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　蒋蓝　陈妍杏　马岚熙　杜丹　端父　潘前芝　马琳

找寻城市“夜经济”的历史基因

据预测，中国夜间经济发展规模将在未来三年呈现爆发式增长，2020年，有望突破30万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2018年中国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或许意味着，每三个中国人中，至少会有一个人愿意在夜间出来娱乐和消费。

可见似锦繁华的夜，处处有寂寞的信徒。

这是诗人对繁华夜的感叹。这种情绪，古人用诗歌表达的话，大约可以是这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夜幕开张，越夜越“野”，场景虽异，但古今一概：不为打发时间，而为安顿灵魂。人口集中、生活相对便利的城市便主动迎合，在严厉的“宵禁”制度下，为这小部分人悄悄打开了一个“夜生活”的口子，一部中国城市夜经济的另类历史便由此渐渐成型。

古诗中的夜生活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酒，是城市夜经济的主角。而人，或许仅仅是一个配角。它和夜生活的关系，超越了一切人际关系。约二三知己，温一壶酒，良夜快谈，这大约是古人风雅生活之一种。何况，还是下雪的夜晚，何况，那红泥小火炉，还散发着暖身暖胃的温度。

女子也不会闲着。在自成天地的内闱，夜晚的作业早就安排好了。“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孔雀东南飞》里的焦妻，夜晚织布到何时虽然没有准确的时间考证，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动人的汉代女子夜间织布的场景。只是，“夜夜不得息”成了一种抱怨，和“红泥小火炉”的风雅自适，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夜生活情状。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诗人白居易大约和朋友喝完了送行的酒，然后乘着微醺，在江头送客。时令正是秋季，月亮升起来了，冷风吹着枫叶和芦花，正是离人心上秋的“愁别”意绪。不知道这位朋友何以如此急着赶路，夜间送客，又凭添了几分惆怅。

“秋風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李白大约也在夜间送别过朋友，但更多的时候，他在饮酒，在相思，或者边饮酒边相思。相思的对象，可能是友人，更多时候是妻子。夜越深，那相思便越浓烈。除了用来饮酒、织布，或许夜晚最适合做的事，就是用来相思了。你要盘点古往今来那些长夜相思的诗句，便会被那个庞大的数据震惊到，似乎一半唐诗和一半宋词，都在夜间相思里完成。难怪，到了宋代，李白的句子就变成了李清照的句子：“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不过，也有另类的汉子，选择在夜间打猎，不知道是锻炼自己的眼力，还是锻炼自己的脚力。“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将军李广成了古代另类夜生活的代言人，颇像今天那些夜跑者。只是不明白将军为什么不乘兴夤夜看看弯弓射箭的效果，而要第二天才去“寻”那白羽。

消失的夜娱项目

如果说上面的夜生活模式相对个性化或私人化，那么，下面这些夜生活模式，则完全成为了城市夜生活中的公共娱乐项目。

中晚唐打开的夜生活口子，到宋代完全解禁。一些为城市夜生活“定制”的娱乐项目也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的笔记记录，看到这些已经消失的娱乐项目了。

在《东京梦华录》里，都城勾栏里有小唱、傀儡、散乐、影戏、叫果子等娱乐项目。有一种类似于今天的魔术的“障眼法”在北宋的夜间街头特别流行，表演者的技法也是相当高超。宋神宗时，一人表演藏舟，数十人抬着，转瞬之间舟就不见，观众莫不惊骇，以为来神仙了。最吸引人的娱乐项目，还是相扑。相扑表演之受欢迎，从《水浒传》的描述就可以看出：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庙会上相扑比赛，台下的观众有“数万香客，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都坐满了”。

由于夜间娱乐项目的增加，便催生了民间俱乐部和社团的诞生和发展。据记载，光是在临安，就有写诗词文赋的、练武术的、相扑摔跤的、演杂剧的、说书的、演皮影的、演木偶戏的等数十种数百家社团。这些社团培育的民间娱乐项目，大大地丰富了两宋时期的夜间生活形态，也从文化技艺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可惜这些社团培育的夜间娱乐项目，除少数延续并发展保留下来以外，大多数都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消失了。如弄虫蚁技艺，艺人敲小铜锣分别呼唤小动物的名字，就能让龟、鳖、鳅鱼等小动物分别依次从大斛水底游到水面，戴上戏具而舞，表演完后又自动沉入水底。

城市新生夜经济

去者不可惜，乃因有越来越多的夜生活模式在和时代一起新生。

声色耳目之极，随着电的诞生而被城市人开发到了极致。自由经济刺激了越来越多向往夜生活的人。诗不写了，酒不用温了，送客不用到江头了，相思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了。即便要学李将军射箭，夜间射箭馆也完全可以满足。上海，这个于1843年最早开埠的中国城市，深深懂得夜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好处，于是亦步亦趋地打开十里洋场，“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座不夜城。”如今，夜经济积淀厚重的上海，入夜之后的商业贡献已成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潜能所在。据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监测，在为期一个月的2019上海购物节期间，晚上7点以后的夜间营业额同比增幅达22.6%。“夜经济”已成为上海提升城市活力的新引擎。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全球灯光地图背后折射的城市夜经济版图，颇为耐人寻味。在全球第四个人口密集区，东亚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而中国是其中的主力选手。把这个地图再聚焦一下，中国城市夜景地图里，上海和长三角是其中最亮的部分。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也不容小觑，而西南地区成都最亮，中部地区武汉最亮。

夜晚城市灯光的亮度与城市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也和城市夜经济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城市掌灯人早已意识到，与其让那些潜在的消费，关在自己的单元门或者住户门内自己消化，不如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让他们为城市发展的下半场贡献活力。“夜经济”的发展，集聚的不仅是与夜晚有关的消费能量，更多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活力。明白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加码发展城市夜经济。成都新近推出的《关于发展全市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仅仅是这一轮“城市夜经济”竞争的开始。

一份题为《2019-2022年中国夜间经济产业发展趋势与消费行为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天量的数据：据预测，中国夜间经济发展规模将在未来三年呈现爆发式增长，2020年，有望突破30万亿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2018年中国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或许意味着，每三个中国人中，至少会有一个人愿意在夜间出来娱乐和消费。

在此回望，我们不难找到中国城市夜经济发展的历史基因，并从那些只在文字和图像记录里保存下来的古代城市夜生活场景里，找寻到了一些熟悉的记忆，仿佛历史并不久远，那些挑担“勾栏”的娱乐项目，就发生在昨夜。

为此，我们特地选择了成都、广州、杭州、西安、扬州、开封六座城市，穿越回它们在唐朝、宋朝，或者明清时的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夜晚，去看一看古人们的夜生活图景，为我们今天安顿越来越高级的精神世界和无限延长可控生活长度的“野心”找到历史的理由。成都人的夜市情结

成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性里，具有一种“夜市情结”。摩肩接踵的散步逛街，也成为本地人喜欢的、一种激发愉悦心情的生活方式。

与王建并世齐名的诗人张籍《送南客》诗云：“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这大概是汉语“夜市”一词在唐朝出现最早的例证之一，这说明在唐朝时期的通衢大邑已经出现了夜市。而从唐至宋，彼时的成都，夜经济也已经非常发达了。

大慈寺的夜读

夜市的发展使那时一度盛行的禁夜制度受到了冲击，对封闭式市场模式开始有了一些开掘，但其规模和程度还不足以破除坊市的封闭格局。到了北宋，坊市分区的封闭格局被人们的欲望彻底冲破，民居与商业区融合为一体。这是市场制度和市场形式的一次大变革，使得成都等城市景观较之前更为花样繁盛与世俗化，城市的文化基础因为夜市而扩大。

宋代成都夜市有稽可考的明确记载，来自元朝华阳人费著撰写的《岁华纪丽谱》，这源于“十二月市”在成都的落地生根，由官办肇始，逐步成为民间的狂欢。成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性里，具有一种“夜市情结”。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夜市商家卖的价格相对商铺里面要便宜很多，吸引顾客也是理所当然。摩肩接踵的散步逛街，也成为本地人喜欢的、一种激发愉悦心情的生活方式。

在成都的历史上，大慈寺一带历来是游览名胜与佛教圣地。根据文献记载，大慈寺在唐宋极盛时，占了成都东城之小半面积，每逢庙会更加热闹。大慈寺附近商业繁荣，寺前形成季节性市场，如灯市、花市、蚕市、药市、麻市、七宝市等。同时，解玉溪两岸还形成夜市，一直沿袭到近现代。《方舆胜览》卷五十一引《成都志》记：“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说明夜市的游乐生活在成都已是深入人心。

那时候大慈寺为了方便香客晚些时候购买香烛等佛事用品，便默许了寺庙门前售卖的摊贩，一来二去寺庙门前便形成了“庙市合一”的场景。寺庙后面的锦江水运码头也为这个集市带来了人气，于是“蜀中首街”的繁华景象就出现了。发展到后来，大慈寺门前的夜市并不是单纯售卖东西，甚至还有夜读、诗会等文化交流。

在宋代祝穆的《方兴胜览》中曾提到了“登大慈寺前云锦楼观锦江夜市”，宋代诗人田况的《登大慈寺阁观夜市》也描述了这一时期大慈寺附近夜市的盛况。

从典籍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时候官方非但没有实行宵禁，还经常性举办夜市活动。庶民与士大夫同游，太守与百姓同乐。

正月元日晚上，众官员登安福寺塔看夜景，然后在安福寺设宴。二日晚上在大慈寺开宴，高朋满座。三月三晚上在北门外的万岁池宴饮，然后划船游玩，每逢蚕市、药市等月市，成都太守也开门出行，前呼后拥，晚上饮宴高歌，俨然一派歌舞升平的喧嚣夜市图。

到了清末，听评书、看川剧、逛夜市已经是平民最主要的夜生活内容。在商业街和春熙路尚未开辟之前，东大街夜市一到开市就几乎吸引了全成都的人。

民国时代即有的东大街夜市、城隍庙夜市则是成都夜市文化的代表。每到傍晚，卖炒菜的，卖烧腊的，卖汤圆醪糟蛋的，买担担面的，卖凉粉的，卖豆花的，卖油茶的，卖藕粉的，卖麻糖的，卖炒货的，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拉黄包车的车夫，做杂工的汉子，商店的店员，作坊的工友，他们也可以在这里不分彼此、不分阶级地过一次夜生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夜市上，衣帽鞋袜、古董玩器、文房四宝、腌卤烧腊固然一应俱全，如本土文史学者张绍诚先生指出的那样，“可惜在蜡烛、亮油壶子和微弱的电灯光下，常常买到伪劣产品，甚至有拿吃去皮肉、只留骨架再糊以泥巴涂色冒充的腌鸭子”。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为缓解就业压力，春熙路再现繁荣，与紧邻的青年路一起，迅速成为中外闻名的“西南第一街”。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应该说源自宋代以降的夜市。

夜市就像洪水开闸

时间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春熙路历史上的夜市首次开张。那时，春熙路平时的游人并不多，但一到傍晚，夜市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往里钻。那几年，一个夜市摊位转手就可以卖四五万元。王府井百货出现的超过1万人次的高峰客流恰恰是在夜市，而春熙路步行街商家全天的营业额中，有一半以上是夜晚贡献的。

在一篇题为《四川成都夜市抢摊目击记》里，我们得以看到成都夜市的诸多细节：

“执勤人员一挥手，拉摊架的扛货的便争先恐后一路小跑去抢占位置，手忙脚乱地搭架挂货，其中肩扛钢制货架的还有纤纤女子。老百姓要下海挣几个钱，确实不容易。转眼之间，在不到500米长的地段，平地涌出460多个货摊，服装、鞋帽、工艺品、玩具等应有尽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录音机播放的音乐声、一个卖衣服拖鞋的摊位前，记者问摊主生意如何，这位姓尹的大姐摇着手里的两张5元钞票说：‘做得走啥子？大半晚上才卖这10元钱，连摊位费税费都交不够。也有生意好的。在几个卖新颖的动物造型保暖拖鞋和保健枕腰的摊位前，挤满了顾客，摊贩手里握著收进的大把钞票，乐呵呵的。一位卖保暖鞋的大姐自报家门，她姓郑，是妇联的干部，她说：‘我还在上班，下午早点溜出来忙这头下海。三个月，收入早超过了我一年的工资。”

“在夜市摆摊的，有机关干部、工人、教师、体育教练和待业人员，他们大多本钱小，挣点小钱。一位姓于的摊主对记者说：‘我是研究所的，那點工资不够吃穿，想做生意又租不起铺面。现在成都的好的铺面卖价抬到了上万元一平方米，比深圳还贵，租金一平方米一月就要上千元。现在东西又不好卖，做买卖的人又多，购买力就那么大，能赚点钱没准连房租税费都不够，只好小打小闹，挣几个钱添点家什。虽是苦点，但我们还是想做下去往后钱越来越不好挣，现在练练摊也可以增强适应能力。”

“9点过，夜市摊位陆续撤离，生意好的高高兴兴，没赚到钱的悻悻而归，有的人夜市收场后又到街头路灯下摆起麻辣烫、削菠萝之类的饮食摊，在寒风中熬守到凌晨三四点钟。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为了赚钱。”

我曾经数十次穿行在春熙路夜市的摊点中。商家播放的震耳欲聋的通俗歌曲，此时也不觉得刺耳，反而觉得它烘托了夜市的气氛。记得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说过，“喧嚣有一个好处，淹没了词语。音乐是对句子的否定，是一种反词语！”在夜市的语境中，人们只有满心欢喜地接受，高高兴兴地付钱，回家之后，才如梦方醒。

夜市与龙池书肆

春熙路上的龙池书肆，据说地名“闻名于唐代”。我倒是觉得它的兴起，与“文革”时期在孙中山广场上群众自发形成的以书易书、以各种“计划票证”换书等交易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自发交易，应该算是1949年后成都最早的旧书买卖。1976年后，一大批文艺书刊陆续出版，群众开始在此由交换到交易，内容也扩大到科技、政治书籍及美术作品、挂历等，逐渐形成了享誉省内外的书刊市场。可见生意总是相信“地利”的，而孙中山广场南侧一带，总是沾有文气。

首先说一说，为何叫“龙池”。前蜀时，王建在现在成都展览馆的地方修建自己的皇宫。唐人卢求《成都记》记载：“隋蜀王秀取土筑广此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河宫毗罗，盖摩诃为大官，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因名摩诃池。”王衍时，著名的摩诃池改名为龙跃池，也叫龙池。加上周围的建筑群落和皇宫面积，总共有1000多亩，并正式命名为宣华苑。当时宣华苑的范围南起红照壁，北到后子门，东到东华门，西到人民公园。花蕊夫人当时写过《宫词百首》，描写宣华苑内的风景和生活：“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龙池书肆附近，为龙池至城东汇入油子河（府河）的水道。另外，龙池一词，也蕴含“发达”“吉祥”之义。

龙池书肆1983年10月由管理部门重建，原名为“春熙书市”，成为了春熙夜市里的文化长廊。最繁华时，春熙路短短百米的街上就云集了40多家书店，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书肆全长50余米，有统一书亭48个，供书刊经营者租赁使用。由此成为成都读书人最爱光顾的地方。时任成都市市长的刁金祥为龙池书肆题名，著名历史学者谭继和撰文记述龙池书肆的掌故，刊刻于书肆南北大理石碑上。

1987年，锦江区文化局进行整顿管理，登记业主、统一制置书亭，将自发的书刊市场纳入正规管理。到1990年龙池书肆有集体、个体书刊经营者48户。之后，因为春熙路改造，书店陆续关门搬离。“龙池书肆”的消失，让当时的成都爱书族产生了集体性失落。一些读书人建议保留书肆，因为它完全可以与正在建的露天水吧以及周围的“休闲娱乐文化区”相得益彰，共同体现春熙路的文化品位。

在我的印象中，龙池书肆依然是没有搬迁时的样子，一长片较为简陋的书店，分布在孙中山塑像周围。傍晚来临，贩卖盗版cd的小摊贩纷纷出现在龙池书肆的周围，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摇滚的，抒情的，流行的，经典的，新潮的，时尚的，分不清到底是什么了。小贩们热情地招呼着买主，拼命做成每一单生意。当时的cd片并不贵，不足10元一张，相对于音像书店而言，实在是价廉。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和保护知识产权，可是对于囊中羞涩的小市民来说，音像书店高价待沽的版本还是一种奢侈品。

1998年2月，根据市政建设的需要，此地的龙池书肆被撤销。春熙路整修以后，龙池书肆搬迁到了相距数百米远的新闻电影院对面的新营业场内，那是一个小巷子，生意顿时一落千丈，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剩下的只有曾经辉煌的回忆。

成都夜市

成都夜景

难以复制的辉煌

春熙夜市的辉煌延续到了2001年。2001年4月24日，建市近10年、闻名川内外的春熙路开始进入史无前例的改造。事前管理部门统一安排，当晚10时30分夜市准时停电歇业。随着春熙路682户夜市经营户的撤离和孙中山铜像前花木店的拆除，春熙路改造工程正式开始，许多夜市摊主与夜市洒泪作别。

当晚春熙路口挂出“别了，夜市”的巨大横幅。大约晚上7点，春熙路东西南北四段已被迅速涌来的人流填满，据粗略估计，此时的春熙路上已聚集了至少10万人！

我站在春熙路与青年路交汇处，卖“旧货”的年轻人没完没了地来兜售衣服，弄得我很心烦。当时我想，春熙路如同上海的南京路，停开夜市也许有一定道理。但10万市民来参与“为了告别的聚会”，可见夜市在平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强大的凝聚力。这难道不是“夜市情结”的表露么？

当夜之后，盛极一时的春熙路夜市在这个城市里彻底地消失了。用主流媒体的话来说，春熙路是清爽了，不知道为何，我却有一种失落感。很久以后，我再到春熙路上散步，依然能看到街邊卖小吃的，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但再也没有撩动一个人灵魂的夜市氛围了。

在阔别成都市民8年之后，春熙路夜市在2009年重新开张，一直持续到2月9日元宵节。只是新的春熙路夜市位于红星路广场，仍属于传统的春熙路商业圈，与当年的春熙路夜市“主战场”中山广场相距不过200米。

人们能否从日光灯的冷光中来续接昔日的辉煌？只能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就像1970年代的坝坝电影，牵肠挂肚的，是一代人的特殊历史。

2001年拆除春熙路夜市后，1990年诞生的经华南路夜市成为了锦江区内唯一的夜市。2003年7月28日晚10时30分，成都市经华南路占道夜市熄灭了最后一盏灯光，宣告拆除完毕。在当月的最后3天里，菊乐路夜市、建设路夜市、石人小区夜市、紫荆市场夜市、外化成夜市和青羊北路6大夜市，一起与成都作别。

然而，更多的夜市又伴随着居民区的发展而形成。如成都太古里、兰桂坊等街区。从唐宋时期开始，夜市的热潮在成都似乎就没有降下来过。新一轮的夜市由此席卷而来，遍地开花，让我们相信，只要人们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夜市灯如昼的场景，在这座城市里就会一直存在。广州：郎世宁画中的广州夜市

广州在汉代就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全国量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而夜经济在唐朝中后期宵禁渐渐解除便产生，夜市的灯火燃亮了每个夜晚。

广州早在汉代就已经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汉书》称：“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到了唐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唐朝时来广州的外国船舶，最盛时每年达四千余艘，韩愈《南海广利王庙碑》中描述广州当年的繁盛景况：“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货通狮子国，乐奏越王台。”而夜经济在唐朝中后期宵禁渐渐解除便已产生，夜市突破了当时的各种制约，天光消失后灯火燃亮了夜晚，贸易和娱乐消费持续进行，人们在夜里继续着购物、美食和娱乐活动。

到了宋朝，辽夏阻断了“丝绸之路”，广州又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世界著名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宋时期，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少逢战乱，百姓安居乐业，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市民经济的繁荣，同时由于自宋朝以来，宵禁相对唐朝更为松动，加之商业经济的繁荣推动，人们的夜生活较之唐代更为丰富多彩。

那时的夜市有艺术品交易市场，红颜仕女、文人雅客皆能寻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处处皆是夜宵美食，人们夜出品尝着风味不同的八方美食，也可斗茶、填词作画，观看艺人表演杂戏、幻术。

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的口岸，商业的繁荣使得广州工农业大大发展。清末，随着国门打开，外国资本的输入和洋务运动的产生，促进了广州近代工商业的兴起，由于港口贸易兴旺，许多从事港口贸易的人们在夜间也需要工作，从而带动了相应的夜间产业的兴起，广州的名小吃“艇仔粥”便是如此产生的。市民也习惯了在夜晚进行越来越多的娱乐活动，看戏听曲、吃夜茶等夜经济愈发兴旺。

郎世宁画中的明清夜市众生

唐代诗人张籍送友人郑尚书出任南海时，便遥望过岭南的夜色：“远镇承新命，王程不假催。班行争路送，恩赐并时来。牙旆从城展，兵符到府开。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潮台。画角天边月，寒关岭上梅。共知公望重，多是隔年回。”

千年后，一位画师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中国，经澳门、广州北上京师。行走万里，神秘的东方在真正意义上为他敞开大门，展现中华大地繁荣而活力的经济文化的城市，便是广州。

百舸千帆喧嚣在夜晚的广州港口，岸边的船上，有四人围坐一起，应是出海之人夜归正在舟上“打边炉”，炉火上煮着可口的食物。身旁的船只静静休息，有老者在幼童的搀扶下正缓缓上岸。港口旁边就是市镇，岸边有人嬉戏打闹，亦有人或推车或挑担，仍继续着营生的活动。再远一点，是广州的夜市，夜宵摊上，人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一盏接一盏的夜灯点亮了夜里的空气，暖色的光活泼欢乐地一颤一颤，与人们的喧嚣声交织在了一起。离城不远的江面上还飘着一艘孤零零的扁舟，而远处是愈发远离喧闹红尘的山林草木。

这似乎全然不同的两个画面，却完美地组成了这最真实鲜活的世界：近处是喧嚣红尘，喜怒人间，远处是寂静山河，肃然天地。一盏夜灯，一炉红火，便能腾起这一丝人间烟火。

这一幅东方景象，深深震撼了这位远道而来的画家，他将之画作了一幅《羊城夜市图》。这位画师，就是郎世宁。

烟火人间三千年，这座城市的人们用尽所有热情去生活，而这人间烟火气，因为羊城夜市，变得鼎沸而生动。

食在广州，食在广州夜

夜宵于广州人来说，格外重要。在尚无空调、风扇的年代里，人们在岭南闷热的夜晚无法入睡，在凉爽的夜风里，他们找到了此时最合宜的活动：吃夜宵。

艇仔粥、肠粉、云吞面、老火靓汤，各双皮奶、姜撞奶、砵仔糕，烧腊、牛杂、蛇羹、鸡煲，在夜市宵夜中，面食、肉食与甜点可变换千百种方法碰撞味蕾。

广州人犹嗜饮茶，两人见面，打招呼都道：“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广州人饮茶，是去茶楼，不仅喝早茶，亦喝夜茶。一盅两件，沸茶、食茶点，聊天，天南海北国事家事，家常情谊、生意往来，尽在这一壶茶、几盅点心里。夜晚的活力，跳跃在茶楼鼎沸的人声间。

而广州的茶楼史，要从清光绪年间说起。在咸丰、同治年间，甚至到光绪初年，茶楼在广州并未形成规模，只有简陋的“二厘馆”。所谓二厘馆，是以平房作为店面，以简单的小木桌木凳为店内陈设，茶价二厘（每角钱等于七十二厘），并供应小糕点，招牌都是某某“茶话”。二厘店多为肩挑负贩者光顾，供他们歇脚，也有街坊邻里前去喝茶聊天，是基层群众赖以休闲交流的场所。到光绪中期，茶居开始出现，茶居虽然楼层不高，但比之前的“二厘馆”更加高档舒适，并以“居”为名，意谓可媲美隐者之居，故开始有读书人等有闲阶层开始光顾。如“五柳居”则取材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永安居”则寓意永远安居乐业。如今知名的茶楼陶陶居乃创始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原址是广州老城清风桥，即今天中山五路广大路右侧，民国后迁至现在第十甫的地方，并由谭杰南、陈伯绮等重新招股组合，经过装修改造，加楼叠阁，开始形成规模。至今，陶陶居仍盛久不衰，声名远播。

广州茶点形式多样。如虾饺，是用新鲜虾、猪肉和竹笋作为馅料，用粘米粉包裹，外皮半透明状，黏柔而有韧劲，内馅鲜甜脆爽，汤汁流入口中带来极大满足。肠粉则是西关传统点心，米浆制成外皮，可包裹牛肉、猪肉、虾仁等，蘸以酱汁调料，而好的酱料则是点睛之笔。艇仔粥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关荔枝湾河面，白粥底部佐以切薄鱼片、海蜇、叉烧等，上面铺以虾子、薄脆、炸花生、姜葱香菜等，艇仔粥承载着广州草根阶层夜晚热气腾腾的温暖美味，夕阳西下，一入夜便有摇晃灯火的小艇停泊靠岸，食客在码头点一碗艇仔粥，月光融融，江风轻拂，灯影浆声里，处处是人间烟火。

广州夏天漫长，昼长夜短，上百年的时光，广州人的夜生活都与夜宵相伴。我曾与广州本地友人去芳村吃鸡煲，夜晚有江风吹来，热腾腾的鸡煲鲜甜爽口，吃完鸡再下一份面条，个中美味让人难以忘怀。食罢往江畔走去，珠江上夜轮往来，五光十色的灯光缠着夜风，闪烁出羊城的繁华与活力，而这其中的人间烟火气，已飘了千载。

（清）郎世宁《羊城夜市图》

南宋后期的临安城，经济和技术高度发展，已经成为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大都会，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盛世。

杭州宋城夜景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元夕》）

浩瀚夜空烟火璀璨，好像千树繁花被春风吹散，如星如雨。华贵的车马驶过，满路芳香，悠扬的鼓乐声响，四处回荡。在灯火月影交相辉映下，人们通宵达旦醉生梦死……虽然此时的南宋已是偏安一隅，但这夜市繁华足以令人沉醉。这夜市几乎就是整个临安城、整个南宋王朝的缩影。只是这看似寻常可得的繁华夜市，其实在此前的隋唐和此后的元代，都并不那么容易见到。

趣味“扑卖”

今天的杭州市中山中路一带，古时也是商业中心。按当时的地名来说，从朝天门到官巷口的御街中段，是临安最热闹的市区。沿途耸立着十四五座大酒楼。楼前彩棚高耸，称为欢门。门两旁放着红绿相间的木杈子，相同色调的帘幕垂挂在门窗上。楼厅分为十几座“小餐厅”，称为“厅院”和“隐便阁儿”。阁中，夏有降温冰盆，冬有生火暖箱，所有餐具一色银制。酒楼自备乐队，终日笙歌悠扬。

杭城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每当夜幕降临，临安城便腾起比白天更加喧嚣的声浪。从清河坊到众安桥大街以及两侧坊巷，所有商店都再次活跃起来，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摩肩接踵。

夜市中最诱人的是各具特色的玩物商品，除了普通的商品买卖，南宋的临安商贩们还喜欢用娱乐性更强的“扑卖”来招揽生意。“扑卖”又称“关扑”，类似于今天的博彩抽奖。想象一下，假如你正在临安逛夜市，看中了一只价格为五十文钱的绣花小包。你可以按标价买下来，也可以和店家商量“关扑”：只花一文钱就能参与摇奖。赢了的话，绣花小包归你，如果输了，钱自然是归店家。

“关扑”的商品一应俱全，有吃的，如糕点水果、瓜子花生、鱼羊猪肉;有手工艺品，如绢扇、纸扇、花扇、纸画;有衣物，如销金裙帽、绸缎背心、装饰头巾等。“关扑”方式五花八门，有掷铜钱、摇签和轉盘扔飞镖等。扔飞镖最好玩，跟我们今天仍能见到的转盘摇吹糖人差不多：一张三尺见方的圆盘，上画六十四卦，每一卦上画一只小动物或一件小器物，只有黄豆粒那么大。人们只要掏一文钱，便可获得往圆盘射一箭的机会。射箭时，商贩会将圆盘转动起来，以增加射中的难度。如果顾客能够射中圆盘上画着的图案，便可以得到奖品;如果没有射中但还想玩，需要再掏一文钱，才可以重新旋盘射箭。

随着时令季节的变化，扑卖的商贩们还会变换出各式各样时兴产品：春冬之际，就扑卖小球灯、屏风、走马灯、元子槌拍、金橘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球、香鼓儿;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则扑卖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到了花儿盛开的时节，扑卖的商品逐渐变成茉莉盛盆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等到秋风渐起，商贩们便开始扑卖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等。

此外，还有走街串巷的流动小贩，或称行贩。“行贩”即行商，是相对坐商而言的，大多从作坊购进加工好的货物再出卖。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杭州话中至今仍把个人经商叫做行贩。这些行贩，有的推着小车，有的挑着担子，有的顶着盘子，多以叫卖小吃为主，其中也杂有卖剪纸花样、互色花线、木梳、头油的小贩们各自施展本领，大声吆喝，招揽顾客。

文化夜市

夜市上不仅有吃喝，还有艺术文化。文化夜市赋予宋代城市市场以新的内容，同时也满足了南宋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

有一些穷秀才、相面人来摆设摊位，看相占卦售卖字画，例如在临安五间楼前坐铺的李济，就是卖“酸文”的。所谓“酸文”，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依靠聪明才智针砭时弊，制造笑料，以文字的式样出售来换取钱财。二是可以引申为一种以滑稽、讽刺取悦于人的伎艺样式。例如宋杂剧绢画《眼药酸》，两个穿戏服的演员，一人用手指着有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背着布袋，袋上挂着许多眼球，手拿一瓶眼药酸，请有眼病的人使用。它讽刺的是卖假货的商人。

酸文的买卖，反映出宋代夜市上已有这样的供求双方，一方是有知识的人，根据市民口味，编写文章出售;另一方是具有一定文化欣赏水平的需求者，喜欢听或看酸文这样的作品来娱情。除了作为讽刺小品的酸文，还有秀才用于谋生的诗歌买卖。作者要完全根据买诗者的要求来写诗，现写现卖。仇万顷就曾这样立牌卖过诗，每首诗标价30文，停笔磨墨罚钱15文。

例如，有一位妇人以“白扇”为题，要求他写一首诗，刚要提笔，妇人又要求以“红”字为韵，仇不假思索便写出了：“常在佳人掌握中，静待明月动时风。有时半掩佯羞面，微露胭脂一点红。”当下获得满堂彩。还有一刺绣妇人，要求以“针”为题，以“羹”字为韵，来向仇买诗。仇提笔书写道：“一寸钢针铁制成，绮罗丛里度平生。若教稚子敲成钓，钓得鲜鱼便作羹。”人人都拍手称妙。

在临安中瓦前，有一位“老来俏”的婆婆，头上戴着三朵花，逛夜市的市民看到这扮相都会被她逗乐。不过，这位婆婆可不是一般的小商贩，她用专业的吟唱叫卖香茶异汤，敲响盏，掇头儿拍板，有板有眼，错落有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伎艺表演。这边厢卖茶汤的婆婆唱歌招顾客，那边厢算卦的先生也放开了嗓子吸引人们的注意：“时运来时，买庄田，娶老婆！”

为临安城夜景添色的，还有那成串的红纱灯笼，这是酒楼的标志，吸引着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笙歌丝竹响彻夜空。从吴山俯瞰全城，但见一条涌动的灯河烛流，浮着沸沸声浪，横亘天底好一个壮观的夜市！陆游有诗描述说：“随计当时入帝城，笙歌灯火夜连明。”夜市时间很长，往往要到三四更天，游人顾客才逐渐稀少，而此时“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晨起开张”，临安城又要喧闹起来。然而，离“王师北定中原”的梦想，似乎又遥远了一些。

破坊市，除宵禁

航拍杭州清河坊街

杭州宋城情景再现

尽管在唐代已经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夜市写照，但这只是对于少数商业繁盛区而言，且仅限于达官贵人。南宋夜市全民狂欢的盛况，在前朝是闻所未闻的。这受益于坊市制度、宵禁制度的废弛。

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坊”，指的是里巷、街巷，是人们居住的地方，“市”，指的是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所。在坊市制度下，市民的住宅区和交易区严格分开，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严加控制。这项制度是在唐朝政府强有力的统治下进行的。唐代中后期政府统治力下降，另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坊市制越来越难以维持，坊区逐渐出现了很多店铺。坊区设店大大便利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坊中有店的现象越来越多，唐代中后期坊市制逐渐打破，“坊”“市”不再分开。

到了宋朝，坊市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店铺广泛开设，商品交易量迅速增加，形成了商铺和百姓居住地交错的局面，成为以后我国城市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严格的宵禁制度，普通老百姓在晚上是不能出门的。早在周朝就设立专职专门负责夜禁事宜，《周礼》中记载：“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直至中唐时期，依然严格遵循夜禁，有士兵喝醉了夜里出门，被处以极刑：“杖杀之”。晚唐以后，坊市制打破的同时，宵禁制度逐渐显现出松弛的迹象。到了五代时期，宵禁制度再无恢复。

北宋时期，经过改建的汴京打破了传统的坊市布局，允许市民在沿街开店设铺;推倒坊墙与市墙，实现坊市合一。由于临街摆摊，坊中开铺，易于打破交易时间，由此形成夜市。就这样，中国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没有了里坊的限制，市场发展在空间上就不受限制;取消了宵禁制度，商业、娱乐活动有了充裕的时间。这不仅刺激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娱乐愿望受到重视，丰富了平民百姓的生活。

宋廷南遷后，持续了北宋宵禁松弛的现象。临安夜市繁华，“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不仅如此，南宋时期在节日的“放夜”期间设置了很多服务措施，节日夜间，城中有专门的舞队，官方予以奖励，鼓励他们表演，便利百姓游赏。

夜与光

宵禁松弛后，夜间治安管理的难度增加了。对于临安的夜间管理，宋政府在汴京基础上设置了治安管理机构和夜间安全防御措施，积极维护临安夜间的社会稳定。这些措施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夜市繁荣保驾护航，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临安城郭广阔，人口众多。居民住宅林立，接栋连檐，几乎没有空隙。巷陌壅塞，街道陕小，容易引发火灾。为此，宋政府设立军巡铺，负责夜间防火和防盗;在一些重要地方，如官衙、名门望族的府邸等派遣士兵夜间潜伏暗道，防止盗贼对其盗窃，造成重大损失;设置嘹望楼，夜间发生火灾时，瞭望楼以灯为信号，指示火灾发生方向，派官员率领几队士兵合力灭火。

在临安北面靠水的地方，富商和官宦之家建造了很多间房屋，称为“塌房”，是专门租给店铺和客商储存货物用的。为了保证这些房舍的安全，政府特别派遣人员夜间巡查警戒，不至发生失误。宋政府对城门、城墙、街巷道路安全方面的防御，较好地保证了都城的门户安全和百姓夜间出行的安全。在处理日常夜间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宋政府制定了很多专门制度，对夜间犯罪人员进行惩罚，维护都城夜间秩序的稳定。

到了南宋后期的临安城，经济和技术高度发展，已经成为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大都会，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盛世。道路与街区不再封闭，夜晚的街灯亮如白昼。实际上，正是在南宋，能源应用技术进步，照明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宋人已经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易燃的植物、动植物油以及石油等能源来作为照明的燃料，还综合使用钻木取火、阳燧、灰烬取火、击石取火、发烛取火等多种取火方法。出现了各式各样蕴含着科技因素和人文理念的灯具。市民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夜市上散步、玩闹、打情骂俏——也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俱备，才使夜市得以成为寻常百姓俯仰可拾的便利与繁华。

只是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当蒙元铁蹄踏入临安，一切终于归尘归土。唯有今日杭城运河西湖，还记得那片灯火那片花海。西安：由束缚走向解放

晚唐时期长安夜市里的众生，从盛唐的束缚与陈规中挣脱出来，走出一条解放思想、共创商业繁荣之路，个中景致，也成为了今天夜间经济的某些映照。

西安夜景

宵禁，从令行禁止到形同虚设

“宵禁”出现的时代非常早，《周礼》中就有“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的记载。从周初到清末大约三千年间，绝大多数朝代都对城市尤其是首都施行了宵禁。

贞观年间，唐太宗命设街鼓，以掌控长安官员及百姓的作息。要求城门坊门启闭有时，夜间禁止出入，且明令京城：“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唐人韦述的《西都杂记》中记载：“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长安中鬼的“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李贺的“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描绘的就是宵禁下的长安街市。

然而，看似严苛的宵禁制度在人治而非法制的唐代，逐渐显露出很多立法层面的缺陷与执行层面的不公。比如元稹诗中所言“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皇帝特敕街市玩乐、燃烛、狎妓等夜间活动，再晚都不在宵禁之列。比如张籍诗中所言“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朝廷重臣的夜间娱乐，再出格都不在宵禁之列。比如罗邺诗中所言“金鞍玉勒照花明，过后春风特地生。半醉五侯门里出，月高犹在禁街行”，达官显贵、侯爷公子的夜间行游，也不在宵禁之列。以此推断，宵禁所禁不了的特权阶层、特殊情况等，仍有很多。

至唐中后期，社会承平，消费旺盛，加之首都夜间生活的各类元素逐步形成，宵禁制度得以宽松，小规模夜间经营行为的零星出现，也一步步填补着城市经济在夜间的长期缺位。

至晚唐，一方面朝廷在风雨飘摇中实在无暇细管，另一方面普罗大众的长安城里“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已蔚然成风，因此，宵禁制度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

夜市，市民消费生活的自然延伸

开元年间，国家空前富强。“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邑”是“城市”的意思。杜甫在《忆昔》中回望盛唐：一座小城就有万户人口，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仓库里都堆满了上好粮食。万人小城尚能如此富庶，百余万人的帝都长安就更不用说了。

富庶的城市，离不开繁华的市集。唐中期及之前，长安的商业活动聚集于两个固定的市集：西市与东市。在两市里，又分门别类出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如李白诗句“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中专门售卖金银珠宝的金市，如皇甫冉诗句“贫居依柳市，闲步在莲宫”中专门卖藤条编织物的柳市，如沈彬诗句“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中专门卖酒的酒市，如方干诗句“沙边贾客喧鱼市，岛上潜夫醉笋庄”中的鱼市，如崔日知诗句“雾披槐市蔼，水静璧池圆”中专门售卖书籍的槐市，如卢眉娘“蚕市初开处处春，九衢明艳起香尘”中的蚕市，除此之外，还有草市、花市、果市、菱市等。仅从唐人对长安市场的描述，我们足以窥见当时白天商业繁荣之景。

直到中晚唐时期，鬼市的出现才从真正意义上开端了长安的夜市。作为民间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平台，鬼市所售卖的货物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常见且必备的生活用品。据《辇下风时记》记载：“长安务本坊西市是鬼市，或风雨曛晦，皆闻其喧聚之声。秋冬夜多闻卖干柴，云是枯柴精也。”鬼市通常是在子时开始，天亮结束，正如史料所记载的：“半夜而合，鸡鸣而散。”鬼市，无论从时间的延伸，还是空间的延伸，已然具备夜市的主要功能。

商贾，农商并举下的夜市众生相

重农轻商的思想起于春秋，北魏时期达到巅峰。至唐中叶，太宗、玄宗、宪宗等皆大力发展农业，关心农产，白居易诗《牡丹芳》里有“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歧，君心独喜无人知”，平实描述了天子的重农思想。周昙诗《三代门后稷》里有“人惟邦本本由农，旷古谁高后稷功。百谷且繁三曜在，牲牢郊祀信无穷”，更是将农业提到国家祭祀、社会信仰的高度。此长彼消，农业受到巨大重视，商业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制约，作为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夜市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而作为夜市的主人——商贾，也同样会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风险。

商，即行商，流动经营的商人;贾，即坐贾，居所经营的商人。“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王建的这首《羽林行》里，长安城里的不良少年是出了名的，他们刚在楼下抢劫了商人的财物，马上又跑进酒楼喝得烂醉，直至天明……商贾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可见一斑。

“莫作商人去，牺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不如来饮酒，仰面醉酣酣。”白居易的这首《不如來饮酒》，更是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商贾的血泪艰辛。

宪宗之后的敬宗、宣宗诸帝，逐渐提倡农商并举。经商获得国家的支持与鼓励，商贾地位较之前也有明显提高，百姓经商之风盛行开来。“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姚合的诗句记录了这种转变。

进而，在夜市里经营着旅馆、酒肆、手艺、珍玩的商贾们，让长安城灯火辉煌;在夜市里消费者美酒、佳肴、轻歌、漫舞的市民们，让长安城丰腴多姿。晚唐时期长安夜市里的众生，从盛唐的束缚与陈规中挣脱出来，走出一条解放思想、共创商业繁荣之路，个中景致，也成为了今天夜间经济的某些映照。“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醵。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杀长安轻薄儿。”贾至笔下长安夜市里的女掌柜，放到现在就是“网红”。“日沉月上且斗鸡，醉来莫问天高低。伯阳道德何涕唾，仲尼礼乐徒卑栖。”齐己笔下的纨绔子弟，放在当下应该算得上半个“夜场达人”。“日晚宿留城，人家半掩门。群鸦栖老树，一犬吠荒村。争买鱼添价，新篘酒带浑。船头对新月，谁与共清论？”唐彦谦笔下的夜市鱼买卖，好像穿越到今天某个夜场拍卖“价高者得”的场景里了。

扬州：运河滋养下的夜生活

运河滋养了扬州，更滋养了扬帅i夜市。由汉唐至明清，扬州夜市的兴盛全赖于运河所带给的交通便利、经贸频繁、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

杭州夜景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86），吴王夫差大败越国，俘越王勾践。强大的吴军乘胜挥师渡江，吞并了江北的邗国。之后，夫差的目光投向北方，想与强大的齐国争夺霸权。为了吴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舟师水军能顺利北上，夫差决定在江淮之间开挖人工运河。

《左传》里对此有极为简略的记载：“吴城邗，沟通江淮。”然而这简单的7个字，却记录了足以影响中国2500年的两件大事：吴国在邗国城邑的基础上建造新都邑;开凿江淮的人工运河——邗沟。邗沟就像2500年前埋下的一颗种子，在漫长岁月中，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就是横亘于泱泱华夏的南北运河及其如网水系。

东汉时期，政府对邗沟进行整治，使其成为从洛阳而来的大运河的重要一环。由当时全国最大的漕粮中心洛阳入汴渠，至徐州入泗水，由泗水入淮水，再转经邗沟可直达江南。

西汉初年，刘邦的侄子刘濞被封为吴王，都于扬州，遂“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并开凿大运河重要支流运盐河，将盐场所产食盐运至扬州，再通过大运河与长江分运全国。运盐河的开挖，为后来扬州成为千年盐运中心与东南第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大业初，为了加强首都洛阳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隋炀帝先后下令疏浚邗沟，开凿江南运河及永济渠。炀帝也曾三次顺河巡游，南下扬州，奢华浩荡，盛势空前。至唐中叶，“舟樯栉比，车毂鳞集，东南数百万艘漕船，浮江而上，此为槛吭”的扬州终成“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彼时全国最富裕的城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有“扬一益二”之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对于隋运河的功过是非，唐人皮日休的诗，堪称公允：若无炀帝为己享乐而搞“水殿龙舟”游乐之事，开运河之举完全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他不仅批评了将隋亡归罪于运河开凿的看法，而且充分肯定了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动脉造福万民的功绩。

而唐人歌颂运河枢纽扬州繁华的诗篇，更是枚不胜举。“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此句，当属千古绝唱。“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谁在怀念李白？谁在想和他煮酒论诗呢？是杜甫，在成都的草堂遥指繁华富丽的扬州，纵生惆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张若虚“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里，诗人凝望扬州南郭的月下江景，思考着天地宇宙下的苍茫人生。“金鹅山中客，来到扬州市。买药床头一破颜，撇然便有上天意。”卢仝笔下的“市”就是市场，金鹅山人要去逛的便是药市。逛药市的还有皎然：“摇荡春风乱帆影，片云无数是扬州。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韦庄的扬州曾是夜夜笙歌的处处青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杜牧对月夜下的扬州更是情有独衷，爱得深沉。

唐代扬州的夜晚，不仅有明月，还有市集。王建游览扬州夜市，颇受震撼，挥毫写下《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扬州城里夜市繁华，千灯万火映照碧云，寻欢作乐的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夜色带春烟，灯花拂更然。残妆添石黛，艳舞落金钿。掩笑频欹扇，迎歌乍动弦。不知巫峡雨，何事海西边”，艳丽的舞蹈与悦耳的弦歌，是刘长卿的扬州夜色。“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嗜酒几曾群众小，为文多是讽诸侯。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扬州的美酒佳人与热衷夜场的张祜不谋而合。“江横渡阔烟波晓，潮过金陵落叶秋。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李绅的《宿扬州》里，更是夜夜笙歌，处处迷楼。“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在《忆扬州》里，以萧娘、桃叶代指佳人，感慨扬州的歌楼酒肆里竟然囊括了天下三分之二的美女。《唐阙史》里还有这样的记载：“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涓涓运河，流过富饶的两宋：“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司马光看到的是一幅日落时分夜市开场的扬州城。元世祖忽必烈又将其扩凿成为京杭大运河，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羅行纪》）中如此描写扬州：“城甚广大，所属二十七城，皆良城也。”至明清两代，“夜珠照彻路西东，桦烛纱笼火色红”，扬州再次迎来汉唐之后的又一次鼎盛年华。盐运和漕运的强强合作，是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扬州经济。同样，运河福泽下繁荣的盐运和漕运也主导了明清时期的扬州夜市。

“凡替商家经手者，俱集于此，但不能立谈耳。另有一种人，租几间屋子，名曰‘公店，任买卖人往来交易。日间尚觉冷清，夜分较盛”，夜市上的交易，盐商并不直接参与，而是委托第三方（中介）代办，足见当时的商业逻辑与市场规范是建立在可贵的信托责任之上的，正所谓“门非暴卤煎沙地，货有丙丁甲乙纲。交易无私夤夜盛，不管己事为人忙”。城中各处的名园与酒楼，成为夜市买卖人的好去处：“夕阳晚红，烟出景暮，遂饮阁中。酒三巡，或拇战，或独酌，或歌，或饭，听客之所为”，而“凡有沽者斤数，掌柜唱之，把持应之，遥遥赠答，自成作家，殆非局外人所能猝”，正所谓“量酒唱筹通夜市，采莲打桨破朝烟”，从华灯初上到曙色欲明……

“记得归舟舟泊晚，一处红灯认扬州。”运河之滨的夜市，哪能不开在江上？夜市里的船宴，便是明清扬州城流动的“深夜食堂”。《扬州画舫录》里有：“扬州画舫，始于鼓棚。鼓棚本泰州驳盐船，至朽腐不能装载，辄牵入内河，架以枋楣椽柱。大者可置三席，谓之大三张，小者谓之小三张。”每到傍晚时分，许多饭店里的伙计或拎着各种食盒送至各艘预定用餐的船上，或者驾船将游湖的客人接到自家酒店用餐，前者像极了今天的外卖送餐小哥，后者像极了今天一些酒楼的vip用餐接送服务。宴饮之余，夜间的文化娱乐也一个也不能少，吟诗、作画、看戏、听曲、下棋、玩牌，魔术、杂耍等，应有尽有。

运河滋养了扬州，更滋养了扬州夜市。由汉唐至明清，扬州夜市的兴盛全赖于运河所带给的交通便利、经贸频繁、人口流动与文化融合。反过来，扬州夜市也有力促进了各个时期扬州经济的发展，丰富了扬州本地人与海内外商贾、“扬漂”及游客的生活内容，提高了扬州在世界上城市大家庭里的美誉度。开封：繁华夜市背后的密码

事实上，一千年前的汴京，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经济繁荣程度，都能在当时的世界大城市中排进前三。其夜市之繁华，即使与今天的诸多城市夜市相比，也毫不逊色。

开封上元灯会上的龙舟

大宋元丰六年（1083年）的一个冬日，48岁的苏轼在贬谪地湖北黄州，突然怀念起首都汴京的繁华夜市，挥笔写下了“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的诗句。其中的“马行”，是当时汴京城最为繁华的大街之一。

汴京，又名东京，今日河南开封，北宋的都城。能让见多识广的苏大文豪心心念念，当年的汴京城夜市魅力自是非同凡响。事实上，一千年前的汴京，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经济繁荣程度，都能在当时的世界大城市中排进前三。其夜市之繁华，即使与今天的诸多城市夜市相比，也毫不逊色。

那么，汴京的夜市，到底有多繁华？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人穿越到北宋时的汴京，一定会被当时的热闹景象所震惊，进而像刘后主那样乐不思蜀。

繁华的夜市

说到汴京的繁华，需要先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节出城上坟祭祖，是北宋的风俗，也是群众性郊游的好日子。这一天，“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节外出游玩，感慨于此，就用画笔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该图主要描绘的是汴京城沿汴河到东水门的街市和虹桥的桥市景象。上海世博会期间，此畫是中国馆的镇馆之物，运用现代电子和光学技术，让画中各色人等动了起来，北宋汴京城的繁华气息扑面而来。

不过，《清明上河图》所描述的，还只是当时市郊的景象。市中心的繁华，比图中景象更甚。北宋时的汴京城，以皇宫为中心，主要有八条大街，即南面御街、东面御街、西面御街、北面御街、宫城宣德门前大街、宫城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和相国寺东门大街。其中，以北面御街，即潘楼街、马行街和新封丘门大街最为繁华。当时的人们，喜欢在夜间于酒楼、茶坊约会亲友，或举行宴会，夜游吃茶，常常寻欢作乐到深夜。许多大酒楼和茶坊几乎都是通宵营业，夜市由此兴起。

最为著名的，当属相国寺附近的州桥和马行街两处。

州桥和马行的夜市，之所以出名，首先在于商业规模大。从州桥往南到朱雀门，一直到龙津桥，夜市有数里地之长。州桥夜市美味飘香，各种食物令人驻足，各种煎炒、蒸煮、凉拌、炖熬的食物香气扑鼻，吸引众多食客前来品尝。沿街两边出售有水饭、肉干、獾肉、野狐肉、风干鸡、鸡肾碎等，朱雀门则主要卖现做的羊白肠、加工过的腌鱼、姜豉等。夏天此处售卖麻腐、鸡皮麻饮、沙糖冰雪冷丸子、药木瓜等，全部用梅红色盒子盛装。冬天卖的有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之类，统称杂嚼。

朱雀门到龙津桥，已经离宫城较远，处于市郊了，所以州桥夜市的特点是大规模的酒楼较少，沿街特色小吃店、流动餐饮摊贩（类似我们今天的大排档）比较多，比如当时城中著名的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郑家油饼以及张家油饼、王家乳酪等，都在州桥以南到龙津桥这条线上。

马行的街市比州桥更长，从马行街向北，往外城新封丘门方向，绵延十多里，两边坊巷院落，纵横万数，处处拥门，布满了各色茶坊、酒店、勾肆饮食等店面。这等规模的商业大街，即使放到今天的大都市，也毫不逊色。此处离皇城较近，紧挨着离宫城最近、最为繁华的潘楼街，所以大规模的酒楼较多，当时著名的庄楼、杨楼以及小货行时楼都在这条街上，故而其夜市比州桥更盛百倍，车马充塞拥挤，几乎无法立足。据说，汴京四条御街中，夏天时只有马行街上没有蚊子，因为这里的夜市酒楼太多，油烛烟焰冲天，连蚊子都无法停留。

即使在更为偏远僻静的地方，马行街的夜市一样红火，提供的食物种类有烧烤的蔬菜包子、夹脊猪肉烧饼、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甚至寒冬腊月的风雪阴雨天气，夜市也不曾关闭，主要卖些红绿冰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饧、奇豆、鹅梨、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冷饮热食。可以看出，支撑起汴京繁华夜市的，主要是餐饮业，这也是当时汴京最为发达的行业。各色酒店遍布汴京的大街小巷，大型酒店有72家，叫做正店。小酒店难以计数，称作脚店。由于饭店众多，当时很多市民往往并不自己买菜做饭，到饭店来解决一日三餐。

汴京夜市的另一个特点是营业时间长。绝大部分酒楼、排挡都营业到三更天才歇息。即使到了三更，街上还有提着瓶子叫卖茶水的，为夜归的人们提供一杯热茶。更不可思议的是，不到五更天，路边就又有人摆出早点摊，早起的吃货们可以享受到灌肺、炒肺以及稀饭点心。所以只要你需要，在汴京24小时内都能吃到冷热熟食。

第三个特点是种类多、范围广。汴京城饮食花色品种很多，按食品特点可分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按食品种类又有从食店、羹店、瓠羹店、馄饨店、饼店以及菜面、卖随饭的店。汴京城人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卷2的“饮食果子”篇里，仅就“茶饭”一项就列出了百味羹、三脆羹、沙鱼两熟、羊头签、荔枝腰子等近50种，且随点随做，不会有食材缺乏。

不过，光有吃吃喝喝，似乎还不足以撑起繁华二字。汴京城晚间的娱乐活动也不少。酒足饭饱后，有人相约去勾栏听戏。勾栏是一种类似于今天大剧院的场所。以勾栏为中心构成的集市，叫做瓦子。汴京最大的瓦子叫桑家瓦子，在潘楼街附近，内有大小勾栏50余座，能同时容纳千余人。瓦子里除了唱戏听戏的，也有不少趁机做小买卖的，如卖药、占卦、叫卖旧衣、买卖饮食、剪纸花等等。人在里面消费，根本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一些茶坊，则在夜间变身赌场，比较出名的是位于潘楼街以东十字大街上的“从行里角茶坊”，一般都是从五更赌到天明，美其名日“博易买卖”，又称“鬼市子”。这种赌博以铜钱为赌具，按钱上的字幕定输赢，为官方所禁止。北宋只在元旦、冬至和寒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