇女， 买菜、 烧饭、 洗衣等等。 ……另外， 要我们在衣着、 来往等方面都要合乎自己的身份， 住棚户区的有西装革履的朋友来访， 就不大协调。”徐恩曾揭示这种家庭的情报功能： “红队小组成员可能被安排在一起， 有仆人、 厨子、 亲属 （包括孩子和祖父母）， 组成一个有8 口人的家庭， 其中有的党员，有的烈士遗孤， 一旦接到指示， 这个显得极为普通的家庭就会搬到居民区， 建立起一个联络站。”

但是这种 “家庭” 经不起推敲， 因为长久地住在一个地方， 就会形成固定的熟悉人群， 必然会露出破绽。 聂荣臻回忆道： 做地下工作经常要搬家，这可是件苦事， 搬家要另租家具， 另找铺面熟悉环境， 又要重新编一套掩护自己身份的理由， 总之要处处小心， 以免稍有不慎暴露自己招致危险。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又不得不经常搬家。邓颖超说：“我们 （与周恩来） 在一个地方居住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

地下党员职业化社会化要经得起推敲， 达到“真假难辨” 的程度， 需要党员过人的勤奋和禀赋。王凯以商人身份常年做北京上海之间的交通员， 多次遇险都平安无事。 原因并不是他穿着长袍， 带上礼帽， 背上洋货包， 在经理包中夹着一本 《三国演义》， 在外形上达到以假乱真， 而是因为以前他每天在市场转， 日用百货， 花色品种， 批发价， 零售价， 各大商店老板姓名和经营范围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聂荣臻文笔俱佳， 再配上化妆技术， 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 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 联系发动群众， 得心应手。

有些地下党员为维持 “这种匹配” 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管理中央文库的陈为人， 他与爱人韩慧英、 妻妹韩慧如、 工作人员李沫英、 陈慧英组成一个富有 “家庭”， 陈为人假托职业是洋浦区一家竹木行老板， 李沫英和陈惠英是女佣人， 韩慧英在上海培明女中附小教书。 但是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没有了经费来源， 为了不让别人看出破绽， 陈为人白天像个阔老板出外谈生意， 夜间悄悄变卖2楼家具， 省吃俭用， 有病也舍不得花钱治， 维持家庭表面的 “体面”， 苦撑数年， 才得以让中央文库安然无恙。 陈为人自己却因为久病不医而去世。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最集中的 “职业” 是商店店员。 这是因为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村， 没有合适的技能找到合适的职业， 只能以一些技术含量较低， 普适性商业店铺作为掩护。 陈云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时， 为了保证情报及时有效传递， 花了几千块钱办了20 多个小铺子， 散布在各区。 为了不露破绽，店老板常常雇佣不知情的社会人担任。 有一个小铺子就是其舅舅的面条铺， 实际上就是地下组织来往的接头地点。徐恩曾证实： 共产党主要以开家具店、 房产公司、 米店、 百货店和诊所作为掩护， 为没有其他职业的中共地下干部提供便利。 经理往往不知道商店或公司背后是由中共支持的。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组织的评价是：“他们为防御敌人的进攻， 和保护自己的安全计，不得不仿照苏联格伯乌的组织而正式建立特务工作。 他们虽无经验可言， 然以主持得人， 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 定出整个的计划， 按着一定的步骤， 脚踏实地向前努力。 ……为时不到三年， 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 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 也不能不佩服他们奋斗的精神啊！”

注释：

① 《列宁选集》 第4 卷，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180 页。

②⑥?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 第303、 303、 303 页。

③魏斐德在 《上海警察1927—1937》 （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中从警政视角突出了上海公安局 （敌方） 对于中共隐蔽工作的侦察与破坏， 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当时斗争的残酷性和激烈性。

④参见薛钰的 《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 （《中共党史研究》 1998 年第1 期） 与 《关于中共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 （《中共党史研究》 1999 年第2 期）； 苏智良、李云波的 《隐蔽战线的里程碑——陈云中央特科工作经历》 （《陈云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年版）等。

⑤ 主要是费云东的 《中共保密工作简史》 （金城出版社1994 年版） 和蒋杰的 《法国所藏中共 〈秘密工作常识〉 的保存、 内容与价值》 （《中共党史研究》 2021 年第6 期）。

⑦ 穆欣： 《陈赓同志在上海》，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年版， 第8—9 页。

⑩ 王建华： 《红色恐怖的铁拳》，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4 页。

?《周恩来选集》 上卷，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第19 页。

? 李荣胜： 《将肩挑日月， 赤胆为将来——记罗学瓒烈士》， 《红旗飘飘》 第26 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第84 页。

?嘉陵： 《夏明翰的故事》， 《红旗飘飘》 第16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年版， 第114 页。

????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第7 卷，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2002 年 版， 第423—424、423—424、 425、 423—424 页。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 （上），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版， 第194 页。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版， 第249 页。 注： 学术界对中央特科的成立时间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是1927 年的武汉， 一种认为是1928 年的上海， 本文指第二种。

? 欧阳华：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锄奸反特法制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第5 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927—1949》，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2 年版， 第148 页。

? 胡愈之： 《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忆潘汉年同志》， 《人民日报》 1983 年7 月14 日。

? 顾玉良： 《关于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党史资料丛刊》 1980 年第2 辑。

⑩ 苏智良： 《上海城市变迁、 文明演进与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第275 页。

?《雷利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第8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第142—145 页。

?刘南燕编： 《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千人物传》，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 年版， 第310 页

?《周恩来给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第9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第448 页。

?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 2021 年第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