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晨燕

西方民主政治经历300多年的发展，形成一整套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模式，并且标榜这一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政治模式。我国没有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发展，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中国特色的民主成为西方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对外报道聚焦中国民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个聚焦点能让外国受众了解中国民主的实质，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了解中国民主进程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关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从法理上表征着亿万民众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中外新闻媒体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个窗口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民主建设。

中国的亿万民众通过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因此人代会的对外报道，无论是人大代表个人还是群体都是报道的重要对象。随着人代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对外报道对人大代表的聚焦从最初被选上的荣光逐渐发展到话语权的不断加持。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六亿人民心开花》：“多少劳动人民、多少妇女，甚至连一个正式名字或者所谓学名也没有，到老还是用着爹娘在他们小时候呼唤的阿狗、阿妹……这些奶名。可是，就是这样的人，今天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旧中国底层、受压迫的人群现在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他们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通过这一法律赋予的权利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其身份从底层受压迫者转变为国家主人。

这一时期，新闻报道关注人大代表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与当时国家社会对“人民当家做主”的理解分不开。彭真起草、修订选举法和组织法时认为：“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和罢免权利，是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重要保证，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基础。”从《人民日报》对北京市人大代表贾兰文的报道《娘选了毛主席当咱的代表》等系列文章中能看出普通百姓被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为这一时期民主的主要表现，符合中国共产党对民主表现形式的认同。这一时期，人大代表们不断探讨如何更好地履行职责，但这种探索一度被迫停滞。在一段时间里，人大代表开开会，举举手，一致通过成为对外新闻报道的常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

1987年3月25日，陈丕显在第六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上鼓励代表们敞开思想，大胆发言，畅所欲言，充分反映群众意见。他的鼓励和引导成效显著。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中，聚焦了人大代表会议上的“不同声音”，对外报道抓住了会上呈现出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在这次大会上首次出现反对票和弃权票，打破了以往常常出现的“一致通过”的局面；二是代表们开始表达不同意见，在肯定政府工作成绩的同时，又直率地指出缺点。这两个方面一脉相承。在《差一点漏掉的特写》一文中，记者写道：“古宣辉的发言，博得一片掌声。我想，这掌声并不一定表示赞成他的意见，更多还是赞赏他这种敢于在表决前的一刹那间提出异议的民主意识。”对外报道中的代表举手与过去相比，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人民代表话语权、表达权的集中表现，它体现了代表心里装着社情和民意，凭着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勇于表达出意志和看法。对外报道紧紧围绕人代会焕然一新的民主风貌，代表们敢于表达的行为，反映出深层次的变化，人大代表们的话语权得到重视和尊重。

此时对外报道中重视和尊重人大代表不同意见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其典型表征是直面问题的发言越来越多，表态性发言越来越少。所谓的异议主要停留在单纯揭露问题，且多从自我为中心的局部利益考虑，以批评为主，口气比较尖锐，但体现着建设性而非随意性的态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大代表话语权的对外报道焦点发生转向，从“提出问题”逐渐转变为“解决问题”，议案不再是单纯的、尖锐的问题，而是实在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选我当代表 我当代表为人民——中国的人大代表是如何行使职权的》的报道就充分体现了人大代表出席两会都是“有备而来”。其中，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梁建国针对农村的“三农”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基层教育问题等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整理出了36件建议案；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雷招珠对“政务要公开”规定执行不规范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并且建议全国人大制定一部新法律。该报道中的人大代表在扎实调研基础上，提出具体问题，但语气平和，有理有据，重要的是带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此时对外报道重视和尊重人大代表的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人大代表畅所欲言，更体现在对人大代表议案的落实反馈中，其典型表征是对人大代表议案承办落实的关注。对外报道中不仅有代表们提交议案的数量统计，也出现了议案采纳数量和议案回复数量等相关数据，这也体现了国家和政府认真对待人大代表议案的态度，这同样是对人大代表话语权的重视。

除了通过报道人大代表向外展示中国民主化进程，选举也是海外民众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民主选举持有一种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中国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试图在追逐过程、窥探细节中找到证据证实自己的看法。西方记者们采访中国基层选举往往以新闻自由和采访独立性为理由，谢绝当地政府官员和有关人员的陪同，谢绝中方提供的食宿安排和交通工具。他们详细查看选举提名表，对选民在选举筹备中、投票中的言行进行跟踪追问，他们为了“洞察”中国官方可能事先布置的“假选举”情况费尽心思，试图从选举过程和细节中寻找“蛛丝马迹”。

中国对西方媒体敞开基层选举的采访报道大门，一方面是通过西方媒体这一“他者”身份对中国基层选举进行实地考察报道，打破对我国选举的各种猜测和不实言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民主建设经得起各方检验的信心。正如曾经到中国采访基层选举的cnn副制片人麦白柯说的：“我们看到候选人做了很多工作，水平都挺不错的，看到他们做了竞选活动，这个不可能是摆设，这个肯定是一个民主的东西。”虽然是基层选举的场景，但西方记者最终证明了中国的选举是民主的。

除了西方记者的叙述，我国对外报道人代会也把焦点放到选举过程上，加大对选举程序各种细节的描写和呈现，经常会出现人大代表们走向投票箱庄严地投出选票的文字或者镜头，并且也会对选票的颜色和种类进行说明，这在过去的报道中是见不到的，是一个突破。电视或者网络现场直播都会给选举过程一定时间，突出其重要性。

我国县以下人大代表采用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从形式上与西方选举最为相似，被认为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一步，成为国外受众关心的话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石朝门村选举见闻》展现了中国基层群众按照法律要求积极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过程。报道中适时穿插法律知识背景，通过人物、情节、场景、现场音响等元素综合、立体地对外报道人民代表选举过程，生动叙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故事，让外国受众轻松了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通过对外报道人大代表选举过程这个窗口展示民主法治建设，国外听众借此了解中国百姓参加的基层民主选举，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运作机制，从而消除对中国特色民主法治的偏见。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对人代会的聚焦也从会议报道走向法律报道。

《人民日报》刊发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开幕式并致开幕词 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一文，记录了极具历史意义的时刻，同时也奠定了人代会报道的基本模式。报道从会场布置写起，罗列出席的领导人名单，详细报道会议程序。这种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对外报道的风格。胡耀亭在《也谈改革会议新闻》中总结了对外会议报道的“老三段”：第一段都是讲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什么会开幕；第二段讲什么人参加了会议；第三段是什么人讲了什么话等，没有特色。

新闻报道的“八股”风气在实践中逐渐得到转变。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报道为例，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媒体当时有意识地进行了创新尝试，从会议报道转向宪法修改的法律报道。大会议程将近二十项，彭真的报告长达一万七千字，分段小标题就有六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在简单介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后，浓墨重彩地对国外听众关心的问题——宪法修改草案进行报道。这一打破陈规的会议报道将会场气氛、名单、程序都略去，直奔主题。除了报道形式上的重大突破，这条报道更大胆地对人大立法工作进行叙述。以制定1982年《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外报道通过对宪法修改草案的报道，向外国听众说明中国宪法为什么修改、修改过程是否符合民主原则以及主要修改内容等问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成果。

与1982年修宪报道相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1999年中国宪法第三次修订的报道《中国力求通过修宪确保治国安邦战略的长久实施》更加成熟。这个话题政治性强、题材重大、内容繁多且不易说清楚，要让外国人愿意听、听得懂并不容易。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保持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为什么修宪，如何看待宪法稳定性，必须解释清楚。与1982年报道中提到的“修改宪法是因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现行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与现实情况不符，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适应”一样，1999年的修宪在宏观上也是国内社会面临重大变化、中国亟须宪法保障的时候。但不同时代，其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一个是修改宪法以保障社会生活能快速恢复正常；另一个则是中国正迈向现代化，修宪是为了促进中国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 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中国民主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提出法治意味着中国将来的发展就要依靠法律统治、人民意志，这样的反思比1982年的报道更加深刻，虽然实行完全的依法治国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中国从制度上进入法治时代。

人代会对外报道转向法律之后，形成了新闻事件+各方意见的报道模式，围绕全国人代会立法和出台法律进行解读和探讨。未来，人代会的对外报道把立法思想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和落实法律法规结合起来的报道模式将成为主流的报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