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琴 梅文韬

在整个19 世纪40 年代， 马克思逐渐从法学和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 这一研究的起点是在 “莱茵报” 时期， 马克思发现自己 “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在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后，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持一种审慎的态度。 他并不完全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而把它看作是学习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在学习和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过程中， 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批判。 这种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是同步的， 藉此马克思完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扬弃。

巴黎时期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此时的马克思开始大量涉猎经济学的著作并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 （所谓巴黎笔记， 在广义上包括马克思这一时期超过10 个笔记本的摘录、 评论和手稿， 以及被后世冠以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3 个笔记本， 都统称为 《巴黎笔记》， 而狭义上则是指除去《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剩余笔记本）。 随着研究的深入， 马克思开始将研究的视域从 “个人” 转到了 “社会”。 在这里， 我们还要提及对马克思从事经济学研究影响至深的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以下简称 《大纲》）。 这部 “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一经问世， 马克思就迅速做了摘要。 “马克思在巴黎所作的所有经济学方面的摘录都渗透着在恩格斯的 《大纲》 中如同一条红线贯穿着的思想：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建立在私有制是不可动摇的并且是合法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的。 可是它既没有说明私有财产， 也没有揭示私有财产的实际内容。”恩格斯的《大纲》 对于价值作出的一系列思考深深影响了马克思。 对于价值与效用、 生产费用、 竞争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同恩格斯在综合萨伊的效用说以及斯密和穆勒的生产费用说基础上所提出的 “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 对于这样一个价值定义， 有些人曾认为是违反劳动价值论的。 其实， 它更多是对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的科学概括。 所谓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也就是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各种消费品的效用相互衡量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 马克思对于劳动量的理解在他对恩格斯 《大纲》 的摘要中给予了重要的关注。 他认同 “地租是土地的肥力和竞争之间的关系。 土地的价值应当依据面积相等的土地在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所具有的生产能力来计算。”很明显， 在土地肥力既定的情况下， “在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 的 “生产能力” 的竞争， 已经暗含了劳动决定价值大小的内容。 只是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还被效用、 生产费用、 竞争、 劳动量这些概念的关系所遮掩， 没有清晰地凸显出来。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以下简称 《穆勒评注》） 开启了从异化的社会关系来审视价值问题的思路。 《穆勒评注》 是马克思巴黎时期 （1843 年10 月到1845 年1 月） 根据 《政治经济学原理》 所做的摘录和评注。 与对恩格斯文章所做的简短概述不同， 马克思在这份笔记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表达个人的观点。 从内容上看， 《穆勒评注》 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是连贯且在先的。 在 《穆勒评注》 中， 马克思首先用一种颇为讽刺的语气指出了穆勒和李嘉图学派的错误， 即价格和价值被他们混同起来。 他们认为， 只要供求平衡，那么生产费用也就决定了价格或价值。 但在现实中， 这样的平衡却是短暂和偶然的。 马克思认为，既然穆勒和李嘉图学派要抽象地认为这种偶然现象是不变的规律， 由于供求关系更多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 那么生产费用和价值完全没有相互关系也应当是一个不变的规律。 显然， 在马克思看来， 穆勒和李嘉图学派试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以准确且严格的公式、 规律表示出来， 但这种规律却成为经济学家们裁剪经济现实的工具。 面对与他们所臆想和抽象出的规律不相符的资本主义现实， 他们就选择视而不见。 可见， 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李嘉图对价值及其规律作出的抽象和总结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 与这些国民经济学家面对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时选择削足适履不同， 马克思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通过抽象的经济范畴， 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在理论上再现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能够超越李嘉图的一个方法论原因。

同时， 马克思将价值视为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人的关系而是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这时已经认识到 “价值” 是对私有财产的抽象， 而 “交换价值” 是私有财产的异化形式。马克思认为， 在私有制的前提下， 交换必然发展到价值， 而私有财产也必然发展到货币。 也就是说，价值并非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关系， 而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之下形成的。 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看到， 交换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 已经以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呈现为价值。 所以， 学界有关 《巴黎笔记》 的研究都特别重视 《穆勒评注》，因为在《穆勒评注》 里马克思己经开始转向劳动价值论了。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从不承认向承认转变的萌芽， 就蕴含在 《穆勒评注》 里。 马克思提出，抽象规律是通过价格波动来实现的， 这种表述和李嘉图已经相当接近了。 这表明他已经不完全否定劳动创造价值了， 而是指出它是怎么实现的， 这种观点是符合《穆勒评注》 思想主旨的实际情况的。

另外， 马克思还说明了 “现代国民经济学” 和“货币主义” 的对立问题， 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货币的背后， 是异化的人的社会行为。 马克思借助穆勒的货币理论，从异化角度阐述了他对于私有制下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把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研究， 这种关系使人 “非人化”， 而且使货币的社会本质和它在金属中的物质体现彼此区别开来， 这使马克思在信贷中看到了货币的最高发展阶段， 即人的异化的、 “非人化” 的最完全和最完美的形式。 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圣西门学派的看法： 人与人之间通过信贷发生的关系是合乎人性的， 因为据说信贷证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任。 马克思对这类观点都进行了批判， 并指出信贷关系是 “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 《手稿》） 则从异化劳动审视价值问题。 《手稿》 应该说是马克思正式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第一部呈现其研究进展的手稿。 尽管此时的马克思的思想还带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但在这部手稿中， 他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 阐述了他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思想。 在这部手稿中， “异化劳动” 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概念。 马克思通过分析 “国民经济学的事实”， 说明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和基础。 从异化劳动出发， 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都被马克思归结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在不同层次上的展开和表现形式。 在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特征和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之后， 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了两类劳动， 首先是抽象的一般的劳动， 另一类劳动则是具体劳动。 马克思给出的界定是物化在某一特殊产品中的特殊种类的具体劳动。 马克思通过对重农主义学说的分析， 指出财富的主体和本质不过是人的劳动， 而且是人的一般劳动。 “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 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 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 而是一般劳动。”显然， 马克思此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 “劳动” 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这可以被视作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雏形和理论预备。 马克思还批判了重农学派关于劳动是地产主体本质的观点， 他将劳动看作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 认为当劳动作为一般劳动被普遍承认的时候，私有财产也就完成了对人的统治。

在 《手稿》 中， 马克思所使用的 “价值” 概念很多时候实际上是 “价格” 的含义。 例如在第二手稿中， 马克思说： “作为资本， 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 这说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对价值、 价格、 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等概念形成完整的理解和界定。 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 此时马克思受到恩格斯 《大纲》 的影响相当大。 作为刚刚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人， 马克思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恩格斯的分析思路和观点， 马克思从供求关系或者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价值问题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 马克思此时是站在批判私有制的立场上进行研究的。 在没有彻底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 马克思的理论目的并不是要求他从价值方面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 而仅仅是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价值） 就已经能够满足需要了。 最后， 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而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批判私有制统治下的种种问题。 当然，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实际上解决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已经开始认识到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国家和法等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 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意识各个方面。 在 《手稿》 中， 与之相对应的内容， 马克思将它表述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 就是说， 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 宗教、 家庭、 国家、 法、 道德、 科学、 艺术等等，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说明马克思认识到， 不是国家等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神圣家族》 从社会物质生产角度审视价值问题。 1844 年下半年写作的 《神圣家族》 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批判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而创作的。 马克思、 恩格斯利用鲍威尔 “文学总汇报”所提供的相当丰富的材料， 对他们的思辨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 更重要的是， 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被阐述出来， 比如要从社会物质生产来认识历史， 私有制对无产阶级带来压迫， 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等。 这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助力。

在 《神圣家族》 中， 马克思首先指出了过去国民经济学最明显的矛盾， 即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不相符。 在价值问题上， 他们抽象的劳动价值论解释不了资本主义现实。 他们认为， 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和社会效用决定的， 但在实际中， 价值是 “一个纯粹偶然的规定”，并且“根本不需要同生产费用和社会效用有任何关系”。 其次， 马克思认可将劳动时间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观点。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竞争， 劳动时间就是决定商品生产费用的唯一因素， 也就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为了衡量商品值多少钱的尺度。 再次， 马克思认可了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理论中所恢复的人的因素。 在过去的国民经济学家看来， 工资、 产品价值的衡量尺度应该是地租、 利息、 利润等等； 而蒲鲁东则以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活动的直接存在作为衡量的尺度。 最后， 马克思还指出了 “批判的蒲鲁东”， 即埃德加·鲍威尔关于劳动时间理解的错误所在。 这种错误在于， 埃德加把 “空闲的时间和充实的劳动时间等量齐观。”

基于此， 劳动价值论离科学化又进了一步。 马克思指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种物品是否应当生产， 即物品的价值问题， 本质上取决于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也就是生产这个物品花费的劳动时间。 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的人类发展， 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 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需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 某个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 决定了它卖多少钱。 列宁在 《哲学笔记》 中对这句话进行了评论， 认为马克思到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劳动价值论了。

在布鲁塞尔时期， 马克思进一步拓展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与此相伴的收获还有马克思的“新世界观”。 马克思完成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并且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 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李斯特是德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被视为历史学派的先驱。 他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尝试为德国开出了贸易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良方， 使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快速发展， 以利于在与英法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李斯特看来， 生产力是财富的原因， 它比财富或者说价值更加重要。 对于一个没有财富的人来说， 只要拥有生产力， 就能够获得财富。 而如果没有生产力， 一个拥有财富的人会因为消费而变得越来越穷。 需要注意的是， 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范畴， 它几乎涵盖了一切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无论直接或者间接。 自然资源、 人的劳动、 物质资料、 社会制度甚至人的精神力量都可以被视作生产力的一部分。 显然， 李斯特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割裂开来研究生产力问题的做法是抽象而无力的。

在 《评李斯特手稿》 中， 马克思则从质、 量、度三个方面改造了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 揭示了生产力与交换价值、 工业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马克思把工业生产力看作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性力量。 马克思说： “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马克思明确地把生产力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 考察生产力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 而不是把生产力同具体的社会制度分割开来。 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考察它所受到的交换价值、 工业制度等的制约情况。 这样， 马克思就是从质和量的统一中来把握生产力了， 他超越了李斯特看不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受社会制度这一关键的制约因素的影响。 在这部手稿中， 马克思已经认识到， 交换价值是商品的抽象属性而与商品的物质特性或者说使用价值没有关系。 “交换价值完全不以‘物质财富’ 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在对李斯特著作的研读过程中， 马克思延续了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的思路， 把私有财产看作物化劳动， 而私有财产又是交换价值的物化形式。 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基础， 而私有财产又是交换价值的基础。 因而， “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马克思敏锐地看到， 私有制是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的结果。

此外，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的观点在这里也隐约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马克思把工人， 特别是工人的力量， 工人片面发展的能力看作一种交换价值。 这种交换价值的上下变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即取决于竞争。 当然， 这一概念的真正完成还是要等到马克思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的劳动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作用。 他说： “‘劳动’ 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私有财产无非是物化的劳动。”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尚未使用 “抽象劳动” 的概念， 也没有明确表述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但他提出劳动是创造私有财产的源泉、 财产是物化劳动等论断， 意味着他在接受劳动价值论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马克思所使用的 “生产力” 概念深受李斯特的影响。 在 《评李斯特手稿》 中， 马克思对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进行了深入批判， 并开始把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区别开来， 从而使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探索取得重要进展。 马克思不仅直接继承了李斯特的 “生产力” 概念， 而且把生产力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来把握， 也是受到了李斯特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沿着 “经济学—哲学”这条研究道路， 也预示着他在哲学方法论上找到了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 从而也使唯物史观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有学者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概括为： 他越研究政治经济学， 就越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反之， “马克思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越是深入。”

《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简称 《形态》） 展示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进一步认同。 《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部哲学著作， 但它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形成并阐明了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 并以此为指导分析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马克思首先认可了生产成本与商品价值的关系， 并用面包的例子来说明： “在竞争的领域中”， 面包的价格并不是取决于面包师的个人意志， 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费用应该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两部分。 在生产过程中， 物化在商品中的活劳动， 一部分成为雇佣劳动过程中的工资， 另一部分则构成了资本家的利润。 由此可见， 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了利润的来源。 同时， 马克思还关注到了竞争， 认为发达的竞争是使价格回归生产费用的前提条件。 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全抛弃了这种观点， 即将竞争视为一种破坏性力量， 一种破坏物品内在价值的力量。 尽管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明确竞争与利润平均化的关系， 但他们已经通过李嘉图意识到了竞争、 生产费用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这里呈现出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接受，但并没有作出对这种理论转向的说明。 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对马克思接受劳动价值理论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唯物史观的确立， 马克思才能彻底地走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关经济范畴的唯心主义泥沼， 进而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 交换过程。 也正是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升华， 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也愈发成熟。 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入考察， 马克思才能够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确认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很明显，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 它们共同统一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

在19 世纪40 年代末期， 马克思完成了两部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学著作， 即 《哲学的贫困》 和《雇佣劳动与资本》。 前者被视为宣告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 用马克思1859 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的话来说， 《哲学的贫困》 对马克思主义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第一次做了科学的、 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而后者则是直接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 由于1848 年革命的发展，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得不断断续续地进行。 这两部经济学著作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虽然它们还在借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概念， 但马克思这个时候已经隐隐认识到工人所出卖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劳动力， 资本家所购买的也并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 并且在进行了工资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后获得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 当然， 马克思真正理解“劳动力” 概念还是需要等到19 世纪50 年代。 但不论如何，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初具雏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此时的马克思 “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是从哪里 ‘产生’ 的， 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 ‘产生’ 的。”

《哲学的贫困》 厘清了对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的认同。 《哲学的贫困》 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蒲鲁东进行批判的著作。 与蒲鲁东相比， 马克思此时已经具有更加先进的方法论武器， 即历史唯物主义。 没有人能够否认马克思的思想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 但马克思对它们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是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 第二章中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 蒲鲁东对于历史发展完全没有概念， 而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因而蒲鲁东无法从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中理解经济范畴， 他 “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 蒲鲁东自认为是黑格尔的学生，因而会运用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外化的理论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 而马克思则是从生产关系出发， 经济范畴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表现罢了。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引下， 马克思完成了对蒲鲁东的批判。 首先，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在蒲鲁东看来， 使用价值与丰裕和供给等同， 而交换价值则与稀少和需求等同。 这样蒲鲁东进行了一种矛盾转化， 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丰裕与稀少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谴责了这种甚至落后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认为蒲鲁东完全撇开了李嘉图指出的 “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 即构成价值的运动”。 其次，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 “劳动时间先天地决定交换价值” 的主张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 这完全是对因果关系的倒置。 只有当供求关系平衡时， 商品的交换价值才恰好由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决定。 这也成为马克思后来进一步发展所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基础。 最后， 马克思还批判了蒲鲁东对 “劳动价值” 和 “劳动的价值产品” 的混用。 马克思指出了蒲鲁东用“劳动价值” 作为商品价值的尺度所出现的循环论证。 “劳动价值” 说明了将生产劳动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 无非就是用价值来衡量价值。 这种说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马克思指出， “劳动的尺度是时间， 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发现， 马克思此时已经大体上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 并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 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及剩余价值， 但剩余价值亦为价值形式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 这一观点表明马克思已经厘清了如下两种价值之间的差别， 即工人自身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工人凭借劳动从资本家手中获得的价值。 工人的劳动须借助生产资料才得以实现， 这两种价值的差额就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即资本家的财产。 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 价值形式所表现的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 私人资本的积累、 现代分工、 工厂、 无政府状态的竞争、 雇佣劳动制度， “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 因此， 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 就必需有阶级存在， 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他明确了社会与生产关系的真正内涵， 即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 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 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 构成所谓社会， 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 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在《哲学的贫困》 中， 马克思尚未超越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内容， 他对于劳动和劳动力、劳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 劳动的自然价格即为工资的最低额等都颇为认同。 他也还没能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差别，也就没有能形成劳动二重性理论。 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才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把价值和生产价格混同起来， 换言之， 马克思还没能清晰地界定 “交换价值” 的概念。 此外， 马克思也没有认识到劳动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的差别。 但是， 马克思突破了李嘉图仅从分配角度考察各独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且仅将这种隐蔽的内部联系片面地归结为实物总收益在各阶级之间分配的观点， “把价格运动背后所实现的分配， 确立为人类劳动产品总价值的分配从而进行生产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自己是这样评价的， 在 《哲学的贫困》 中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理论， 最终“在‘资本论’ 中得到了发挥”。

在 《哲学的贫困》 中， 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历史关联， 是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表现， 价值离不开交换。 在以个人交换、 劳动价值转化为商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只有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本身， 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马克思第一次较完整地揭示了价值规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实现问题。 虽然马克思已经开始肯定和维护劳动价值论， 但他还没有历史地说明价值本身的历史的形成和变形， 这个艰巨的理论任务的完成还要等到1857 年以后才能实现。

不能忽视 《雇佣劳动与资本》 对价值社会属性的揭示。 马克思选择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开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 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雇佣劳动与资本》 试图让工人明白自己是如何被资本和雇佣劳动所压迫的， 进而认识到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但考虑到工人的接受能力以及德国对经济关系的无知和混乱的现状， 马克思决定 “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而尽可能以简单和通俗的方式进行解释。 因此， 在 《雇佣劳动与资本》 中， 马克思详尽地解释和阐述了经济问题， 进而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原因， 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

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已经将商品生产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 生产一方面是人们对自然进行加工、 改造和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发生交互关系的过程。 此时， 马克思已经将价值视为通过劳动产品交换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 讨论了交换价值在量上的规定性。 马克思认为，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 也就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因素。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生产费用， 指出生产费用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损耗以及工人所进行的直接劳动。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同， 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必要的生产费用而不是实际生产费用决定了价值。 这样， 马克思就触及到了竞争如何通过价值规律来发生作用的问题。 他指出， 在买者和卖者内部都存在竞争， 前者的竞争导致了价格的提高， 后者的竞争则导致了价格的降低。 此外， 还有卖者和买者之间的竞争或者说讨价还价， 价格就是由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决定的。 同时， 马克思还分析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让商品价格和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不断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 它使得资本家坐卧不安。 马克思把这个规律视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开始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才可能得出的结论。

事实上， 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此时还没有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范畴中彻底走出来。 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 “劳动商品”、 “劳动的价值” 和 “劳动的价格” 等概念的使用上。 尽管他此时已经有了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概念的认识， 但并没有使用后来才出现的 “劳动力” 概念。 这也是为什么在 《雇佣劳动与资本》 重新出版后， 恩格斯用 “劳动力” 替换了这些概念。 马克思此时也隐隐约约地觉察到活劳动有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转移了原有生产资料中的价值， 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价值。 但对于这种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马克思直到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后才真正完成了解答。 总的来说， 马克思此时已经为他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埋下了伏笔。 正如图赫舍雷尔所指出的， 此时的马克思还带有 “来源于李嘉图理论的明显的胎痣”。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而备受瞩目， 它 “虽不是马克思的创造性发明， 却通过马克思的演绎变得科学”。我们必须将劳动价值论置于马克思思想史中来加以考察， 以确认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扬弃过程， 继而明确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卓越贡献。 这一卓越的贡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的异化现象入手， 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及其弊端， 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异化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私有制亘古不变的理论假定。 二是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价值看作永恒的自然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 马克思把价值形成的运动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运动， 看作历史上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 正是把价值看作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反映， 价值就不再是古典经济学家眼中简单的物与物、 商品和商品的关系。 三是马克思以竞争和生产费用（即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来说明价格及其变动的规律， 克服了一些经济学家或单方面强调竞争， 或单方面强调生产费用的片面性， 将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的价值内容及其表现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深化了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 四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 中， 马克思对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的科学说明， 即 “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利益的截然对立等。由此可见， 审视19 世纪40 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 需要我们结合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历程来完整呈现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化过程， 尤其是要结合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协同推进” 关系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诠释。 这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 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提升农业经济管理水准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发展农业经济水平的重要保障。以充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推动我省农业稳健发展为目的，必须实现农村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此外，目前的市场竞争不断升级，为保证农业经济的切实发展，要深入发展农产品加工，尤其是深加工，应加入科技要素，做强做深，在确保农产品品质安全的基础上注重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 卷，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第588、 592、 591、 593 页。

② 韩立新： 《〈巴黎手稿〉 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第12 页。

④? 武锡申主编：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 （第3卷）： 经济学笔记研究Ⅰ》，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版，第8、 14 页。

⑤⑧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 卷，人 民 出 版 社1979 年 版， 第3、 3、 18、 22、 263、 253、254、 254 页。

⑥?何炼成主编： 《价值学说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141、 151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 卷，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334 页。

⑩? 张钟朴： 《〈资本论〉 创作史系列讲座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 年第5 期。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人 民 出 版 社2009 年 版， 第181、 170、 186、 256、269、 599、 724、 712、 721、 723 页。

? 毛华滨、 孟祯： 《马克思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评析及其当代启示》，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0 年第5 期。

?黄楠森：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第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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