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同质性的话语体系和叙述逻辑是事物得以比较的前提，政党比较同样需要这样的“同质环境”。但是，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近代以来构建的文化霸权垄断了现代政治学，尤其是政党政治学领域的话语权。这种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霸权在中西政党政治的比较研究中通常表现出如下偏见：部分学者用西方政党理论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生成逻辑、运行机制、本质特征，竭力给中国共产党贴上“一党制”“党国体制”“威权体制”等污名化标签，并以不符合“一人一票”的选举程序、不符合“部分才是政党”的政党“元概念”、不存在“轮流坐庄”的多党轮值制度等为由，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合法性。因此，面对“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效应”和他们在政党政治理论中的话语陷阱，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厚植于历史和人民的生成逻辑出发，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政治实践和70多年的执政经验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理论与实践优势回击对手的污蔑。总之，祛除西方文化霸权在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上的遮蔽，尤其是打破其在政党“元概念”诠释上的垄断，是识见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本质性区别的重要前提。

“元概念”是指“统领诸多一般性具体概念的具备统括能力的本原性概念”，因而通常用它指代某个学科知识体系中最基础、根本的范畴和定义。政党政治学领域的“元概念”即是指对“什么是政党”的诠释，尤其是对“政党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的规定。由于中西政党的生成逻辑、运行机制、本质特征存在天然差异，因此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对政党“元概念”的理解必然不同。从学理上厘清中西语境下政党“元概念”的差异性是进行政党比较研究的首要任务。总体而言，“整体与部分的差异”“功能与本质的差异”“竞争与合作的差异”等是阐释中西政党“元概念”异质性的重要命题。

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中，政党是议会中某个阶层的意志体现，是为了“部分”的利益而诞生的政治共同体。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强调说：“政党(party)一词，原义只是全体中的一部分(part)；全体由多个部分组成，故政党本义即是‘多个政党’(parties)”，“如果政党不是一个‘部分’，它便是个假政党；一个全体被指称只是一个政党，它便是假全体”。因此，“部分才是政党”“政党只能是部分的利益代表”，是西方政党政治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学者判断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原则。这种诠释暗含着一种潜在的倾向，即一个国家必须存在代表“多个部分”的阶层利益的“多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体现，显然不符合西方政党政治关于“政党只能是部分的利益代表”的理论认知。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囿于自身的政党逻辑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回击这样的质疑就不能遵从西方政党政治的话语体系，而要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汲取思想，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成逻辑，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政党“元概念”上作出“中国化诠释”，以此消解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效应。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政党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性，政党由本阶级先进成员组成，政党的任务是领导本阶级的政治斗争、掌握政权，实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代表工人阶级这个“部分”的利益和意志，但这个“部分”不是以特权阶层为代表的“一小部分”，而是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一大部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此外，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将解放“部分”延伸至解放“整体”，将解放无产阶级丰富到解放全人类。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范畴内“部分”的指称具有与西方“部分才是政党”的政党逻辑完全不同的价值指向。前者的“部分”是指群众中的“大部分”，并且“部分”与“整体”紧密关联、不可分割，后者的“部分”是属于特权阶层的“一小部分”，远离“社会整体”。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在中国革命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繁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个任务，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说到底，社会主义事业是多数人的事业，是为多数人的事业。执政党有责任把社会上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群体团结、凝聚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种“部分”与“整体”的身份融合是由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共同时代主题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解放全体才能真正解放部分”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必然。

西方政党话语体系中的“部分”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生成逻辑，“部分才是政党”“政党只能是部分的利益代表”的政党认知并不能成为部分西方政客和学者质疑中国共产党作为“合法性政党”的理由。面对西方政党理论的话语霸权，务必首先解构其政党“元概念”中“部分”的理论架构，揭示“部分才是政党”的伪真理性，强化“整体也是政党”的价值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的“整体也是政党”并不是指中国共产党是“全民党”，而是从“政党也是整体的利益代表”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政党存在的合法性是通过功能表征还是通过本质表征，这在中西政党政治学语境中具有绝对异质的认知。通过这种差异性认知可以将中西政党划分为两大类：表征功能的西方政党，即工具型政党，或称选举型政党；表征本质的中国共产党，即使命型政党。在西方政党政治的逻辑框架内，政党是“民主”选举和议会斗争的工具，政党的功能性特质直接体现了它的价值所在。“政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选举赢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从而将本党领袖、精英选拔和输送到政权机构。离开选举，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种以选举为主的功能定位，是西方政党的一大特色。”杜鲁门也断言：“不管如何，美国政党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动员投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多数选票)的工具。”因此，西方学者惯常用西方政党制度的“选举”特质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显然是用西方政党的功能定位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定位。

与西方政党的生成逻辑不同，中国自古以来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无法为政党政治和议会的诞生提供土壤。近代以来，中国在从王权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变中诞生的各式政党已经表现出与西方“工具型”政党截然不同的特质。近代中国面临的深重危机使“救亡图存”成为这个时期各个党派团体的共同政治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则更展现出其“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与“西方主流的政党理论根本点在于把政党当作民主的工具，远离、回避党的本质”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关注的是政党的本质，强调在物质生产方式的考察中分析一定政党的阶级性质、阶级立场和利益取向”。“使命型”也就合法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落后于世界，因此中国共产党具有“天然”的历史使命，既要推翻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也要开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政治任务促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使命型”政党，而非以竞争选举为核心的工具型政党。

无论是工具型政党还是使命型政党都有其各自的生成逻辑和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历史状况。通过抹杀不同政党间的差异性，用一种既定的政党政治逻辑横加指责另外一种完全异质的政党是霸权主义行径。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就要大力驳斥工具型政党、选举型政党的功能性定位原则，强调使命型政党的本质性定位原则。

用竞争与合作范畴来指称党派之间的关系在中西政党政治学语境下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指向。西方政党间普遍存在着“强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不仅体现在选举中，也体现于党派间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延续的巨大差异中。西方政党间，尤其是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在政治领域甚至形成了一种“否决意识”，即“政治过程中反对党一味地拆台，甚至为反对而反对，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政治陷于僵局”。在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中，尽管政党间往往通过合作的方式组建联合政府，但这种合作实质上是陷于形式主义、缺乏价值共识的“弱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党派联合式政府往往极易垮台而不具有执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论是两党制强调的党派间的“强竞争”关系，还是多党制强调的党派间的“弱合作”关系，都属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分时竞合关系”体制，表征了“竞争范式”在政党政治中的首要原则。据此，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不符合他们规定的政党资格，即不是企图通过竞选获得执政地位而运作和影响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而只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他们认为“异体监督”和结构性的反对机制是政党政治体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政党制度必须体现出竞争性原则，即“在民主国家人们深信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的存在是区分自由政体和独裁政体的本质标准……判定一个国家的性质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容忍多个政党的存在”。如此的判断标准是典型的政党政治理论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以“竞争选举”为核心、以“多党轮值”为特征的政党制度实质上是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是资本利益集团调和内部矛盾的政治产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基于共同政治诉求的合作关系，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政治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依据某种政党政治理论强硬“塑造”的结果，“强合作”和“同体监督”就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典型特征。因此，中国不需要“竞选上台”“轮流坐庄”的多党轮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政党政治实践、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竞争型政党弊端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具有不同的生成逻辑和政党政治话语体系，在指导思想、执政基础、执政方式、历史使命、核心价值等方面具有天然异质性。厘清二者的本质区别对于认清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理论与实践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政党普遍以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在政治领域强调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在经济领域强调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在文化领域强调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在社会领域强调基于程序正义的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原则、立场与方法。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以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纲领，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崇高目标，以彻底消灭私有制为价值追求。指导思想的差异性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这种差异性也是中西政党作为不同利益群体代表的原因所在。信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政党是资本集团的意志所在，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资产阶级只是西方社会的一小部分，因此西方政党是精英性质的政党与“少数人”的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是广大中国人民的代表，因而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和群众性质的政党。

法国学者迪韦尔热把通过议会斗争或者“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政党定义为内生型政党，把在立法机关之外形成的政党定义为外生型政党。西方国家的传统政党和“民主化进程”后产生的新式政党大都属于内生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则是典型的外生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异质的生成逻辑决定了二者执政基础的差异。

西方内生型政党或脱胎于旧式政权，或通过民选上台。这种内生型政党往往存在执政基础的“非法性”问题。一方面，就像“法的历史学派”鼓吹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习惯性法制都是合理的一样，西方学者默认了旧式政权及其议会形式的合法性，但这种“默认”实际上是缺乏理性批判的“先入之见”。旧式政权本身的合法性并未得到确证，因而建立在旧式政权之上的内生型政党的合法性也理应受到质疑。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始终囿于自身的“私利范围”，远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通过议会选举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就无法代表普遍的民意，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总而言之，西方内生型政党是以资产阶级为执政基础。

在旧式政权的立法机关之外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外生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两方面。从阶级基础而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因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群众基础而言，“由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中国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框架中，而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框架中。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除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外，它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既以无产阶级为执政基础，也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政治实践中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通过超群的执政效能不断巩固其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决定关系中可以识见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在执政方式上的差异。西方政党大多属于寄生型政党，即政党寄生于国家政权之中，依靠既有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建制发挥政党职能，通过“竞争选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执政地位。实际上，西方寄生型政党即使竞选成功也无法直接掌管国家政权，而是通过将本党领袖、精英输送到政权机构的方式间接执政，一旦选举结束，政党活动便趋于蛰伏。因此，寄生型政党的核心功能在于选举，“离开选举，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种以选举为主的功能定位，是西方政党的一大特色，它意味着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直接干预相当有限”。此外，西方政党政治的“竞选范式”“轮值制度”使政党处于“执政”与“在野”的反复摇摆中，不仅无法让政党与国家政权形成深度耦合，反而会催生“执政中断”的政治现象。总而言之，西方寄生型政党在执政方式上表现为“间接性执政”和“阶段性执政”的特点。

如果政权的确立与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或者说政权是在政党的政治实践中逐步确立的，那么就可以说，政党和政权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的实质在于：脱离了政党，国家政权就失去了领导核心和政治根基从而走向覆灭；丧失了政权，政党就失去了执政的现实力量，无法在政治实践中掌握“话语权”。在此意义上，作为共生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具有直接、全面、长期、合法的领导职责和领导权利。一方面，“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另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依赖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这种政党与政权的共生关系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具有“直接执政”“全面执政”“长期执政”等特点。

西方政党理论的本质在于把政党当作“民主”的工具，其核心功能是通过竞争选举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进而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发声牟利。“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多党制，表面上都是人民执政、参政的重要形式，实质上是资本政治的一种表现，即是以维护资本的利益为核心价值的一种政治制度。”因此，以选举为核心功能的西方工具型政党表面上大谈“民主”“人权”，实际上普遍缺乏“人民主体”“人民至上”的价值共识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使命。质言之，西方政党是受资本集团操控和资本逻辑宰制的工具型政党，是资本利益的维护者和大资本家的发声器与传话筒，是脱离人民群众的掮客政党。它的历史使命就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政党体系、政治模式的合法性作辩护，为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精英阶层站台发声，清除威胁现有政权的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历史使命”，也肩负着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特殊历史使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为党的最高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因此，共产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性”特征，这使得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事业。同时，中国共产党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只有首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中国建设成为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为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创造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普遍历史使命和特殊历史使命是内在统一的，其普遍性使命的实现要以特殊性使命的实现为基础和前提，只有将特殊性使命的实现推及普遍性使命的实现维度，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才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将“民主”“宪政”“平等”“正义”“实用”“功利”“市场”等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外衣”剥去，就会露出“自由”的“底色”。自由主义始终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价值始基和价值共识，“尽管其表现形式随着时间条件的发展而有所变换，但至今仍然属于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不论是启蒙时代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诞生于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都是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支柱”。在政党政治领域，“西方国家的政党实践和政治生活在本质上都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质言之，自由主义是西方政党普遍恪守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并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即自由主义在西方政党的政治实践中具有“元价值”“元理念”地位，是进行政治活动的核心原则、核心立场。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人民满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标准，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掮客型政党的显著标志和关键所在。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必然。“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是历史活动的创造主体和历史进步的推动力。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必然。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首要地表征在人的主体维度上，即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实践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逻辑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其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重要总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一重要论断有力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意义和必然所在。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政治实践和70多年的执政经验，党具有执政的集中统一优势、执政的连续性优势、执政的人民群众优势、执政的理论体系优势、执政的能力优势、执政的创新优势、执政的自我革命优势等，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证。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集中统一优势在于，党拥有一个担任“主心骨”“顶梁柱”“压舱石”角色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尤其在于党中央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是保证全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党长期执政的优势所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表现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因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鲜明底色和最大优势，“是党的力量所在，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是维护党中央政治权威、促进党内团结、实现政令畅通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优势包含三层意蕴。其一，党执政的连续性优势在于指导思想的长期统一。无论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党的事业的接续奋斗者，还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实践中都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整合力量和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和历史使命。其二，党执政的连续性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这种执政特点有利于执政基础和执政合法性的巩固，有利于长期目标和远景规划的制定，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推进，在根本上杜绝了西方政党“阶段性执政”的政治缺陷。其三，党执政的连续性优势在于政令的长期有效。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保证了各项政令、规划、方针、战略不会因为人事变动而出现“执行中断”现象。

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人民基础和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具有较高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依赖，“党群”之间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理想的“同心圆”“共同体”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具有执政的“人民群众优势”，即人民群众对政治体系的高度认同和对政治秩序的自觉遵守。这种执政的“人民群众优势”有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有利于政权认同和执政基础的稳固，有利于政令的实施和政策的执行，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和中国共产党的紧密团结，有利于在全社会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质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在最根本上表现为“人民群众优势”，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论断从总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优势。其一，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党的长期执政赋予了科学性优势。其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从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人民性政党、群众性政党、使命型政党的价值本色。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情怀和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以人民立场为根本立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利益，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强调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情谊、血肉联系。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使中国共产党具有长期执政的道义性优势。其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哲学，它一开始就和沉湎于“理念”世界、远离人民大众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它始终立足解决现实中人的自由、解放问题，始终引领着现实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现实属性为党的长期执政赋予了实践性优势，使党勇于实践、敢于实践、勤于实践、善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优势主要表现为党极富成效的政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彰显了其执政能力的显著优势。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史，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创业史，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用100年的时间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改造成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解决了14亿人的温饱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全面小康，使“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优势在执政实践中的显著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执政能力优势不是一经确立就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新时代必须总结好党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能力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创新优势包含理论创新优势、实践创新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创新优势。其一，理论创新优势是指党能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其二，实践创新优势是指党能够始终基于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确立明确的政治任务，带领人民开展极富创新性的政治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同时期，党根据历史任务和实践主题的变化，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鲜明地表征了党的实践创新优势。其三，制度创新优势是指党能够始终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审时度势，加强制度建设、制度改革、制度完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最集中表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为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多样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制度建设之路。其四，文化创新优势是指党能够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推动文化形态的创新发展，开创文化繁荣的创新局面，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的活力，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代化之路”。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生机活力的强大支撑，也是确保党的执政优势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优势是指党能够始终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价值本色，坚持使命型政党的政治情怀，坚持先进型政党的发展要求，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尤其是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及制度建设上不断深化，“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持续努力把党锤炼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从毛泽东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从抓作风建设入手，制定并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集中解决“四风”问题，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考验时的自我革命优势。

习近平指出：“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掮客型政党具有截然不同的生成逻辑、运行机制、本质特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境遇、政治形势，因而在指导思想、执政基础、执政方式、历史使命、核心价值等方面具有天然差异。在进行中西政党比较研究时要警惕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效应，避免陷入西方政党研究范式和叙述逻辑的“泥沼”，不能将西方的政党逻辑套用于中国政党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坚定地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书写了辉煌的发展历史。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如今坚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