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刑敏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四月，大清历史发生了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清政府从东北盛京（沈阳）一带，抽调1020名锡伯族官兵（连同家眷及一些自愿随行的亲友共约4000多人），迁移到新疆伊犁驻防屯垦。

说其小事，是相对于朝廷和中国历史战乱频仍，动辄千军万马地大调动、大征伐、大厮杀的血腥而言，千把军人的一次调动。本身再平常不过了。然而这件几乎是随机的“小事”，对这数千人而言，却是关乎他们生死存亡的终身大事，深刻而必然地左右了他们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与生存演绎史。且不说别的，在当时既无汽车火车更无飞机的条件下，让几千人离乡背井，从中国的最东北扶老携幼、全靠两条腿和牛牵马拉地长途跋涉逾万里迁往最西北，不说他们今后面对的是何等陌生而艰险的生存环境和战事考验，就是途中那千山万水、大漠戈壁和风刀霜剑，细想就足以让人胆寒。实际正如此，这支举世罕见的男女老幼军民混杂的长征队伍走到半途，就先后碰上大雪封山和阿尔泰山积雪融化，山洪泛滥等险阻，历时长达7个月，以致口粮净尽而三千多马、牛、驼也倒毙十之八九。管带协领阿木胡郎等一面咨文伊犁将军派人接济，一面带领兵民采集野菜充饥，重新前进。终于于1765年7月顽强抵达伊犁，胜利完成西迁的伟大历程。可歌可泣的是，尽管减员不少，这支奇特的远征隊还在一年零三个月（朝廷给他们的行期是三年>征途中，新添了300多个呱呱的新生命！这不能不说是锡伯民族史上的一大壮举。无怪他们从此诞生了一个独特的西迁节，年年纪念之。

更令我动客的是。当年清政府曾允诺这支队伍60年后可以迁回东北。实际却是，好几个60年过去了，清政在早已背弃承诺；而直到今天，这些人及其后人却忠诚于自己的职守，就此扎根于西北，两百多年，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没有一个人后退或逃过边界、逃回东北。那次迁移成了这一支锡伯人与故土、亲人和血脉之地的一次永诀f

曾雄踞中国北方近两百年的北魏拓跋鲜卑后裔锡伯人，虽然作出了巨大牺牲，却用事实证明了当初乾隆帝不远万里选调他们的决策有其正确性。或许乾隆正是料到，这个民族不仅晓勇善射，更有对国家和使命的绝对忠诚与铁血意志。而且，如果没有那次气壮山河的西迁，锡伯的民族和文化，会否也如今天的满族人一样，几乎完全汉化呢？

（摘自《扬子晚报》201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