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立明 吕 丰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抑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都对科技发展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总结出一系列科技发展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在理论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在实践中为我国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学术界关于陈云科技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成果对陈云科技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拟对此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

早在新疆援接西路军时，陈云就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积极推进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工作。1937年4月下旬，陈云等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从莫斯科到达乌鲁木齐，为援接西路军开展各项准备工作。西路军余部到达乌鲁木齐后，陈云请示并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将西路军余部组建为总支队，借助盛世才部的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教官开展学习军事技术的活动。1937年秋，陈云组织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学员都是总支队中的报务员。除此之外，他还考虑培训一批掌握航空技术的年轻干部。1937年11月回到延安后，陈云经请示中央批准，选派了一批有文化的人员到新疆学习航空技术。1939年，21名学员从飞行班毕业，成为我军第一代飞行员，这批学员返回延安后组建了延安航空队。

陈云非常重视科技人才。1938年8月，著名外科医生何穆、陈学昭夫妇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陈云对此十分重视并亲自过问具体工作安排，何穆被安排在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并负责筹建延安中央医院。1944年5月，陈云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联合召开的技术人员座谈会，提出要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分配到各工厂中，在现有基础上提高技术，努力发展工业生产。

抗战胜利后，陈云被派往东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重视培养和选拔优秀技术干部，坚持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1948年6月，陈云在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着重强调，对于近年来接收过来的公营企业中的专家、工程师、技术员和技师等，只要忠于本职工作，都要进行妥善安排，在生活上要有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以发挥其专长，使他们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1948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上，陈云强调要重视科学，“克服轻视技术的倾向”，特别是要“办好自己的工业大学，培养各种专家”。这些谈话中蕴含的科技思想对东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受到错误批判，被解除了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切领导职务。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陈云极为重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及粮食增产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发展和技术人才培养的真知灼见。

1949年12月，陈云在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进行动员：“希望在这次会议以后，有大批的技术人员高高兴兴地去东北工作。”为此，东北工业部专门组织招聘团赴关内招聘技术人员。在领导编制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陈云对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专门提出经济发展所需科技干部严重不足的问题，并建议在编制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方面问题并逐步加以改善。此外，陈云在不同会议上多次阐明了科学技术和技术人才对推动生产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如全国钢铁工业会议、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政务院政务会议和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等。这一时期，陈云对科学技术相关问题的思考更加系统和深入，其科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后，陈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他结合时代特点，对如何看待外国技术、如何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持续思考，其科技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如何看待外国技术。在1979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提出：“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同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他明确指出引进国外科学技术时的注意事项，“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特别是技术先进且各方面要求都很高的宝钢建设，“一定要抓好提前练兵”。在1985年9月召开的中纪委六次全会上，陈云强调要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这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

如何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1981年11月，陈云在对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提出意见时指出，应在科学和教育这一部分增加“提高技术基础和在科学技术上组织攻关的内容”。1982年7月，陈云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必须“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对电子工业产品有了一定了解后，开始表现出对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视和关怀。1984年3月，陈云邀请我国电子技术专家到家中就我国电子工业发展问题进行座谈。他指出，一定要集中力量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搞上去，把电子工业搞上去，“使电子技术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见到大成效”。

纵观陈云不同时期的讲话或草拟的报告和文件等，可以从中提炼、概括其科技思想的丰富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必然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并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此，陈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在多个场合作了许多相关论述。1940年2月，他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开展自然科学研究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并能改善人民生活，因而自然科学界在边区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发展边区已有的经济建设基础”，并且要“抱着不怕困难、绝不灰心的奋斗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事业”，“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去开展科学的工作”。由此可见，陈云不但认为科学是生产力，而且指明科学技术只有被人民大众所掌握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鉴于科技的重要价值，陈云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带头重视科技工作。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1941年5月，陈云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向全党解释清楚，“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熟练自己的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1948年10月，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不仅要强调工人，还必须强调科学技术，针对过去“忽视科学技术，轻视技术人员”的问题，今后要加以改正，因为“资本主义靠技术驾驭工人，社会主义靠工人职员驾驭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阐明了科技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1949年12月举行的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陈云指出：“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工业，这就需要技术。我们有勇敢战斗的精神，这很好，但还不够，还要掌握科学技术，并且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1956年1月，陈云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科学技术是很重要的，少了它不行。……现在，单靠人就可以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如果再加上科学技术，我认为达到这些更有希望。”1957年3月，陈云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强调：“冶金、煤炭、木材、电力等等原料工业部门，应当尽可能提高生产指标，职工群众、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当广泛地进行讨论，找寻增产的有效办法”，所有制造部门“应当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节约原材料，广泛采用那些确实可用的代用原料和废料。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只要条件可能，应当进行新产品的试制工作”。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促进工农业发展，抑或是提高生产效率，都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合理的组织、规划，需要立足于基本国情，需要正确的战略观念来指导，否则就会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以及人才埋没。陈云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科技发展战略观。

1.农业科技进步是发展农业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农业因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而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陈云多次强调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振兴和发展农业，重视化学肥料运用于农业生产。1949年9月，他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要“充分发挥今年利用城市工业与科学技术援助农村生产的经验，争取把农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基本上)是可能的”，因此，必须“修补、改良农具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大力提倡与组织选种、浸种等，以增加产量，减少病害”，还“必须加强组织工作与培养推广的技术人员”。针对当时华北地区出现的旱、虫、风、雹、霜、冻等灾害，陈云提出要“运用有效土法组织群众捕打与用可能的科学方法捕灭虫灾，对风雹毁苗进行补种，战胜各种灾害”。1952年2月，他在政务院第124次政务会议上指出，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最重要的还是增加肥料的问题。……一个农民能够增加多少肥料，就可以增产多少。这是肯定的。对于化学肥料也必须争取”，今后“农业试验机关及科学研究工作的比重，应当逐渐地增加”。同年5月，陈云在主持政务院第137次政务会议讨论农业生产中新方法的推广时强调，既要推广密植也要注意施肥，要稳步推进，还应该注意防治虫害和防旱，多搞点水利。1957年9月，陈云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增产粮食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化学，一条是水利。化学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肥田粉，一个是化学纤维，也就是尼龙。”因为我国人多地少，所以“只能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办法，就是搞化肥、搞水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这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农业生产要搞上去，一定要有必要的技术措施，必须“要把积极的指标，建立在可靠的技术措施的基础上”。

陈云深刻意识到实现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出路。1960年11月，在浙江省考察期间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他针对农业发展的出路明确提出，搞了机械化，就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出一批劳动力。农产品多了，参加分配的人少了，农村的副业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使城乡差别缩小”。农业机械化对促进农业技术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机械化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2.既要重视科技引进，也要不断增强自主制造能力

一方面，陈云根据我国科技发展落后的实际，提出要创造一切条件主动引进和采用先进科技。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引进问题。1949年1月，就东北重工业建设的问题，陈云在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时提出，必须聘请苏联专家，尤其是“重工业的钢铁、铜、铝、镁、锌及机械制造专家”。1950年1月，陈云在政务院第十五次政务会议上讨论钢铁问题时表示，“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减少了生铁有效容积，增加了钢锭量，并且还缩减了许多时间”。1952年2月，陈云在给周恩来的汇报材料中指出，要较大规模地恢复工厂生产，订货和设计都必须要依靠苏联，特别是“在施工方面尚需聘请专家组”。他与李富春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同年4月，陈云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而技术人员的思想“尚未经好的改造”，他们的“技术水准和经验也不能信任”，因此，必须抓紧聘请一些苏联专家来帮助解决管理、建设及技术等问题。改革开放后，陈云仍主张积极引进先进技术。1982年11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比引进先进设备重要得多”，有了先进的技术就可以自己制造设备了。1984年12月24日，陈云在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谈道：“在转让尖端技术这类问题上，希望苏联方面看得远一些。”

另一方面，陈云非常注重技术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不断增强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1952年2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一切重要的装备不能图节省外汇，一定要向苏联订购，而能够自力更生制造的设备则一定要自己制造。同年3月，他联合李富春等同志给中央提交报告，其中指出：“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但确能如期制成、质量又能符合的器材，不应推脱自制的责任。”5月，陈云在全国机械工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提高机械制造能力很重要”，“现在提高机械制造能力与我们目前的国家建设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力争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结合起来”。1957年12月，陈云在给周恩来并转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表示，要提高我们自己的机械制造能力，机器生产制造部门要大胆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每种新机器都应当小心设计和制造”。他还强调在制造过程中不要怕发生缺点和毛病，即使出现失败，也能取得教训，我们的制造技术就会进步很快。

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引进技术的错误认识，陈云强调：“搞技术引进必须从我国现有的工业基础出发，要在既有基础上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引进什么。”1982年11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纠正了发展工业就是要铺新摊子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发展工业要从企业内部搞技术改造，……各方面都搞活了，内在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1984年4月，陈云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汇报时，明确表示出不赞成保护国内落后工业的态度，提倡“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但同时应保证“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

3.对发展基础工业提出许多可行性设想

关于发展基础工业。1948年10月，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要围绕军火生产，将“重点放在恢复重工业与军工业上”，还要把钢铁、铜、化学工业、汽车零件制造、电器材料等都搞起来，“汽车要搞苏联型的。东北目前最缺的是电器和油类”。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我国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的问题，陈云主张要通过推进基础工业建设来恢复和发展经济。1952年4月，他在主持起草的《开发西北石油和建设新式炼油厂的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开发年产三百五十万吨油田，建设年产三百万吨的炼油工厂”。5月，陈云在全国机械工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提高机械制造能力与我们目前的国家建设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必须“增加机械制造能力，做到能够制造大的机器”。1953年秋，陈云和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亲临哈尔滨飞机厂视察。在听取工厂的汇报后，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工厂的建设方案，并着重指出：“航空工业是一个新型的精密机械工业，工厂任务很重，一定要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逐步掌握航空修理和制造技术。”他要求工厂迅速补充一批工厂急需的关键工种工人。1979年6月，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指出，需要有外国专家来考察和提出意见建议，但宝钢的具体建设和建成后的管理，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

关于发展化学工业。1957年9月，陈云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要发展化学工业，最根本的是解决丝的问题，要搞人造丝，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棉籽绒作为材料。因此，需要“在工业方面找，用发展工业的办法来解决农业的问题”，“最后的、最大的出路，还是搞化学纤维”，“如果肥田粉、化学纤维这两项东西发展了，我们中国就有很发达的化学工业了。……染料、西药原料、塑料等许多化工原料都解决了，那末，中国就可以变成一个化学工业很发达的国家”。

关于发展电子工业。1984年3月，陈云在听取电子工业部负责同志工作汇报时指出，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是新的技术革命的两个代表。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我国财经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艰巨任务。然而，“大多数干部还没有看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特别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其他领域新技术的突破，都对财经干部提出了新的任务”。鉴于此，一是要多加宣传，注意普及电子技术知识；二是除了电子工业部要努力之外，其他有关部门也要配合；三是要把具有相关知识的人集中起来，“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没有二话好讲”，因为力量分散了是不行的；四是不仅要搞好电子工业的科研与生产，还要抓好相关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从而使电子技术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能起大成效。陈云清楚地意识到，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工业将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必须集中力量发展。

人才是发展科技事业最宝贵的资源，培养造就一支科技人才队伍是实现科技强国的关键。陈云十分重视科技人才，对科技人才的地位以及如何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1.高度重视科技人才

陈云深知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1949年12月，他在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作总结时，称赞科技人才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我们要善于使用好这些“国宝”。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要信任他们，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1952年12月，陈云在分析行政领导人员在帮助技术人员时存在的缺点时指出：“一方面，是对技术人员的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很好地支持和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没有利用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学习和提高；另一方面，是对技术人员的某些缺点、错误不加批评，结果对事对人都不好。今后应该改正这些缺点。”

2.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技术力量

一是利用“旧有”的技术人员。1948年10月，陈云指出：“在工业建设中，我们技术干部的真正来源是现在产业界的职工。旧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全国约有几十万人。这些人在思想改造以后，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干部的。”1961年10月14日～11月3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煤炭工作座谈会，当讨论到技术人员的问题时插话指出：“在旧中国学工科的人，多数是希望工业救国的，有事业心，是可以改造的。”具体的办法是：建立技术人员的技术责任制；解决对他们的认识问题，从原则上、组织系统上把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家庭和个人区别开来；不断在实际工作中对他们进行改造、提高，使他们克服掉存在的资产阶级意识。

二是集中使用现有的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紧张的生产恢复和建设工作。作为我国工业基础相对较强的东北，急需大量人才帮助完善工业体系。1949年12月，陈云在全国钢铁工业会议上作出动员，提出全国有限的技术人才需要集中使用，让他们到东北去工作。但是这会面临着“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不大愿意把人送出来”的问题，必须要通盘考虑，如果“只作本位打算，就是破坏全局，是要不得的”。陈云对技术人员调动后的职位安排提出建议：“到东北先不做厂长，帮着办事，将来能力使出来，再做厂长也不迟。”1950年1月，陈云在政务院第十五次政务会议上指出目前钢铁生产“最大问题是调动技术人员，把关内的调到关外去”。这既是因为关外气候太冷，待遇不高且离家乡又远，也是因为华东、华北不愿意放人，存在明显的本位主义。因此，要提高技术人员待遇，切实照顾好他们的生活。1952年4月，陈云提出，鞍钢建设的关键是“能否调集足够的干部和技术员工来适应改建安装的需要”。要解决这一问题，除由东北自行配备一部分技术人员和干部外，还应该“由各地和各工业部门抽调技术工人到鞍钢去”。所抽调的技术人员既可以从国营工厂中抽调，也可以从私营工厂中抽调，这需要当地政府进行整体协调。为避免抽调技术人员影响自身工厂生产的情况发生，各地工业部门要积极培养技术人员。

三是要从生产部门抽调出一部分技术人才充实到基本建设部门。1952年10月，陈云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讨论一九五三年基本建设问题会议上指出，要保证基本建设所需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这就需要从生产部门抽调人员。虽然目前“在生产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确实还缺得很多”，但是相比较而言，“生产部门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还是比基本建设部门多得多”，因此，“从生产方面抽调了人员以后，生产是不会垮台的”。

3.运用各种方式培养科技人才，壮大科技队伍

第一，大中专学校培养是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方式。陈云对大中专院校如何培养科技人才进行了细致规划。1951年6月，在与李富春联名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的电报中，陈云明确提出中央指定若干国立大学设立石油专业，要注重规划哪些学校以培养石油干部为主，哪些学校以培养技术工人为主。他还强调：“必须提前培养充足的干部及技术工人。本年分配大专毕业学生时，西北应格外照顾到发展石油的需要。”同年7月，陈云在签发的《对于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西北地方工业建设原则的决定》中要求：“关于西北工学院之扩充、专修科之筹设及改变普通中学为职业学校等问题，由西北工业部与教育部商量具体办法。”同月，他在主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61次委务会议时提出，“培养技术干部，应以举办短期(一年左右)专科学校为主”。1952年4月，陈云在主持起草的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清华大学在目前石油组基础上成立石油系，以炼油为方向；以天津大学从事石油相关专业学习的600余名学生为基础，专设石油学院，以地质钻井采油为方向；西安石油学校学生规模由300人扩大至1200人，并改成为速成性质的石油干部学校。1952年12月，陈云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指出，只有采取有效方法训练地质人才，才能完成艰巨的地质工作任务，像东北、北京及其他地方招收的几千名学生，经过一到四年不等的专业学习，就可参加地质工作。陈云深刻认识到人才的培养不能揠苗助长。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虽然高等学校是技术干部的主要来源，但已经不能提出比计划更高的要求，“勉强招收不合格的学生，把已经不够的师资教学力量再加分散，那末就只能降低教学的质量”。

第二，鼓励工厂自己训练培养技术人才。1951年7月，陈云就西北地方工业建设的原则明确提出：“各企业可附设训练班，但训练时间及方法应切实考虑研究，务使训练有效。”1952年2月，他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要培养自己的设计人才，凡是请苏联设计的工厂，都可派人参加设计和学习；各工业部门要逐步建立自己的设计机构，并通过聘请苏联设计专家带徒弟的方式，培养设计人才。同年4月，陈云在《抽调技术员工支援鞍钢建设》的报告中指出，铁路、煤矿、电气、纺织、机器是我国历史较久的工业，相比较而言，这些企业技术人才的储备相对更足，为避免将来在这些企业抽调技术人才时造成自己的技术人员不够用的情况发生，要“预先在旧厂中培养技术员工，准备几套副职”。即使将来抽调了一部分技术人员，这些工厂依然可以照常生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陈云科技思想主要体现在科技价值、科技发展战略和科技人才三个方面，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陈云关注科技问题的视野既具宏观性，又能把握住重点。从宏观层面而言，陈云提出科学技术一定要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才能服务于大众，发挥科技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工作。他对于科技发展的组织、规划提出了合理有效的发展战略，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我国科技人才的基本情况。同时，陈云也重视现实中科技发展存在的具体问题，善于把握住重点。例如，基于当时农业的重要地位，他重点关注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注重基础工业，并将重点放在了石油工业、机械制造、航空工业、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等方面；他对于科技人才比较缺乏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重点提出要运用各种方式培养科技人才、壮大科技人才队伍。陈云的这些观点切合了当时我国科技相对薄弱的实际，瞄准了国家建设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陈云科技思想不仅涵盖我国科技发展的宏观布局，也关注到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具体措施，体现出视野的宏观性与重点性相结合的特点。

陈云立足我国现实国情提出的诸多主张都体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例如，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粮食增产的迫切要求，陈云主张养猪比生产化学肥料和豆饼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提高粮食亩产的主要办法，就是要发展化肥生产、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建议显然都是能快速有效地提高当时粮食产量的好办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而陈云提出科技引进要靠苏联、要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观点也是切合实际的。除此以外，利用和挖掘人才方面，陈云认为必须集中使用全国有限的技术人才，促进技术人才在地域间或部门间流动，还要利用好旧有的技术人员；人才培养方面，陈云提出办好大中专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同时也要通过工厂企业自己训练和培养技术人才。这些务实的举措不仅能够挖掘学校、工厂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的潜能，还通过国家统一计划的方式将技术人才配置到国家建设发展最需要的环节和岗位。这些举措都是解决工业化建设初期我国技术人才不足难题的好办法。

陈云的诸多论断富有创造性。他秉承了马克思“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思想，并将之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例如，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去开展科学的工作；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尚未培养起来之时，一种迅速、省钱且十分稳当的办法就是聘请苏联的设计组；引进先进技术比引进先进设备重要得多，只有掌握了先进技术，设备我们就可以自己造了；科技人才是“国宝”，是我们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力量；等等。陈云清楚地知道，技术引进必须要与自主开发、自主制造相结合，尤其是要增强自主开发能力，激发出内生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单纯通过技术引进来提高科技水平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技术引进只是帮助我们搭建了一个较高的平台，提供了一条便捷学习和模仿的途径。只有在此基础上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科研能力与科技水平的持续提高。

陈云科技思想是针对不同时期我国科技发展需求和科技发展方向所提出的符合国情的观点和措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业资源条件差，人多地少。陈云结合中苏友好关系的现实，提出诸多措施，如：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尤其是化学工业；大力发展基础工业；着力解决科技人才短缺的问题；依靠苏联开展技术引进；等等。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结合时代特点，对于引进外国技术的必要性、科技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等进行了持续思考。比如，既要买设备，也要买技术、买专利，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卡脖子；不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才能使他们沉下心来进行研究；针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集中力量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搞上去，把电子工业搞上去；等等。

陈云的科技思想还具有前瞻性。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科学预见我国工业最后的、最大的出路还是搞化学纤维；提高机械制造能力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未来发展很重要，机器制造业将会是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要发展化肥工业，这会对将来的农业生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农业机械化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出一批劳动力；搞四个现代化没有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不行；等等。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科技思想同样具有前瞻性。比如，他预判到未来是信息化时代，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等必然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和基础；只有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科学技术，我们的生产力才会有较大发展；等等。陈云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和研判，目的在于使我国在将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领制高点，赢得战略主动。这些观点已经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一一得到了印证。

总之，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科技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这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理论财富。实践证明，陈云科技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及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当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