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 张笑吟

中国学派是在三重具体语境下提出的，即特殊见之于普遍的话语语境，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主张见之于发达国家理论霸权的语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进行文化复兴、形成国际话语权的语境。将这三重具体语境推而广之，就是文化复兴和话语权全球化的语境。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含义由三方面的知识、能力、追求构成：一是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规律较为系统的自主性认识，二是这种自主性认识能够对当代国际关系进行较为客观和有说服力的描述和解释，三是这种自主性认识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和交流。虽然多数学者在上述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仍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学派的提法。这种争论不断地告诫学界，不能将中国理论特殊化、意识形态化；如果不对传统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较为彻底的科学改造，终究要影响外交决策。

能否在推进中国理论科学化的同时使用中国学派的提法呢？要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狭义与广义来理解中国学派。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清华大学等在中国学派发展史上都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同时，当我们回顾理论史的时候，很有必要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几类科研院所和学术团体。

到2010年左右，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都形成了强烈要求中国承担与国力匹配的所谓国际责任的共识，开始掀起新一轮“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作为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开始调整外交战略，将之前的大融入外交改变成大国外交。大国外交主要意味着在全球治理上“中国不能缺席”，将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不仅要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要维护亚太地区安全并保持地区发展势头，而且在处理中东、阿富汗等全球热点问题上积极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对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包括反对美国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新的外交形态，是复兴外交和大国外交的有机结合，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条件和原则、要求，以及如何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外交理论，都需要中国学派认真研究。同时，外交实践对中国学派进入发展新阶段提供了根本来源。

就继承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传承了以往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如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基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处理外交、运筹大国关系不搞结盟、从外交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变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人类进步作出力所能及的国际贡献等。就发展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以往的外交原则特别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根据时代变化和国情变化等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奋发有为、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思路。这具体体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国际倡议上。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确立的进入新时代之后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它科学回答了中国应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因此，与以前的外交指导思想不同，习近平外交思想本身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同时也对世界性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学派进入新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站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制高点，向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

第一，提供了很多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案。十八大以来，中国聚焦全球治理的若干重点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新全球化时代特征和协商民主精神的国际秩序改革方案。比如，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提出了各大国共同引导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新理念，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明确提出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充分尊重主权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反对在这个新空间引入“丛林法则”。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中国勇于担当，向国际社会作出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系统治理、以人为本、多边主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全球环境治理原则。在全球新疆域治理领域，中国发布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议坚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的原则，避免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陷入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和强权政治的漩涡之中。

第二，将中国的外交治理和周边治理经验适当理论化、普遍化，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进行经验交流。有三类理论化成果具有较强普遍性。第一类是对处理双边关系的某些做法或者模式加以理论化，比如，与利益攸关、命运与共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建立“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并视情将这种伙伴关系升级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直至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正确义利观指导下的扶助外交，坚持“真、实、亲、诚”理念，履行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第二类是处理周边关系时注重不同文化背景、兼顾不同发展阶段、将安全发展融于一体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路径。比如，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提炼为“上海精神”，将金砖国家合作经验与路径总结成“四大伙伴关系”。第三类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做法与经验为处理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实施提供的中国经验与模式。比如，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先进经验、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国家措施、在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力地支持了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地。另外，中国在现代化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客观上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模式。

在复杂、严峻的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中国学者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不同阶段的中美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竞争。中国学派已经从三个角度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解构美国理论话语霸权、弘扬中国文化自信的理论交流、交锋活动。

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升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境界，推动中国学派进入新阶段，对理论创新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具体而言，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角度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