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奕 张小姣

《典籍里的中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打造的一档大型原创文化节目，共12期，每期聚焦一部中华优秀文化典籍，采用“文化访谈+戏剧+影视化”的方式讲述典籍的成书、核心思想以及流传中的动人故事。目前，该节目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央视网与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了《尚书》《天工开物》《史记》《本草纲目》4期。截至2021年4月底，该节目在微博的相关话题阅读量超15亿，讨论量超过12.3万，拿下全网热搜超60个，节目相关视频全平台播放量超5亿，豆瓣评分9.4，成为观众的“重点催更对象”。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认为，记忆不仅是个体的思维活动，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德国学者阿兹曼进一步把集体记忆分为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交流记忆是存在于人脑记忆中的鲜活回忆，属于短时记忆；文化记忆是发生在绝对的过去的事件，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借助反复使用的文字、图画、纪念碑、节日、仪式等媒介形式创建，且是能与整个集体身份、命运相关联的部分。为了制造富有归属感的文化记忆，群体和个体会转向传统文化和象征形式，以及那些仍然活跃着的或能够重新被激活的神话幻想、英雄传奇。可见，传统文化对于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唤醒、重构、认同三个维度对典籍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精髓进行提取和转译，把深奥的典籍以戏剧化演绎、多空间阐释的方式进行展示，强化了观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学者阿兹曼将文化记忆分为功能记忆与储存记忆，储存记忆是指潜藏在人们心底的无意识记忆，需要唤醒才能激活为积极的功能记忆。中华优秀典籍作为储存记忆，蕴含了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基因，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挖掘、唤醒，使其转化为积极的功能记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了“记忆场”这一重要概念，“记忆场”指的是辅助记忆的工具，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使生活在这个场域的个体找到一种文化归属。《典籍里的中国》以中华民族精神为内核搭建了多种类符号的记忆场，将典籍以影像化、戏剧化的方式进行重现，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使未真实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观众在各类符号的刺激下产生文化记忆。

在文化记忆中，过去不是表现为一个事件接着另一个事件的时间顺序。文化记忆的选择是依据当下的需求对过去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节目打破线性时间排列重新编排典籍故事，从众多典籍中精心挖掘心系民生的民本思想、志存高远的奋斗精神、求真务实的实录精神、不畏艰险的开拓创新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思想，将其作为节目主题，不断激发观众思考“我们是谁，我们的生命源自何处，我们的脚步该如何前行”等问题。该节目还突破过去与现在的时空界限赋予典籍新的意义，不断引导观众将典籍所传达的思想价值与当下所强调的时代精神进行联系，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寿国以寿万民，寿万民以寿国”“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五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与当下所提倡的“以人民为中心”“农本思想”相互映照，突出强调中华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激励观众在现实中继承和践行中华文化的价值规范。

文化记忆的传播离不开符号，语言作为贯穿节目的重要表征符号，每一期都以所选典籍原文为中心串联起剧情主线，通过主持人、演员、专家反复诵读和解释以及屏幕文字等方式，让书写在典籍中的文字活了起来。第一期节目中，演员反复诵读了《尚书·禹贡》开篇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观众通过观看演员的演绎与聆听在脑海中产生了大禹与先民治水、历经磨难划定九州的想象场景。此外，节目还以扮演现代读书人的撒贝宁与戏剧中先贤的对话形式讲述故事，这些对话以史实为基础，通俗易懂，让观众在生动的有声语言中了解典籍的故事。

《典籍里的中国》综合运用手势、表情、音乐、服饰等非语言符号，加强了节目的仪式感和感染力。第一期节目中，古代护书人伏生来到现代图书馆，看到《尚书》仍流传于后世，在离开前他深深回眸，说：“《尚书》有了你们的传承，我放心了！”满含对后世的嘱托，这一伴随着语言表达的非语言符号带动观众情绪达到了高潮。第三期节目中，现代读书人寻访《史记》作者司马迁，临别之际撒贝宁向司马迁说“请受炎黄子孙一拜”，用郑重行礼的方式向古代伟人表达敬佩之情，引发共鸣。节目背景音乐的情感表达也恰到好处，剧情高潮处荡气回肠的音乐勾起了观众深植于血脉中的民族自豪感。节目中还采用了环模投屏、ar、实时跟踪等技术，配合考究的舞台服饰，对历史场景进行影像化还原，让埋藏在典籍中的文化记忆活了起来。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说，回忆和回顾历史不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为了当下重塑过去，文化记忆是借助评注、模仿和批判建构起来的。《典籍里的中国》设置了表演空间、访谈空间和后台空间，以“表演—访谈—后台—表演—访谈”的顺序依次进行，通过三大空间建构起切片化、交错化、高光化的历史空间。

节目的表演空间有现实空间、古代空间和连接古代与现实的时空通道。节目中，演员在这三大空间实现跨空间表演和多线索叙事，现代读书人可以回到古代空间叩问先贤，先贤也可以穿越到现实空间。第二期节目《天工开物》利用不同舞台空间实现了宋应星与逝世的兄长、好友的对话。第三期节目《史记》让司马迁与父亲跨越生死再度重逢。第四期节目现代读书人撒贝宁带李时珍穿越到现代，亲眼看到刊印版的《本草纲目》，弥补了生前的遗憾。该节目用“时空双向互穿”的戏剧化方式模拟了历史场景，满足了观众探寻历史真相的好奇心，引发了情感共鸣。

典籍作为历史的储存记忆，由于时代久远和文字艰涩，其记录的信息和使用的语言阅读难度大。为了让观众理解典籍内容，访谈空间穿插在表演空间前后，主持人与专家用年轻化和通俗化的语言讲述和点评拉进了与观众的距离。第一期节目专家指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中，后世的许多民本思想都是由《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演变而来的”；第二期《天工开物》专家将宋应星、宋应昇和涂绍煃三个人称为创新组合，强调“就像袁隆平院士和他的团队是创新组合，这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始终传承对科学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用科技造福人民的精神”。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舞台分为前台和后台，后台由于缺少观众，个体通常会做出自然、放松的行为。《典籍里的中国》除设置表演空间、访谈空间外，以“真人秀”式的手法记录了主创人员与演员分享创作的缘由，探讨表演思路，集体诵读典籍原文以及彩排花絮，向观众展示了戏剧表演的后台空间。可视化的后台空间呈现不仅加深了观众对戏剧演绎的理解，尤其是节目中演员更换服装前后在镜子前完成“变身”的镜头，这一动作实现了穿越古今的效果，还增加了节目的仪式感和可看性。

借助文化记忆，集体内的成员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共识，这些共识能够使全体成员在事关集体命运的大事上采取一致的行动。《典籍里的中国》在跨越时空的记忆交互过程中，传播了一脉相承的中国精神，让观众在欣赏节目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意识，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文化认同指的是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文化认同的主题是自我身份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第三期节目演绎了《史记》中记载的远古时代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结盟的场景，讲述了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炎黄子孙，观众通过观看节目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该节目还从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以及共有的行为规范三个方面塑造文化认同。在认知上，节目选取相同的中华文化符号如中医、华夏九州、秦始皇等，形成对共同文化的确认；在情感上，通过先贤身上的担当、坚忍感染观众塑造共同的文化理念，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在行动上，节目传达了求真务实、不畏艰难、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文化认同的最终目的是将形成的共有行为规范付诸行动。

阿兹曼指出，在对待和处理过去的时候，文化记忆通常采取热回忆和冷回忆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与否定社会变化的冷回忆不同，热回忆不仅在回忆过去时寻找与当下相同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发现不同的东西，从而看到差异和距离，获得前进的方向和信心。第四期节目《本草纲目》寻找到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共通点，将典籍中记载的“玉蜀黍”“三七”分别与现代的“爆米花”“云南白药”联系起来，典籍中的文字变得可亲可感。第二期节目《天工开物》虚构了明朝科学家宋应星不仅见到了现代中国“上天入地”的科技成果，还与同样有着“禾下乘凉梦”的现代科学家袁隆平进行了跨越三百年的握手，三百年间水稻的生产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古今的对比之中，观众感受到了国力的增强。节目通过古今对照的方式，坚定了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激励着后人不断造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文化记忆理论强调读者作为集体成员，通过阅读对作品里的人物和事件产生敬仰的态度以及感同身受的印象，来确认并加强集体认同感。《典籍里的中国》中设置了撒贝宁扮演的现代读书人，代替场内外的观众以主人公的方式穿越回历史情境中，以古今对话的创新方式拉进了观众与典籍中人物的距离，体验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第三期《史记》中，撒贝宁向司马迁献上“千年一拜”，感谢他写就青史，泽被后世，这一拜也是替所有观众向先贤致敬。

节目中先贤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和对责任的坚守感动了许多观众，在每期节目播出中或播出后，网友自发在视频弹幕、微博话题和豆瓣小组等平台进行交流互动，探讨节目细节与感受，表达对先贤的崇拜与仰慕之情，勉励自己向先贤学习。如“王学圻饰演的司马迁演技炸裂，把我带回到了那段悠久绵长的历史，几度热泪盈眶”，集体的共同参与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共情、共鸣、共振，能够将形成认同的文化记忆以更稳定持久的方式传承下去。

文化记忆的形成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唤醒—重构—认同”来完成。《典籍里的中国》选择中华文化思想精髓，恰当运用多种类符号来唤醒观众对典籍历史的记忆，以多层次空间重构文化记忆，在跨越时空的演绎中凝聚观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