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硕

从1935年党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党中央离开吴堡县川口村，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时期，该时期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且是党的思想、体制、文化、作风等各个方面都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廉政文化建设更是取得不俗的成绩。延安时期，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多种报刊，如《解放日报》《新中华报》《解放》等，这些报刊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政宣传的主阵地，为后世廉政文化建设夯实了基础，也为当代党媒廉政宣传提供了许多范式借鉴。

延安时期，为解决新闻传播体系滞后与需求巨大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以党报党刊为主导，构建了一套层级化传播体系，即以毛泽东和党中央为领导，党报党刊工作者把握方向，广大群众全面参与的三级、双向传播模式。其建立运行，有效确保了党报党刊廉政宣传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

首先，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是党报党刊的传播主体和管控主体，党内精英是中坚力量，普通党员则是基础力量。他们在党报党刊上发表的文章，是当时廉政宣传的核心内容和思想指引。如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过《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反腐廉政建设的理论支撑和具体方法，不仅为当时廉政宣传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后世共产党廉政建设夯实了基础。另外，其他党内领导人和精英人士，也是党报党刊的核心撰稿人，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也为廉政宣传提供了方向指引，如1939年陈云在《解放》上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指明了共产党员的思想标准和行为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党内教育意义。

其次，延安时期的党报党刊，主要执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根据党政方针把握宣传方向，以增强内容传播的精准性。作为党报代表的《解放日报》，编委会制定各项规章制度，通过稿件审查、内部检查、印刷校对等制度流程，严格保证廉政宣传的方向正确性和内容优质化，这也是其能够成为延安时期廉政宣传主阵地的主要原因。1940年至1942年期间，为了响应整风运动，各大党报党刊纷纷调整报道重点，加大反腐败报道，强化廉政宣传，如《解放》杂志在三年内共有44篇反腐报道，是以往的近三倍。

最后，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廉政宣传非常强调群众参与，并根据群众反馈进行及时调整，在逆向传播中增进了廉政宣传的群众性、实效性。不同于精英人群以发表文章或评论进行意见反馈，普通群众主要通过黑板报、传纸条等方式表达个人观点，但所反馈的信息都会及时传达到编辑部，为后续廉政宣传的策略调整提供依据。如《新华日报》成立社会服务处、读者服务部，专门收集基层群众的意见要求，不仅拓展了廉政宣传的内容来源，而且增强了廉政宣传的群众贴合性。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党报和通讯社是一切工作的武器，反映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又是指挥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的武器，是组织和教育群众的武器。”因此，在延安时期的廉政宣传中，党报党刊非常注重群众动员，引导舆论走向，促进廉政教育的有效传播，增强报道实效性。

1938年2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刷新庶政与抗战》一文，明确提出战争失利不可怕，可怕的是丢失民心，民众是所有斗争力量的源泉，并呼吁广大群众参与到反腐运动中，与政府携手消除腐败。通过资料梳理，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23篇反腐报道中，呼吁群众参与的就有4篇，包括《子长乡民大会罢免坏乡长》《靖边人民踊跃帮助缉私 代黄口税务所长被撤销职务》《绥德市人民合作社干部贪污腐化 群众自己清查账目 新组理事会彻底整顿》和《环县甜水区二乡罢免贪污的村主任》。不难发现，当时党报党刊的廉政宣传，以动员群众参与、引导舆论走向为主。

但客观来讲，当时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如何确保廉政宣传在群众中的传达、接受，就成为党报党刊传播的一大重点。为此，《解放日报》构建了工农兵通讯员机制，使其作为沟通枢纽，及时传达党政方针，为实现反腐廉政的群众动员夯实了基础。同时，报社还通过识字小组、读报小组、广播宣讲等方式，增强反腐廉政宣传的精准性、渗透性。此外，为了达到预期动员效果，党报党刊非常注重语言形式上的创新，不断加大白话文版面比重，并深入学习使用群众语言，赢得了广泛认可。

《新华日报》专门为读者检举腐败而开辟平台，如《读者园地》每次都会刊发读者检举信，1945年1月23日刊发的举报信，举报宜宾某乡长贪污400万。仅仅9个月的时间，《读者园地》就刊发了数百封贪污举报信，每次刊发1～4封，为广大读者提供了重要的监督渠道。还有，《友声》为党外精英人士提供了重要的讨论平台，在对党报党刊廉政宣传工作进行批评的同时，围绕相关议题展开深入分析，从其他角度入手对整风精神进行落实，集思广益，进一步拓展了廉政建设的舆论宣传与监督渠道。除此之外，《解放日报》还以评论文章的方式践行廉政监督职能，如《从肖玉璧之死说起》《肃清党员的发财思想》等，对贪污腐败案件进行事后批评，在疏导民愤、引导舆论的同时，达到了有效的警示效果。《一得书》专栏就是凭借犀利批评而闻名，如《大问题》《客多于主》等文章，严厉批评了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对基层干部形成了有力监督。

另外，在内部廉政宣传中，党报党刊通常以“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等专栏及墙报方式展开，实现舆论监督与民主评议的有机整合。“红板”以正面报道树立典范为主，“黑板”以反面宣传警示教育为主，“反贪污浪费”则以揭露奢侈腐化分子并记录处理结果为主。通过内部廉政教育的公开化，促使广大群众参与到廉政宣传中，合理行使民主权力进行舆论监督。党报党刊舆论公开化建设，有效营造了全民反贪污、反浪费的环境氛围，在巩固落实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有效遏制了官僚主义作风，为廉政建设和争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舆论支撑。

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在廉政宣传上，非常注重正反典型的树立，通过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来强化舆论警示作用，该宣传策略不仅成为当时党报党刊廉政宣传的主要特色，而且成为后世党报党刊报道传播的基本方略，具有非常重要的范式作用。

就正面典型报道来讲，主要围绕革命者、先进典型进行示范宣传。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必须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可以说，当时党报党刊正面典型报道已经成为“现象级”运动，其中廉政反腐相关内容占有较大比重。如1944年9月，《解放日报》发表《为人民服务》，悼念党员干部张思德，高度赞扬了其服务群众的党性道德。1946年5月，《边区群众报》发表《绥德县大批区干部，作风转变，光荣受奖》，重点介绍了绥德县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先进事迹。此外，党报党刊还利用小说、民歌、评剧等艺术形式，以正面典型化进行廉政宣传，增强了廉政教育的渗透性，起到了非常好的思想整合效果。

就反面典型报道来讲，主要是通过对反面典型的深入分析，让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充分意识到廉政反腐的重要性。如《公务员囤积处极刑，杨全宇昨晨伏法》《重大贪污嫌疑犯刘合明决送法院究办》《杨朝臣张万库受奖 二流子数人当众受罚》等，这些报道在揭露问题的同时，深入浅出地分析原因，并解释、宣传各类法律知识，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批评态度，都是基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能够让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深刻意识到贪污腐败的严重性，在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促进民主监督的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