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军 曹 赟

“麦克卢汉曾言‘一种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这句话最好地描述了媒介之间的新与旧的关系，强调媒介之间的关联、转译和融合。”媒介考古学有意避开新兴媒介，反其道而行之，探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信息传递发挥过很大作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某些作用逐渐被取代从而失去价值的“旧”媒介。挖掘被遗忘的线索，重估其存在的价值，拓展媒介的发展空间。“媒介考古学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科为边界。它从未囿于内部讨论，而是与其他学科及理论持续融合，博采众长，不断演进。这既是一种以陌生而崭新的视角去复原和审视那些古旧的事物，也是去寻找旧物之中那些新颖而另类的异质性存在，同时还体现为一种新旧交迭、循环往复的时间意识。”农村大喇叭就是重要的例证。

农村大喇叭在其历史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政府，党和国家都极为重视农村大喇叭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功能，始终将大喇叭视为团结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媒介手段。”传统的传播手段如百姓宣讲、农村大喇叭等都作为基层传播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很大作用，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貌似即将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又在特殊时期再次发挥作用，展现效力。“作为乡村媒介和声音媒介的交叉，农村大喇叭在疫情防控期间显示出强大的动员和传播效能，无论是农村地区的线下还是互联网的线上，它都具有极高的出镜率。”本文重点考察农村大喇叭出现的原因、发展窘境，及疫情防控中的价值重现，从媒介考古学视角来看农村喇叭对于政治传播的作用并取长补短，使新旧媒介之间进行联动与融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各地区农村经济落后且文化差异较大，接受政治信息效率不一。农村人口基数大、变动小，村内居民熟识度高，给农村大喇叭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同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低，使农村大喇叭成为信息传播的有力工具。大喇叭投入经济较少、村内覆盖面广，政治信息传播时多由村内意见领袖使用方言进行扩散，具有心理接近性及人情味。大众传播方式与人际传播方式相交织，有利于政治信息被民众所接受。多重原因促使大喇叭在农村地区广泛投入使用。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靠田地生存决定了农民流动性较低，细化区域进行管理也使区域内人员变动较小。农村人口较为固定，村内居民相同的文化背景等使大众传播的方式在一定区域内效果较为明显。同时农村的熟人社会网使“意见领袖”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1.农村地区的地理与社会属性

农村区域内人员变动较小。中国自古以来的管理都是按照区域来划分，使区域内公民较为稳定地生活在管辖的地界之内。按照户籍进行管理，公民都有相对稳定的住址，流动性较小。以县、镇、村等细化管理，层级式的管理形式使村级管理对象明确。区域内人员流动性弱。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安土重迁的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及分田制使得农民较为安定，都是以群体形式生活在固定领域，流动性很弱。

区域内居民熟识度高。中国是人情社会，村内居民成长环境差异性小，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对于信息接受程度差异性小，水平相似。在中国，由于地域的不同，各地之间的文化、思想传统等都有较大差异，文化思想传承致使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思维方式等。在同一区域内，农民由于长期受当地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较为相似的价值观。对于管理者来说，由于各村落之间具有差异，统一的传播形式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纸，统一印刷内容、传播政治思想,但隶属于不同村落的居民接受能力的差异使报纸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各地文化差异使地方意见领袖发挥作用空间大。村支书、村长等村内管理者由村民自己投票选举产生，对于村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村级干部，民众认同度较高。村内的意见领袖通常是村内德高望重之人，他们有较大话语权。他们与村民朝夕相处，是村民较为熟悉之人，具有当地的口音及乡土气息，传递的信息更具有可信度，容易让村民接受。同时村支书等意见领袖对于村内居民信息较为熟识，了解当地村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思想等信息，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传播对策，高效传播。农村各地文化具有很大差异，急需一种媒介为各地传递政治信息和国家政策，为全国统一思想奠定基础。

2.中国农村的精神生活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经济条件有限，很难通过大众媒介获取有效政治信息，很难享受精神文化项目。农村大喇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政策宣传、信息传播、娱乐服务等功能，是沟通信息的重要桥梁，是了解农村村务的重要渠道”。

村民文化程度有限，大喇叭助力完成政治信息及政策传达的“最后一公里”落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普遍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的较为私密的传播媒介。报纸等政治信息的传播媒介因农民识字率不高在农村中的传播显得苍白无力，传播效果较差。与实际结合，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且在家里具有接受政治信息能力的民众有较重的家庭责任，农民依靠田地生存和养活一家老小，每天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束缚，没有充足的经济条件、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政治信息。“由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等原因，政策落实的具体时间及方式有所差别，政策只靠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解读与宣传就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因地制宜，农村大喇叭成为各地方政策落地的有效工具。”

农村娱乐项目少，大喇叭传递的信息丰富了农民业余生活、开阔了其眼界。大喇叭的使用让村民不需投入经费和时间，而是在工作、劳动过程中享受广播。通过农村大喇叭，让广大农民了解和学习国家政策、制度、法律法规、政治信息等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素养、增强了法律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很少有机会能够走出山村去感受与了解外面的世界，思想较狭隘。农村大喇叭是农村地区接受政治信息、学习科学技术、了解市场动态的一扇窗户，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接收到各种信息、政策及知识，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同时农村大喇叭具有强制收听的特点，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丰富了农民业余生活。大喇叭一响，活跃村内氛围，村民不但能够接收外部信息、学习知识，同时能愉悦身心，有了精神寄托。依靠农村大喇叭丰富了村民业余生活、提高了村民文明程度、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3. 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信息技术水平较低，大喇叭的出现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形势。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优势，信息技术发展速度加快，内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信息技术得不到支持，城乡差距大，大喇叭的使用有利于弥合信息鸿沟，缩小城乡差距。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主要力量用来发展重工业，信息技术发展缓慢。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需要建立在经济发展、国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之上。当时经济较为落后，民众基本的温饱都还是问题，国家急需解决的是国民生计问题。因此，国家把主要力量用来发展重工业，制定的政策也向支持重工业倾斜，发展重心放在工业上，信息技术发展缓慢。农村大喇叭安装及使用不需要过高技术水平及专业技能，投入成本小。同时大喇叭在村庄范围内的号召作用显著，有利于召集村内居民响应国家政策，集民众之力发展重工业。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后，城市信息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农村信息技术发展速度缓慢，信息技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加大。中西部信息技术发展整体跟不上沿海地区步伐。沿海地区借助地理位置的便利享受国家政策、引进信息技术、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使信息的价值愈发突显，信息技术在沿海地区有了较大提升。而农村大部分地处内陆，经济欠发达，居民社会关系简单，对于社会、经济信息资源需求不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农民离开村落进城谋生。村内村外交集越来越多，对于外部世界信息的需求也随之愈发强烈。农村大喇叭对于经济信息的传播与解析利于村民了解政治信息及经济信息，利用好国家政策谋求发展。同时信息的流通为缩小城乡差距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地区信息闭塞、政治信息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逐渐暴露，而大喇叭具有在村内强制性收听且覆盖面广、传播信息时使用方言具有人情味、投入经济较少等优势，可以弥补报纸等大众媒介政治信息传播的不足，因而在农村地区投入使用并推广。

1.大喇叭在村内被强制性收听，覆盖面广且动员效果显著

农村大喇叭一般设置于村委会当中，由村支书、村长等村干部进行协商管理。一个村的地域范围相对较小，大喇叭可以在村范围内同一时间进行政治信息的传播与解读。一旦有新的信息需要传达给村民，村领导就会在第一时间打开大喇叭。喇叭一响，村内居民无论是在劳作还是休息，都会被动接收来自大喇叭的信息。虽然村民不具有接收信息的主动性，属于是强制性收听，但由于农村经济欠发达、生活节奏慢、娱乐方式少等因素，大喇叭的大众传播方式也具有较好的效果。在农村，信息传播表面上是一种无序状态，但其背后是依赖关系网进行传播，动员效果明显。村民在同一时间内接受信息，可以在村范围内进行讨论交流。大喇叭在一定范围之中进行着社群传播，关系网将社群传播与人际传播相连接，在通过社群传播进行政治信息传递的同时，村民之间的人际传播促使民众之间自行进行信息的消化，减少后续工作任务。

2.多使用方言传播，具有心理接近性及人情味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电报、收音机、电视等。报纸以文字形式对政治信息、国家方针政策进行编码。文字具有隐喻意义，需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农民文化程度有限，对报纸中的信息进行解码难度大，不适合利用报纸对其进行政治信息传递。电报需专业技能，门槛更高，且多用于军事，民用较少。收音机、电视机等需投入的经济费用较高，当时普及率低。而大喇叭多由村干部等意见领袖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传播。意见领袖同属村内居民，与其他被传播者长期生活在一起，因其身份的特殊性所传递的内容易被其他居民接受。意见领袖将政策、文件等政治信息加工转化，使用易被当地村民接受的方式进行二次传播。方言的使用让居民有心理的接近性，产生熟悉感，在心理及情感上拉进传播者与被传播者之间的距离，更利于政治信息的传播与接受。

3.农村大喇叭投入成本较低

信息传播中，大喇叭在精力、技术、经济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相对于报纸需要通过采集信息、加工、生成信息、版面设计、编辑、印刷等多个环节，需要投入精力大，大喇叭一村一设，打开即可使用。大喇叭不像报纸需要接受者投入相对较高的专注度，它调动的是民众的耳朵，只需民众在劳作之时当作休闲娱乐，不占用专门的时间，直接使用者及信息接受者需要投入的精力都较小。相对于电报，使用者及接受者都需要有极高的专业技能，大喇叭在安装和后续的使用过程中，技术含量较低，易操作。相对于电话一对一传播，告知范围小，传播信息时投入经济成本较高，大喇叭村内设置，少对多传播，喇叭一响所传递的信息立即会在村内流通，信息传播经济成本低。

农村大喇叭具有时代性，但目前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大喇叭是1949年以后国家和农民之间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整合媒介。尤其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作为一种极具传播力和渗透力的政治媒介，大喇叭成为乡村社会的‘神经系统’，发挥着宣传鼓动、组织动员、社会控制等多方面的政治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节奏的加快，“城镇化”“打工潮”使农村人口急剧减少，互联网及移动客户端挤压大喇叭的发展空间，农村大喇叭的政治作用逐渐式微。而在疫情防控中，农村管理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农村大喇叭以消弭信息鸿沟、提高信息透明度、传播方式接地气、兼顾信息传达和娱乐效果、反复宣传、提高村民重视程度等再次展示了其内在价值。

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形势转变和社会的转型，也使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农民与农村的控制范围缩小，控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引发“打工潮”。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影响了农村大喇叭的命运。

“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打工潮”使大喇叭受众流失。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使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沿海地区城镇化步伐加快，为农村经济发展引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促使中国工业化发展，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双手。同时生活成本提高、压力加大，务农无法解决农民一家人的生存需求。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实行压缩了农民在村内生活的空间。各种因素促使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涌向城市，“打工潮”兴起。20世纪90年代，农村大部分青壮年选择进城务工，农村出现大量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而青壮年正是进行政治引导、政策宣传的主要对象”，“打工潮”使其背井离乡，农村大喇叭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城镇化”使农民基数急剧减少，“新型工业化”及“打工潮”则使留守村内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这种农村社会的‘人口巨变’，使毛泽东时代几十万人同时收听‘大喇叭’广播的盛况成为绝响。”听众逐渐流失，农村大喇叭的衰落也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随着移动客户端的发展与应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的传播越来越个性化、私密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淡漠。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变为地球村，人与人之间靠着电子媒介进行沟通交流，人人都有麦克风成为共同追求。

从电视到互联网再到移动客户端，农村大喇叭逐渐被“取代”。娱乐方式增多，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加大，人们失去接受大众传播的意愿及耐性。电子技术及媒介的发展挤压了大喇叭的发展空间。20世纪80年代之后，电视等更具有传播力的大众媒介出现，这些新媒介相较农村大喇叭而言，在声音的基础上加入图片、视频、文字等多种传播符号，易于理解，信息解码门槛更低。新世纪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整合了电视及大喇叭的优势，信息传播兼具实时、海量、互动等优势，打破了地域限制，地球村成为可能。农民在互联网中不再只是单一的接受者，甚至也有机会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在网络世界中发声，提高政治信息接收的积极性。互联网弥补了大喇叭传播中的劣势，其传播功能逐渐将农村大喇叭的功能覆盖，使农村大喇叭的影响力大不如前。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使电子媒介及移动客户端迅速普及，相较于大喇叭的传播形式，移动客户端的优势在于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接受信息并进行反馈交流，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诚如知名主持人敬一丹所说：‘广播70年，最大的变化还有媒体环境的变化。我从1972年开始和话筒结缘到现在，广播曾经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媒体，但是在这几十年里，广播先后受到了两个大的冲击，先是电视，后是网络。新媒体对所有传统媒体都提出了那么多的问号和惊叹号。’”社会节奏加快，很难再要求公民在同一时间、地点汇集接受信息的传播，互联网的发展及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使农村大喇叭的传播显得无力，逐渐失去价值。

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使用，大喇叭所承担的诸多功能早已在电视和互联网的冲击下几乎被人遗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在农村管理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时，农村大喇叭又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农村大喇叭不仅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更因宣传方式接地气、“重复”宣传的思想动员效果在疫情防控中价值重现，农村大喇叭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大众媒介所不可比拟的。

消弭信息鸿沟，提高信息透明度。“‘知识鸿沟’理论认为，“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信息总量的增加，社会人口中经济地位较高者相比于较低者在信息获取的数量和效率上更多更快，因此两部分人口之间存在的‘知识鸿沟’表现出扩大而非缩小的趋势。”“一些研究者也进一步提出了‘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的概念。”农村与城市相比较而言，虽然经济有所发展，移动客户端普及率稳步提高，但村民文化程度有限、媒介素养有待提升，在海量的信息中难以快速识别有用、准确的信息。疫情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谣言更多，普通民众易在海量信息中迷失自我，反而更加焦虑紧张。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农村大喇叭以其“官方”“权威”的信息传播消弭数字鸿沟，消除村民恐惧。大喇叭是由村干部统一管理，其发布的信息具有权威性。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大喇叭通过“喊话”打破村内的寂静，不断给当地村民传送最新消息，提高信息透明度，使谣言不攻自破，让村民心中有底，稳定了人心。

传播方式接地气，兼顾信息传达和娱乐效果。农村大喇叭的受众较固定，主要为村内居民，大喇叭的使用者为村内干部，对于村中的风土人情较为了解，不存在文化差异。疫情防控期间，村干部利用大喇叭将官方统一的疫情信息进行加工，转化为当地村民容易接受理解的信息，提高了信息接收效率。村干部大多使用当地方言进行大喇叭喊话，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使疫情信息能够被理解、接受、记忆甚至再次传播。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方言差异较为明显。疫情期间各地不同版本的大喇叭喊话通过新媒体广泛传播，在传达疫情防控信息的同时具有娱乐效果。“只要还有一勺油，不往外头瞎转悠”；“其实病毒不可怕，就怕大家不听话”；“在家喝点儿小酒，也不出去乱走，宁可自己灌醉，也不出去聚会”；“宁可把脑袋睡扁，也不要出去冒险”……“土味喊话”拉近了受众之间的距离，听着得劲，心里暖。在疫情防控的同时极具娱乐效果，有效缓解了疫情之下民众紧张、焦虑的心理，引领民众团结起来共抗疫情。

反复宣传，提高村民重视程度。“‘反复’是指为使受众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加深其对于信息的印象，从而对于同一信息进行反复传播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传播策略。”相较于城镇而言，农村地区居民文化水平较低，防控意识较弱，而农村地区经济条件落后，医疗设施及水平有限，为疫情防控增加了难度。疫情之下村民都被困在家中，利用大喇叭进行反复宣传，村民虽是强制性收听但对于特殊时期信息传播极为有效。农村大喇叭对抗疫信息进行反复传播，提高了民众重视程度，不停传递相同信息加深了民众对严峻形势的认识，时刻提醒广大村民进行自我防护，是农村抗击疫情的重要一环。

农村大喇叭具有政治媒介属性，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农村大喇叭与中国农村政治紧密相连，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像1949年以后这样密切地与‘国家’政治关联在一起。”依靠农村大喇叭，将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相联接，调动并整合农村力量。农民在主动或被动地收听大喇叭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同时，将国家政策及战略内化为自身行动指南，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以媒介考古学视角看农村大喇叭，从中汲取政治传播的长处来完善中国政治传播方式。

农村大喇叭与政治的联结属性难以切断，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大喇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幽默的语言传遍网络。农村大喇叭服务对象明确，语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体现了亲民性。

1.与政治紧密联系

农村大喇叭的“喊话”特性及在农村的使用方式决定了其适用于政治传播。农村大喇叭属于单向传播，不具有反馈、交互性，这也决定了其适用于强制性的政治宣传，具有很强的鼓动动员作用。一般由村干部进行大喇叭喊话，村干部在村中具有极高威信，使用强制性口吻对民众进行政治信息的传播与宣传，让其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有效提高了村民对于信息的重视程度。其作为一种媒介动员形式“内容是国家层面自上而下进行传播的，通过宣传或组织进行的思想政治动员、国民经济动员与国防动员等，带有社会治理和政治仪式等特点”。在麦克卢汉看来，广播是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广播的听觉力量在引起和鼓动听众的原始情感方面具有强大的效果。农村大喇叭广播“几乎在转瞬之间使个人主义逆转而为集体主义”，引领村民共同抗疫，可见其动员效果。

2.服务对象明确

农村地区人口流动性小，受众明确且固定，有利于传播者“对症下药”。大喇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地区广泛使用，几乎每个村内都设置有大喇叭装备，其覆盖范围广、受众为村内居民，服务对象固定且明确。农村大喇叭的使用者一般为村干部，他们长久生活、工作在村内，深深扎根于当地，对于其所服务对象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思想高度甚至脾气秉性等都有所掌握。村干部在接收到上级新政策、新信息后，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传播策略，如合理使用大喇叭的时间、方式等等，向村内居民进行信息传播，提高信息接收效率。

3.传播符号极具地域特点

农村大喇叭使用方言进行信息传播，易于受众理解接受。农村大喇叭投入使用，就是为了让统一的、书面的，甚至是隐晦的政治信息以各个村落不同的方言形式表达出来，以符合当地村民的理解水平及接受能力，达到信息传达“落地”的效果。因此，“农村大喇叭和其他媒体不同，必须使用当地方言和口语进行传播，避免书面语带来的理解偏差”。在抗疫中，“方言喊话在措辞上较为直白且接地气，语言符号中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例如，“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省小钱不戴口罩，花大钱卧床治病”；“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等相关抗疫标语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一针见血地指出“老人不戴口罩”“为省钱不戴口罩”“串门吃饭”等在农村地区抗疫过程中所突显出来的问题。“在乡土社会中，直白的结果性预告与对比手法的应用，再加上亲和且严厉的乡音宣讲，有利于传播效果的达成和缓解疫情防控的紧张气氛。”

农村大喇叭之所以在经济与科技发展时逐渐式微，是因为其自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传播内容具有易逝性，难以查询和记录；线性传播，用户参与及反馈不足；广播声响覆盖区域受限等等。需通过打造“互联网+农村大喇叭”模式；服务双向化，增强节目互动性及城乡资源的双向转化；符号多样化，个性化传播等途径弥补农村大喇叭之短，使农村大喇叭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作用最大化。

1.打造“互联网+农村大喇叭”模式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媒体全面渗透，新技术影响了受众使用的习惯及诉求，因此需要打造“互联网+农村大喇叭”模式，重新定义农村大喇叭的使用场景及听众状态。新媒体使大喇叭的使用设备从大喇叭拓展到智能手机终端、车载收听终端，收听地区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收听范围从当地村庄拓展至全国。农村大喇叭在互联网环境下早已不再局限于当地村落，而是通过技术完成了升级。需要紧抓互联网，打造“互联网+农村大喇叭”模式，让大喇叭在移动端形成传播矩阵，弥补传统大喇叭传播内容易逝、难以记录和查询的问题，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查询相关信息，培养用户黏性。

2.符号多样化传播

丰富大喇叭传播符号，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传统农村大喇叭使用声音符号进行传播，符号较为单一，同时声音符号缺乏立体性、形象化。需要利用好新媒体、大数据等新技术，丰富大喇叭传播符号。除方言外，还可加入图像、视频等，通过场景中的色彩及人物的服装、动作、神态等元素丰富信息内容。同时把握群众需求与喜好，细化大喇叭内容，适应群众个性化需求。农村大喇叭属于社群传播，是根据地域进行粗略划分而形成的圈层，在疫情的危急时刻，信息涉及公众切身利益，民众能够快速接受。而在常态化时期，相比较按照兴趣、职业等细化划分的圈层而言大喇叭信息不具有吸引力，需要“以农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观念和价值引导为关键，做群众满意的广播产品”，使其受到更多群众的喜爱。

3.增强节目互动性及城乡资源的双向转化

服务双向化一方面要打通受众反馈渠道。传统农村大喇叭属于线性传播，是“我播你听”式的强制性、单向传播方式，缺乏反馈机制，信息传播后难以把握传播效果，因此需要建立双向化机制，提高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联系，通过受众直接的点赞、评论、转发了解效果及用户需求，提高双方的互动交流以促进服务双向化，把握用户所思所想，提高引导效率。另一方面，还需打通城乡资源的转化渠道。农村大喇叭“完全有能力打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实现产业化运营，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同时实现广播媒体经营收入”。农村大喇叭最开始投入使用就是为了打破“数字孤岛”，使信息全方面覆盖，减少城乡信息差距，从而促进农村发展。在互联网大环境下，更要充分利用农村大喇叭的优势，增强双方互动，使更多信息流入农村，弥合城乡信息鸿沟。信息的流动为农民认清形势、抓住时代机遇提供了支持。同时新媒体有利于大喇叭培养忠实用户，实现利益转化、流量变现，完成农村大喇叭的转型升级。

因时代需求及自身优势农村大喇叭应运而生，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曾一度落寞，但其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信息传递、稳定民众情绪、提高民众对疫情防控的重视程度等积极作用，大喇叭重新被看见、被肯定，它所蕴含的政治传播力量得以重新估量。从媒介考古学视角看农村大喇叭在历史特定时期及疫情期间的信息传递作用，汲取其与政治紧密联系、服务对象明确、传播符号极具地域特点的长处，同时采取打造“互联网+农村大喇叭”模式、传播符号多样化、增强节目互动性及城乡资源的双向转化等措施补大喇叭之短。

农村大喇叭在农村的作用不可忽视，既体现农村化、区域化的特点，也体现了现代传播幽默化、人性化的特征，并构成传播新格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在新时期，要抓住机遇，让农村大喇叭搭乘新媒体列车，既发挥自身极强动员效果、使用方言传播快速拉近距离等内在价值，同时利用好新媒体细化传播、实时互动等优势，为政治信息传播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