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印红 卢楚楚

社区是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的建立在富有情感的自然意志与心理认同之上的社会群体生活共同体，其进入国家治理视野渐成为落实公共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是联系个体、疏通情感、稳定社会的基本单元。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乡土社会”到“城乡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社区面临个体参与社区事务积极性不高，整体粘结度下降，总体治理资源短缺等叠加难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区治理问题，他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向基层下移，“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社区自身治理需求与党政引领的双向作用下，社区治理模式不断进行制度性变革和方式方法的探索。“三治融合、技术治理、智慧社区、网格化、党建引领”等社区治理创新层出不穷。事实证明，这些在社区治理中的方式方法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回应了中国转型期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问题。

但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价值并未得到应有重视。中国传统村落里，集市、麦场、祠堂等都兼具公共空间的作用，乡村成员能够在此沟通，缓解焦虑、凝聚共识、促进信任。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房地产产权市场化改革，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机会成本增加。尽管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但学术界并未充分挖掘其治理价值，社区公共空间更多作为结构性建筑实体和办公空间存在。事实上，它不仅仅作为一个物理概念而存在，更是城市居民情感互动、文化生产和关系建构的载体，是富含信息与情感要素的意象空间与生产空间，人们在此空间中学习、娱乐、议事、闲话。在频繁的互动中，社区公众的文化、关系和情感等生产机制被激活，其产出成果在提升公民自身文化素养、弥合和缝补居民间疏离感、重构邻里信任、维护社区和谐稳定方面意义重大。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治理视角下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关系和情感三种生产机制如何作用于社区，实现社区良治的。

青岛市j街道在对社区内部资源进行挖掘、整合的基础上，打造“党政引领，公益组织参与，第三方企业入驻”的社区公共空间，构建新型社区居民活动中心。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投入使用后，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随即展开，文化生产、关系生产与情感生产三重机制被激活，并相互耦合相互激励，社区居民不断地被吸纳其中，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进行着文化的凝聚、关系的重建、情感的交流，重塑了社区人际关系，为社区治理提供了空间生产的新视角。如何推动社区公共空间由仪式性的建筑结构向深层次的治理工具转型？社区公共空间内的生产机制的实践逻辑何在？本文立足青岛市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的经验，力图剖析社区公共空间内部的生产机制，以期对以上的问题进行探讨。

国外学术界对公共空间的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物质形态研究、人文属性研究、多元化综合研究三个阶段。“物质形态研究”阶段起始于18世纪，此时以英国、法国、美国等为代表的各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学术界开始探索新的城市规划理论，社区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对象进入到各学科研究者的视野。在城市化重建的初期，法国建筑学家柯布西耶提出了“现代城市”的概念，其中蕴含着公共空间建设的雏形。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佩里提出了建设“邻里单元”的构想，“邻里单元”理论综合性地考虑到了多元化环境对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影响，也为日后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人文属性研究”受到20世纪50年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扬·盖尔就市民活动对城市建设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剖析，强调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当预留“公共空间”以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功能，并且通过完善空间内的基础设施以吸引更多的居民进入到该空间中休息、娱乐或者交往。同期，大卫·哈维也提到了城市化、空间以及社会正义等概念，将城市与人的关系引入空间理论。除此之外，亨利·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进一步对“公共空间”与人类关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倘若对社会与人类学进行研究，就必然绕不开对公共空间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对于公共空间的探索开始倾向于实证研究。罗(low，2000)通过对圣何塞的两座广场进行对比，提出了公共空间建设所应有的构造。艾米(amin，2008)则打破了公园、图书馆、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的文化定位与政治定位之间的隔绝，将传统的空间概念与高度抽象的人文主义联系起来，充实了后人文主义观。然而这些研究依旧侧重于建筑规划领域。19世纪中叶，哈贝马斯(habermas，1962)从政治学上将公共场域界定为“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布迪厄(bourdieu，1992)则从社会学角度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这些研究虽然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人文领域，却局限于国外传统人文、宗教影响下的社会情境，此情境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以“关系”“面子”为底色的、广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情境明显不同。“公共空间”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事实上，中国广大地区已经有“公共空间”的形态存在，例如聚集了不同人群的开放性茶馆、图书馆、广场、街角等。在茶馆之类的自发性公共空间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反映了部分民众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规律性表现，为观察民众的社会心理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窗口。近些年，在公共空间物理属性之外，其社会性意义也逐步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公共空间是社会“公共性”的发源地，“公共性”被看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且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支撑性条件之一。公共空间里的经历和互动可以在居民之间建立联系与共享机制，而由此产生的印象有助于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弥合代沟，对于公共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

国内最早的公共空间研究多集中于乡村，传统村落中的祠堂、集市、打麦场、水井等都可以看做是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空间。乡村庙会仪式具有“公共仪式”的内涵，能够形成亲族血缘关系之外的公共社会制度，乡村水井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形态在维持乡村秩序、形成乡村文化、改善村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开始步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公共空间作为仪式性、功能性的活动场所而存在，具有加强社会互动与交往的社会性作用。社区公共空间为各方利益代表提供了交流平台，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生产，从而推动政治共识的达成。然而当前城市社区依旧存在空间活力不足以及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公共空间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尚未得到足够的学术挖掘。

既往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公共空间的社会性意义，然而研究者大多关注点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空间的使用与作用发挥上，忽视了公共空间内部的生产性，未能揭示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些机制的产出产生的社会治理价值，本文拟在此有所开拓。

b社区位于青岛市崂山区东部，隶属j 街道，辖区面积28万平方公里，是一个集“村改居”社区、城市社区、新建小区为一体的新型街区。b社区为进一步推动社区服务，在社区原有党群活动中心的基础上提出打造居民活动中心，作为面向街道全部居民提供服务的大型室内公共空间。本文所界定的公共空间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多功能室内活动空间。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整体面积约1600平方米，包含舞乐室、中医保健室、欣悦图书馆、烘焙室、便民理发室等10多个室内开放性空间，此空间面向j街道11个社区居民开放，j街道下辖社区居民均可自由使用该空间，并可免费享受空间内部的项目设施，参与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

本文选择青岛市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作为观察对象，是基于b社区公共空间使用取成果的已验证性。b社区的居民构成和周遭环境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多数社区具有形态的相似性、普遍的代表性。b社区的人员构成既包括本地人口，也包括外地新流入人口，居民构成相对复杂多样，在成立之初存在居委会行政化、居民原子化、共同体溶解的趋向。然而，该社区通过公共空间的建设，在空间生产与和谐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集体活动开展频次上升、参与活动人次逐渐增多，社区内自发形成的文艺团体多次在市级比赛中获奖，社区矛盾大幅减少，社区工作开展愈发顺利，多次获得街道以及市区政府表彰，被评选为“山东省绿色社区”“区级文明社区”“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年度先进社区委员活动工作室”等，其社区公共空间更被青岛市多家高校认定为“大学生志愿服务基地”与实训基地。b社区的治理经验能够为其他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和利用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采用实地调研与非结构性访谈方法，与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的多名工作人员、入驻商家以及社区居民进行了深入交流，以挖掘公共空间内部的生产机制对社区秩序的作用逻辑，探寻社区治理的“公共空间”新路径。

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作一切物质运动的根本条件，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在一定的空间内完成。空间并非纯粹静止的物质容器，而是蕴含着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社会发展产物，不仅空间内部的物质具有生产能力，空间本身亦能够生产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并作用于人的行动、满足人的需求。基于此，本文认为空间的生产机制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个人的行为特征息息相关，而现代社区公共空间至少蕴含了三重生产机制：文化生产、关系生产、情感生产。这三重生产机制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激发、相互耦合，在生产过程中呈现螺旋状态。

社会学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聚焦于资本以及政治力量对空间建设的影响，将空间内的生产看作是受到资本积累的作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然而这种认知忽视了空间生产机制中文化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作用，事实上，社区居民才是公共空间文化生产的主体。文化生产并不抽象，在社区公共空间内发生的一切与文化符号意义相关的行为和活动都与文化生产机制相联系。b社区通过挖掘社区文化资源、组织开展文化活动，将社区居民吸纳到文化生产过程中来，这种由民众“型构的文化环境可以将社会成员的个体意志整合为公众意志”，其产出具有哈贝马斯所言的超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公共价值。

社区居民活动空间内的文化生产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其自成逻辑。其一，空间文化生产吸纳了多方主体共同参与。b社区居委会作为引领人不断发掘散落于街道内外的文艺爱好者和文化传承人，并依托这些骨干打造了一批文化组织。2018年成立的梦想歌舞团是b社区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文艺团体，其在社区党支部的牵头与社区文艺骨干的倡导下由社区内部艺术从业者与业余歌舞爱好者混合组成，并且与专业文艺机构青岛金孔雀民族歌舞艺术团进行了多次合作交流。同时，b社区通过引入第三方社会机构和专业服务人员，组织开展文化交流、文艺座谈等，挖掘一批文化能人、优秀乡贤、热心公益组织成员等，建立社区文化人才库，丰富和充实社区文化生产机制的参与者。其二，b社区定期举办文娱活动。文化生产机制的运作离不开文化载体，b社区在公共空间每周定期举办“音乐课堂”“沙盘模拟”“剪纸文艺教学”等文化活动，吸引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其中。通常情况况下，闲赋在家的老年人是这里的常客，而节假日举办的活动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娱活动不再被看做是传统意义上的消遣娱乐，而被视为文化生产机制运转的契机与载体，是促使文化生产机制良性运作的“润滑剂”。其三，空间内的文化生产机制存在可遵循的程序。虽然活动空间内的活动团体大多是民间团体，但是他们依旧拥有着明确的团队规章并保持着规律的训练频次。以夕阳歌舞团为例，其训练周期为每周的周三与周六，歌舞团团长会提前一天在活动空间官方平台上进行训练室预约以保证训练的有序与高效。这些团体曾多次参加市区级比赛并且在政府官方活动上登台表演。不同的活动团体依据自身文化品类的不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符号并使之成为团队组织的共同信仰：国画书法团队始终贯彻一个“静”字，推崇修身养性，而舞蹈团体则更加生动热烈，以“朝气蓬勃”为核心。这些文化符号“已融入人们的具体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生活逻辑和生活规范”。

“关系”通常是指人际关系，即在人与人的交往或联系过程产生的能够对双方参与者或者多方参与者发生作用的一种“心理连接”。在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是由天命观、家族主义以及儒家传统伦理三大基石构筑而成的。天命观在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命中注定”的“缘分”；家族是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关系联结；儒家传统伦理则为关系注入了秩序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建构和变迁受“关系”影响深远，新时期的社区治理仍需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关注“关系”生产，以探求中国社会人际互动中关系生产的逻辑。

“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为个体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更是经济、政治行为的嵌入窗口。社区作为家庭单位的集合体，血缘关系无疑是基础性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越摊越薄。反观社会关系相比于血缘关系的单一结构，其呈现出立体的、网状的复杂结构性特征。在b社区公共空间利用的过程中，三种社会关系生产在此展开：一是交换型(市场型)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生产符合市场交换的规律，以利益为纽带。b社区居民互动中心作为街道综合性公共服务空间，通过第三方商户引入便民理发室、中医保健馆等作为公共空间内的商业机构。活动中心内的理发室、保健馆因为地理位置设在社区的原因，想要争取更多的客户，需要建立声誉机制，所以价位低、服务好，成了街道居民的首选。社区公共空间的硬件建设得到了街道的资金支持，入驻的商家也经过了街道的资质认证，持有官方背书，在与居民的多次交易中逐渐积累自身信誉度，“多次交易的满意会使买卖双方产生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期望, 并将这种期望转换为实际行动来表达”。基于声誉谋求长期收益的入驻商家积攒了大量回头客，而社区居民也认同其服务的性价比与质量。二是互助型社会关系。b社区作为一个城市社区，社区居民结构复杂，相对陌生的人们长期遵循“独来独往”“关起门来干自己的事”的行为逻辑。活动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开放空间，倡导集体行动和团队精神，传承互帮互助、济危扶困、尊老爱幼的儒家文化传统，随着居民之间的熟络程度增加，社区中的邻里关系逐步产生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独有的地缘乡缘邻缘情感，居民纷纷愿意为邻居“搭一把手”，在遇到困难时也乐意向社邻请求帮助，居民在新社会关系的生产中注入了熟人之间才有的信任和温情因素。远亲不如近邻，社区公共空间的建立重塑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b社区的邻里关系也在你来我往的互助行为中得以拉近。三是共同爱好型社会关系生产。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将公共空间按照不同的主题划分为不同区域，社区居民选择符合自己兴趣定位的空间，结识具有共同话题的人群。如b社区每周举办的糕点培训活动吸引来大量拥有家庭的年轻母亲，其话题大多围绕烘焙和育儿展开，并自行建立了微信群进行信息共享。而剪纸活动则吸引了一批老人和对传统技艺抱有兴趣的孩童，孩童的父母们则在公共空间的卡座位置或坐或站的闲聊，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或是讨论时事热点。此乃公共空间的周末日常，工作日的下午可能呈现另外一番不一样的景象。但不管怎么样，公共空间提供了一种见面熟识的平台，居民在此交换热点信息、生活故事、养老育儿经验等，以至于交换情感，成为朋友，相互帮助，社会关系由此衍生。

关系生产激发了人类感情以及物化责任。科技与经济的进步并不能消弭个人对社会性的向往，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居民内心的孤独感与心理失衡，这一切会强化居民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希望借此来进行情绪交流和自我实现。社会关系“是每一个社会人内在最紧迫的需求, 是社会形成最佳合力的基本前提”。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的存在使居民跳脱出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压抑，在各种文体活动交流中释放自我，通过业余爱好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新路径。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的初衷是夯实社区治理基础，其作为一个公共活动空间，第一要义是具有平等性。在这个空间内，工作人员与居民都是平等进入、平等参与、平等互动的，是“反阶级性”的，居民与工作人员的接触变得密切，干群关系更加融洽，由原先冰冷的“管理—被管理”的关系逐渐变为平等融洽的“朋友”关系。当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居民看待社区治理的视角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将街道工作人员视作“自己人”，以“兄弟姐妹”称呼，乐于与他们互动，也乐于表达参与意愿和社区建设意见。街道工作人员面对这些熟络的“兄弟姐妹”，也愈发尊重和重视居民的建议，居民对各项政策的接受度与配合度随之上升，街道在减少管理成本的同时，融洽了政府与居民的关系。

公共空间不仅形塑着社区景观，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社区居民文明意识和情感联系。首先，社区公共空间为情感生产提供了空间要件，社区居民聚集到同一场所内形成的互动是情感生产机制运行的基础。“情感的养成和表达，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则，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实践予以强化”。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有足够大且分区的场地，没有时空和经济约束，性价比极高的兴趣活动、亲子活动和特色培训活动吸引了很多居民到此“凑热闹”， 原子化的个体通过公共空间转化变成社群中的一分子。其次，高度自主、开放的社区居民活动中心为个人的情感生产和情感交流提供了“交换机”。情感不是个人的独立性活动，在互动中生产，在互动中升华。公共空间是信息中心，汇聚了各类信息流、情感流，在这里被选择性加工，再输出回到到个体或者家庭中，因为公共空间中的群体的特点：平等性、自主性、包容性，消极的、负面的、极端的不良情绪在情感再生产过程中被剥离，消解了“不同”，引导了“共同”，积极地、温暖的、关爱性的情感被强化。

情感不仅能够作为个人的情绪、感觉状态而存在, 也能够作为规则、秩序和制度而存在，型塑“微观社会秩序”。公共空间内的情感生产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治理方式而存在，弥补正式治理方式的缺陷。通常而言，法律、制度和技术治理是理性的、冷漠的、强制性的，而情感治理是温和的、渐进的、有温度的，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居民的态度，提升居民对政策的接受度，提高政策落实效率。

一方面，情感产出能够有效柔化刚性科层制度，为社区治理赋予充分的韧性和弹性，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b社区公共空间打破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将社区工作与日常互动结合起来，社区工作人员在唠家常、组队合作的过程中传达政策信息，实现了工作人员与邻里好友的双重身份融合，极大程度上弱化了社区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情感产出充当社区治理中的润滑剂和调节器,具有和睦邻里的重要作用。b社区曾因为广场舞大妈与球队争占广场一事爆发过激烈的冲突，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不得不由社区出面进行调节。然而广场作为公共资源，社区难以确定双方谁对谁错，强制调节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使社区关系变得紧张。社区公共空间利用之后，由于熟人效应、情感互动使得双方理解和宽让，矛盾双方均主动做出退让，使情感治理拓展了社区治理的边界。社区居民不再将社区治理视作冷冰冰的单方面的制度行为，开始主动接纳并参与社区治理，社区治理在情感与制度之间有效取得了平衡。

人们的关系、情感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互动中得以萌发和升华，传统村庄孕育了血缘、宗亲、乡邻等社会关系，也孕育了“忠孝、仁义、礼信”等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村庄就像一个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大舞台，除了物质生产之外，人们“喜怒哀乐”的日常行动在舞台上尽情展示，熟人社会由此而生。可以说村庄这一公共空间是熟人社会形成的基础条件。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社区成为最基础的社会治理单元，但社区未能完全具备或替代村庄的公共空间属性，随着个体原子化、房地产权化、居民婚丧嫁娶大事市场化，社区愈发缺乏公共空间性质。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承载了所在社区居民公共生活的需要，场地虽小，但是治理效果显著。因为它是居民公共生活的新起点，依托于此，不仅消除了居民之间的隔阂，化解了邻里矛盾，而且促进了社区内文化生产、情感互通，对于构建新时期基于熟人间的和谐社区治理关系，推动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创新，为我国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借鉴思路。

本文认为，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能够转化为社区治理的效能，为社区稳定提供基础保障。第一，社区公共空间生产过程和结果能够推动公共意识的形成。这些公共意识表现在：居民构建并维护地缘认同，形成并自觉维护社区共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则，构建围绕积累存储“面子”机制为核心的信任机制等。公共性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公共空间的运行是开放的、互动的、平等的、自主的，组织者、参与者、活动形式，甚至是规则都能够在互动中慢慢形成惯例，以轻松、平等、缓慢的日常塑造公共生活，在公共生活的互动中，逐渐建构起“利益共同体、意义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第二，社区公共空间内的生产参与调动了居民活动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居民在市场体系与私人空间的生产中，都具有社会赋予的身份标签，如“领导”“工程师”“医生”“父母”“子女”等，其行为往往被嵌制于身份框架之中，很多的生产活动往往是身份约束下的“不得不为”。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参与完全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且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的活动类型与层次的丰富性，使得社区公共空间生产突破身份标签限制，真正从自身需要出发，能够有效激发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自主性，提升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第三，公共空间内的生产成果弥补了市场生产成果的非物质性精神产出。市场交易的基础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市场体系下的物质和劳务生产的结果产权相对清晰。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基于人口红利，充分重视物质产品生产，解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人类社会不仅仅有物质生产，而且还有人自身的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社区公共空间恰恰在弥补市场体系生产的不足，生产成果更多的是建立在情感释放与精神追求基础上的“人的解放”的诉求旨归，剪纸、书法、舞蹈等文化产品与延伸的社会关系建构。舞友、书友、棋友等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的互动中，满足了社区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对建设社区共同体，实现社区和谐产生了治理效能。

本研究立足于在青岛市b社区居民活动中心的空间利用，聚焦于公共空间内部的三重生产机制，对公共空间内文化、关系以及情感生产机制进行了挖掘，并将三重生产机制过程和结果与社区治理进行了勾连，确认了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效果，为将来社区建设中，预留公共空间并充分发挥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价值提供了案例经验。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基于单个社区整体性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建设具有异质性。故而本文作为探索性的发现或许是合适的，但如果将社区公共空间作为社区治理工具，其普适性和推广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数据积累、资料支撑和学术探究。在未来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和使用中，以公共空间凝聚共识、重塑社区公共性是社区治理的一剂良方。亦需明确社区有异质性，社区公共空间亦不能脸谱化建设，社区公共空间的利用与生产需要根据社区的不同类型、不同时序、不同问题进行针对性建设。同时，社区公共空间生产是多元主体的集体性活动，核心在于公共空间内不同主体的平等协同参与，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诉求、推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价值，这仍需进一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民主法治精神进行深入思考和针对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