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金风，李桂花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 130012)

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线，也是其探求真正的“人的解放”道路的现实突破口。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将“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的解放”的错误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并非真正的“人的解放”，人仍处于一种“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状态。为了揭露这一状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过程，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认为“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从“分离和异化”到“二者的对立”再到“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的运动过程，而当“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达到了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显然，马克思将私有财产的关系归结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将这一关系的终结归结为“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终结。因此，要理解“人的解放”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就需要深入到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分析中，只有这样才能领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意蕴，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找到实现真正 “人的解放”的革命道路。

1843年，在经历了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之后，马克思带着物质利益的难题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地，重新审视国家、市民社会、法之间的关系，对费尔巴哈、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鼓吹和倡导的“政治解放”进行了再认识。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之后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已经被揭穿，但是人并没有彻底地摆脱“自我异化”的状态，“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依然寄生在市民社会之中。因此，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此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心和使命。有学者认为，这一使命的完成过程也是“马克思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解放的实质和局限性的过程”。笔者认为，理解这一过程必须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入手，研究政治解放所确立的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合法化的本质。

关于“政治解放”马克思从来就不乏溢美之词，他曾明确肯定“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一是“政治解放”使国家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返回实在世界”。宗教掌握国家公权力的日子一去不返，宗教信仰成为私人事务，政治和宗教实现了分离，国家实现了解放。二是“政治解放”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实现了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分离，使市民社会的差别成为私人生活的差别。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下来，至此，发达的私有财产便代替了不发达的私有财产，社会实现了解放。

然而，受到物质利益问题的纠缠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发，马克思已经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并且看到了在“政治解放”背后隐藏着的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解放”实现以前，市民社会还具有政治性质，诸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等的市民生活要素还要受到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政治特权的束缚，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还是统一的。尽管工业已经形成，但是这种工业“在垄断、公会、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中还带有自己对立面的封建性质”，劳动还具有“现实的共同体的意义”，还要受到政治特权的限制。这种关系集中表现为师傅、帮工和学徒之间的附庸关系，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是对劳动工具技巧掌握的高低程度。虽然这里也存在买和卖的关系，劳动产品和劳动工具都归师傅所有，但是师傅的资本是被束缚的资本，还没有取得资本的自由形态，师傅的劳动方法、产品的质量、劳动的价格、帮工的数量、师傅的人数都要受到“同业公会”的制约，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像“教授对自己的学生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并非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雇佣关系，而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等级关系，师傅的资本是一种尚未摆脱封建束缚的等级资本。等级资本还不能彻底表现为资本，还不是抽象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劳动与资本还是统一的，甚至是同一个东西。

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的统治，摧毁了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带来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完成了“政治解放”。而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市民社会又被分割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利己的人的个体，这种利己的人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承认了他们宗教信仰的自由、占有财产的自由和经营的利己主义的自由；另一部分是“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其中“精神要素”显现为政治精神，它从市民社会中汇集起来、解放出来，与“物质要素”相结合，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使政治生活在观念上成为人民普遍事务的领域。因此，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现代政治国家，从表面上看在政治上废除了私有制，等级制、世袭制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从实质上看，政治国家并没有在市民社会中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以法律的形式将私有财产确立下来。马克思认为，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无效正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并没有在事实上废除它。当土地所有者以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给租地农场主的形式获得地租合法时，地主在实质上已经变成了资本家，私有的动产和私有的不动产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发达的私有财产战胜了“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劳动和资本彻底摆脱了垄断、公会、行会和同业公会等政治特权的束缚。劳动得以在市场上自由地寻找雇主，资本得以在市场上自由地雇佣劳动。但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自私自利的权利”，是财产所有者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他人无权干预的自由权利，“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在这种自由中，劳动和资本分化开来，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从统一走向了对立。

由此可见，在市民社会中被“政治解放”合法化了的私有财产是发达的私有财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都将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尽管劳动的所有者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寻找雇主，但是这个自由的劳动者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他只有选择受雇于谁的自由，而没有选择不被雇佣的自由。资本所有者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地雇佣劳动，是因为他独占了生产资料，掌握了支配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权利。资本所有者不仅监督工人的生产，还时刻觊觎着其同伴手中的生产资料，并将其设置为自己前进路上的“假想敌”。可见，被分离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利益厮杀的战场，战场中的人被分化为对立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产者之间相互吞并，有产者集团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合法地奴役着无产者。“政治解放”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化的形成，它将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合法化实质上就是将资本主义的奴役制度合法化，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是有限的人的解放。

“政治解放”实现了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合法化，但是这并非真正的人的解放，它只是使人从一种奴役制进入了另一种奴役制，要实现人的解放，就要终结这一关系，把人从资本的剥削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是“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本质。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实质上是“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这是一种抽象的统治，这种统治使人现实地处于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然而，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对立也蕴含着“人的解放”的可能性，这一关系达到“顶点”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毁灭以及“人的解放”时刻的到来。因此，离开对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分析考察这一可能性是无法实现的。

如前所述，“政治解放”完成之后，“上帝死了”(尼采语)，对宗教的批判结束了，人从宗教的“神圣”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回归“尘世”。然而，在商品堆积起来的资本主义的世俗社会里统治并没有结束，“人手的产物”代替了“人脑的产物”，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三大拜物教凝结而成的“资本逻辑”荣登“王位”，开启了“抽象统治一切”的时代。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资本论》中他以商品分析为逻辑起点，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把握住了资本逻辑总体性构建的脉络。有学者对之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概括，认为“资产阶级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将一切时空领域中的东西都连为一体，形成了总体化的社会进程，这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建构”。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建构中，一切时空领域中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东西是如何经过“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融化为一体的？资本又是如何在这“一体化”的进程中统治一切的？要弄清楚这一点就不得不回到资本强大的同一性“暴政”之中。

随着一般等价形式的确立，一般等价物成为“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具有了“一般的社会效力”，任何商品都可以通过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商品获得了“抽象一般”的表现形式。因此，占有的商品越多，获得的一般等价物就越多，掌握的社会权力也就越大。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只是手段，交换才是目的，形态各异、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在一般等价物面前都被磨平了棱角，被彻底“同一化”了。不仅如此，本应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同样被彻底地“同一化”在了物的世界里，在这里物活了起来，成为主体，物的力量被无限放大，整个社会呈现为一幅流动着的物的繁华盛景，遵循着永恒的自然规律。

无限增殖自身的资本本性则是推动商品世界“同一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在资本统治的世界里，“资本逻辑”赋予“抽象”以无穷的力量，而“抽象”则采用物的形式统治人。劳动和资本就它们在生产中的表现形态来说分别代表着劳动者和劳动的实现条件，而“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这种分离使得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劳动本应是劳动者“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由于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的目的、劳动产品的分配都不是劳动者真实意愿的表达，而是在劳动之外别人的意志和目的的表达。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归别人所有，在资本关系中被称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只是“死劳动”的堆积，但是当私有财产投入生产与劳动者相结合为实现自身价值增值而“循环式”流动起来的时候，处在这一“流水线”上的每一个环节就都表现为不同物质形态的资本。

为了更清楚地揭露资本抽象统治的“暴政”，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这一概念，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由于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更具现实性的是劳动的能力。劳动者之所以能够和愿意参与资本控制的生产过程，是因为他们只有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进行出售才能生存。作为商品，劳动力的价值表现为工人的工资，是工人维持本人及其家人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并无差别。但是，劳动力之所以是特殊的商品就在于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也就是说，它具有其他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当劳动者在流通领域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工资这一环节完成时，他便不再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力就转化为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与生产资料这一“死劳动”相对应的“活劳动”，劳动也被“同一化”为资本抽象统治的物的世界的一部分。

然而，资本增殖自身的发源地却是在生产领域，在这一领域里，“活劳动”和“死劳动”相结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挥，为此，马克思形象地比喻道：“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为了研究“资本发酵”的过程，马克思将工人的劳动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工人自身所需的必要劳动，是对资本家所付工资的补偿；另一部分是无偿为资本家生产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将之称为“无酬劳动”，资本按其本质来说恰恰就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因此，“资本发酵”的过程实际上是资本支配“无酬劳动”来增殖自身的过程。为增殖自身价值服务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运动起来的原生动力。

“资本发酵”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会扩大生产规模，雇佣更多的劳动者。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虽然工人实现了同生产资料的结合，但是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善，甚至变得更加糟糕。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以及劳动所体现人的“类”本质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都变为与工人相对立、反过来统治和压迫工人的异己的力量，本应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目的性的东西被降格为工人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工人处于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同资本的对立，其实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支配、剥削和统治。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增大，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工人便会相对减少，产业后备军不断增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日益激烈。与此同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残酷，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时有发生，资本家集团内部成员不断减少，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贫困、疾苦经常发生在大多数无产者身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悬殊的贫富差距又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酝酿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力量。

很难想象，在资本主义社会物物交换的祥和表象背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竟如此紧张，难怪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会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是一种“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的“伪具体”。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既建立在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巩固和激化着这种对立关系，它不仅具有“同一性”，还具有“自反性”，在资本逻辑中还“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存在表明，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仍是一部分人剥削、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制度，工人处于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因此，实现“人的解放”就是要打破“资本关系”，扬弃私有财产、扬弃自我异化。这种扬弃是“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是资本主义制度由内而外走向自我毁灭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就在“资本本身”。无限增殖自身的本性使得资本不断地在劳动和价值之间设置界限，却又不断突破这一界限，从而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不得不发展自然科学，加大工业建设，提高生产效率，尽管这样将促使工人“非人化”充分发展，但是“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资本不仅为解放准备了革命的武器，也为解放准备了革命的阶级。资本的无限扩张使得生产社会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随着资本设置的界限被自己不断打破，资本积累带来的贫富差距便会推动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到达顶点，被资本“同一化”的无产阶级将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爆发出强大的革命力量，真正的“人的解放”也将在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解体中得以实现。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根本旨归，从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就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资本关系的一次次分析中展现了其高于“政治解放”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尽管“政治解放”将国家和市民社会从宗教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实现了国家和宗教、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分离，但是这种解放只是一种有限的解放，人仍要受到资本的统治。“政治解放”明确了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合法性地位，而增殖自身的本性又驱动资本在这种“合法化”的武装下四处攻城略地，试图将一切时空领域中的东西都融化在其“同一化”的“暴政”之下。这样，资本主义世界就成为一个用商品堆积起来的物的世界，物活了起来，成为了主体，人却淹没在了物的洪流之中，处于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然而，资本的“自反性”又为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解体准备了革命的武器和革命阶级，资本本身就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人的解放”就是要超越“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号召革命的阶级拿起革命的武器推翻资本的统治，解放自身，实现人向人自身的复归。

首先，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将代替异化劳动，达到人向人自身的真正复归。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然而，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却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对人来说异己的奴役人的力量。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使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反而成为维持肉体存在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力沦为了商品，劳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工资，人的主体性丧失了，“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人与动物的界限被不断消解，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不断丧失。可见，资本对人的统治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人处于普遍异化的状态之中，工人和资本家不过是劳动和资本的人格化,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人的解放”将扬弃私有财产，克服人的自我异化的生存状态，实现人向人自身的真正复归，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这里，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私有制度不复存在，异化劳动便失去了其产生的物质条件，劳动将成为一种自主性活动；在这里，每个人都将他人当作确证自我的价值存在和自己自由的实现。

其次，“真正共同体”将代替“虚假共同体”，联合起来的个人将占有全部生产力。尽管“政治解放”完成了人的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的分离，但是政治生活的目的是市民生活，它只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一种手段。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政治国家，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其政治上所构建的共同体只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政治解放”只是使国家在观念上成为人们普遍事务的领域，国家事实上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人仍要受到抽象的“资本逻辑”的统治，物活了起来成为主体，人却淹没在了物的洪流之中，处于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这个共同体只是以物的独立性为基础的单个人的聚合体，无法代表每个成员的真实意愿。“人的解放”所建立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将重新驾驭物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都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将“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奠定了凝聚共识的物质基础，是共同体能够代表每位成员根本利益的根本保障。因此，在真正共同体中资产阶级私有制将不复存在，“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将被推翻，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将转化为劳动同劳动实现条件的和谐关系。

最后，人的发展形态将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转向“自由个性”阶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政治解放”使得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得以确立，人的发展形态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表现为“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不得不承认，资本的出现确实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财富，打破了世界各国长期封闭的状态，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丰富了人的需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旧式社会分工的存在，这一基础反而成为了为资本进行价值增值的手段，它的形成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激化了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严重限制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一旦这种限制达到顶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会灭亡。这是由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的。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改进技术、完善管理，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解放培养了革命的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武器。可见，资本本身就包含着消灭自身的因素，一旦资本被消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也就被消灭了，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也就到来了。在这一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人们将不再束缚于劳动的实现条件，劳动将真正成为人之为人的目的，人们能够自由地发挥个人价值，人的本质力量也将得到真正的确证。

总之，考察“人的解放”对“政治解放”的超越问题，也就是考察消除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问题。“政治解放”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使国家摆脱了宗教的束缚，消除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实现了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的合法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政治解放”又使人们处于异化的存在状态中，深受资本这一抽象权力的统治，“人的解放”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资本对立关系自我扬弃的结果，是劳动和劳动实现条件的真正和解，它将会把人从异化的非人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人向人自身的真正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