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

明朝的皇帝，曾经用丝绸作手纸。每供御用之物，即便弃掷。明孝宗时，有一个宫人把皇帝便后丢掉的丝绸收集起来，洗干净，缝了一块门帘。后来，皇帝知道了门帘的来历，感觉用丝绸作“手纸”太奢侈了，责令地方停止进贡，改用纸张。没想到，很多养蚕的农民因此而失业。皇帝只好又下旨恢复进贡，继续用丝绸作手纸。

起初，我似乎相信了“很多养蚕的农民因此而失业”。可是转而一想，养蚕织绸除了用作手纸，不是还可以用作普天下之人的床上用品和身上的穿着吗？那个用度可比皇帝的丝绸“手紙”大着哩！即便与市场对接有点问题，这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由此，我始疑窦丛生，我甚至怀疑明孝宗遭到了从地方官到宫中人物建立的一条黑色利益链的“绑架”。可不是？对地方官而言，不再进贡丝绸“手纸”，意味着自己断了“攀龙附风”之路，断了打造“政绩”之路，只有想方设法恢复丝绸“手纸”的进贡，方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何况，还能意外博得养蚕农民的“口碑”；对于宫中人亦即皇帝的身边人而言，丝绸“手纸”与纸张“手纸”相比，毕竟丝绸“手纸”的“肉头”要肥厚得多，自然，从中抽“油水”的空间也大得多，竭力怂恿皇帝恢复丝绸“手纸”的进贡，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在上下勾结、沆瀣一气里，皇帝又怎不被“挟持”呢？

我总以为，“很多养蚕的农民因此而失业”，该是个伪命题。这种类似的伪命题过去存在，现在亦有，将来也还会发生。对为官者而言，我们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摘自《解放日报》201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