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劲呈 李海

摘? 要： 基于风险边缘理论对冒险性体育旅游开展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从微观视角分析冒险性体育旅游全过程，探究参与动机、积极情绪与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心理内驱、外生氛围动机可正向促进参与者参与旅游的积极情绪;风险感知在“心理—情绪”“氛围—情绪”路径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积极情绪可促进参与者产生场所依恋，使其萌发传播与重游意愿。

关键词： 冒险性体育旅游; 冒险动机; 积极情绪; 意愿; 风险边缘理论

中图分类号： g80-05? ? ? ? 文献标志码： a? ? ? ? ?文章编号： 1000-5498（2020）09-0034-09

doi： 10.16099/j.sus.2020.09.004

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我国全民旅游消费的热情日益高涨，参与者对旅游项目的选择也日渐丰富。其中，体育旅游作为增速最快的新型旅游方式受到大众的热烈追捧，滑雪滑冰、高空跳伞、漂流等风险较高的运动更是为参与者带来别样的体验。在国际体育旅游实践中，冒险性旅游占体育旅游总量的1/4，其中漂流、急流皮划艇、雪地徒步、洞穴攀爬、跳伞、攀岩、冲浪和悬挂式滑翔等运动最受青睐[1]。依据经验，激浪漂流和急流皮划艇又是冒险旅游实践中最具操作性的商业项目[2]。近年来，围绕冒险动机与行为开展的研究日益增加，不少研究从参与者心理、身体层面进行讨论，目的是分析冒险参与行为，如风险承担行为、满足需要行为和个性特质（追随感、认同感和竞争性需要）行为等的内在机制[3]，多采用定性描述范式揭示传递关系。在体育旅游研究中，尽管风险被认为是引发冒险动机的潜在因素，但也有学者试图证明冒险运动中的潜在风险和现实危险以阻止冒险旅游[4]。为验证参与者对风险持何种态度，风险的调节效果常用于评估风险感知的能力，而调节水平往往受主体认知差异的影响;为限制这一影响，从风险边缘视角研究不同冒险动机与积极情绪的关系，易于定位风险在体育旅游中的角色[5]。因此，本文对参与型体育旅游进行量化研究，阐明传播、重游等意愿的萌发过程，沿着“动机—情绪—依恋—意愿”的分析路径观察参与主体自身认识的不断转化，这有利于从微观角度解构冒险性体育旅游的参与过程，探究风险感知在冒险性体育旅游中的作用，从而为参与型体育旅游景区运营主体、参与者的风险控制提供案例支撑，同时也为体育旅游消费行为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 冒险性体育旅游

户外冒险运动是冒险性体育旅游研究的主题，其内容源于休闲、游憩和旅游学领域。最早研究冒险运动的学者[6]将有危险的运动归类于风险旅游活动，认为“冒险性体育旅游与传统旅游的区别在于生理、心理承受的风险意识和潜在认知差异，其活动形式需要与高风险环境接触，可能发生不可预知的结果”。运动项目是促成冒险的核心要素，漂流、登山和滑雪是冒险性体育旅游中被研究最多的项目。冒险参与者的目标比较明确，他们在意自我突破与挑战，也注重休闲与娱乐[7]。不同风险类型的运动对参与者有较高的区分度，但基本依据冒险程度（重度、轻度）进行划分，两者在风险防范和应对中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参与动机、体验情绪和冒险意愿等方面。

1.1 冒险动机

旅游动机（tourist motivation）能概括游客的心理意识，通常直接被作为独立变量证明旅游体验及参与效果。“推动型与拉动型因子”（push and pull motivation factors）常被用作解释旅游参与动机，2种因子都与参与者心理（如紧张、恐惧等）有密切关系。传统的“推拉因子”“旅游职业生涯”“旅游期望”等理论从通识层面解释了体育旅游动机的不同类型，如逃避压力、寻求新鲜感等;而体验文化、放松、自我实现等旅游动机的阐述方式较为笼统。相比之下，人们参与冒险运动的动机较为复杂，不能仅考虑旅游消费、社交等因素，应重视参与主体在身体、心理及环境方面的情况[8]。最初，寻找刺激是学界对冒险动机的一致认识。为进一步证实该认识，有学者[9]对50多种冒险运动进行实践考察后将参与动机大致划分为3类：①内驱型因素，着重强调参与者的心理浸入与内心感受，冒险运动为人们带来的紧张感和刺激感越强，越多的旅游者就更有机会享受这种情绪被唤起的感觉;②氛围型因素，以自然风光、呈现形式等表征元素为代表，冒险旅游者不仅受心理感受所驱动，而且也受到自然环境（户外条件）和周围情况的影响;③外生型因素，即交往、形象与竞争等。另外，冒险运动的参与者通常比较在意运动技能和身体姿势，其提升身体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欲望越强烈，参与冒险的愿望就越容易被唤起。为强调此种身体特性，本文将动机划分为心理内驱、身体运动与外生氛围3种类型。

1.2 风险感知与积极情绪

风险因素推动了冒险性旅游研究的发展。风险感知将主体单纯追求刺激的需要推向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寻求刺激的非单纯性，自然、社交等外生动机逐渐从风险角度得到解释。主体经历的环境变化造成了对风险的认知差异，从而产生挑战自然、回归自然等各种心理需求。通常风险感知是指参与者个体对客观实在风险的主观感受与认识，是测量参与者心理恐慌程度的指标。由于风险感知的主观性，不同主体在认知、理解上的差异较大，其对风险的认识主要受自然环境、心理活动等因素的影响[10]。风险因素可预测不同参与动机所导致的行为，控制风险感知可验证冒险动机与行为间的关系，从而解释冒险行为中的自我决定意识[11]。总之，风险感知作为一种区别于动机的特殊变量而存在，甚至有观点支持逃离风险而非直接面对其影响。

积极情绪在体育运动中普遍存在，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情绪反应，包含欣喜、成就与惊喜等。参与动机与积极情绪有直接联系，而风险的作用往往不能忽略，其不可预测性极易造成主体对积极情绪的认识偏差而忽视了客观危险。担忧、恐惧等心理内驱因素是人们参与冒险运动的精神力量，人们一旦克服了害怕、担忧等消极情绪，通常会在心理上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及成就感，并产生积极情绪[3]。另外，大多数冒险旅游项目对参与者的身体素质都有一定的要求与限制，参与者在特定情况中采用不同形式的技巧控制身体以躲避风险，这使他們在意自己的运动技能与身体姿态[12]。正如人们的日常训练成果得以展示、训练目标得以完成时，其情绪可得到强烈的控制与表达一样，身体运动动机也会随着风险感知的强弱而变化，在身体可承受的限度下，目标一旦达成，其积极情绪量会成倍增加。此外，自然环境等外生氛围对冒险旅游者情绪影响的研究尚不深入。去往某地欣赏并感受自然风光是游客的普遍需求，同时，参与运动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良性竞争，这使人心旷神怡并产生愉悦、愉快等积极情绪[13];但在此过程中，自然界往往暗藏风险，岩洞、旋涡、野生动物等危险因素使参与者惶惶不安，风险感知在其中起何种作用还不得而知。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风险感知正向调节心理内驱动机与积极情绪的关系。

h2风险感知正向调节身体运动动机与积极情绪的关系。

h3风险感知正向调节外生氛围动机与积极情绪的关系。

1.3 场所依恋、传播与重游意愿

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是冒险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常作为情绪转化为意愿的中间变量，由场所认同及依赖组成，代表消费者与冒险空间的情感联系，冒险运动在塑造人的依赖性情感方面具有更强的作用[14]。参与者去某个场所的频率越高，对这个场所的依恋性越强，在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体验后，会对看似平淡无奇的冒险场所产生特别的感受，即场所依恋。随着体验的重复与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对这个场所显现出极强的身份认同感[15]。积极的心情、思绪和情感通过场所依恋表达，而导致场所依恋的情绪往往是积极、愉悦的。冒险运动逐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冒险者会对场所相关的运动项目产生强烈的依恋情感。当冒险者将某个场所的活动与依恋情感相互匹配时，冒险者更愿意推广此场所并以口头方式宣传此地的活动及服务内容[16]。传播意愿是基于服务、品牌等感知的非正式人际传播意愿，基于某种陪伴或服务的依恋感对宣传、重游行为有重要影响。传播行为的本质是社交，场所中产生的社交回忆及良好的运动经历会触发依恋情感，冒险者出于愉悦感和成就感，继而产生向他人传递自身感受的冲动，冒险者把在这些场所获得的冒险体验传递给亲人、熟人和朋友，同时，人们也会萌发再次到访的主观意愿。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积极情绪正向促进参与者对冒险场所的依恋。

h5场所依恋正向促进参与者对冒险地的传播意愿。

h6场所依恋正向促进参与者对冒险地的重游意愿。

2? 理论支撑

2.1 风险边缘理论

风险边缘理论为冒险者的体验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边缘风险源起于人们对理智与非理智、生与死界限的讨论和描述，也明确了自愿协商与感性疯狂之间的边界，是一种自愿行为选择下的社会学理论。随着讨论的深入，该主题逐渐包含主动冒险意愿、心理因素及社会环境下各因素的关系。lyng[17]将冒险心理与广泛的风险行为相联系，使“人们为何参与高空跳伞”得到解释。人们也逐渐发现冒险者在自愿参与类似具有危险因素的活动时，其积极情绪是巨大的驱动力，而参与动机、积极情绪往往在其技能或能力控制的范围内，且不断通过协商策略（negotiation strategy）实现身体与心理体验的结合。由此，风险边缘理论被用于诠释风险感知变化导致的不同体验感。

2.2 风险感知的边缘状态

冒险运动爱好者们非常享受处于生命风险边缘的状态，参与者也不例外，他们在冒险运动中体会到的紧张感、愉悦感来源于对边缘风险的感知[18]。当人们对冒险运动风险感知内容的级别已经突破自我意识中运动技能或承受能力的上限并成功完成此项运动时，便可产生强劲的驱动性情绪。不同风险边缘状态下的感知力对情绪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探究参与者面临风险边缘情境中风险感知力的强弱，此理论曾被用于解释冒险运动爱好者参与定点跳伞、高山滑雪的动机[19]。

2.3 风险边缘的感知过程

lyng[17]根据冒险运动参与者的情绪变化将风险感知划分为3个阶段：①感知调整阶段，此时人们通常会感觉到紧张和置身其中的恐惧;②感知执行阶段，此时直面风险的参与者变为不计后果的狂热者而实施冒险;③回想成就阶段，当克服自我认知的边缘风险并实现自我形象塑造后，人们会夸大并传播最近一次运动所取得的成功，进而尝试再次冒险。参与者风险感知存在于参与前、中、后3个阶段，分别表现为对风险问题的关注、心理上对风险的认识及行为上的反应。这与参与体育旅游的“动机—情绪—意愿”过程极为相似（图1）。情绪概念模型与漂流旅游模型[19-20]均认为运动唤起的情绪位于运动心理变化的中心位置，运动参与和心理变化处于同一过程。

3? 调查过程与结果

3.1 调查地点

调查地点为贵州省兴义市马岭河景区，调查时间为2018年6月（此时正值水流充沛期）。马岭河发源于乌蒙山系，作为中国西南部最具喀斯特地貌特征的河流，漂流强度等级达到4级，沿途经过世界罕见的“峡谷地缝”（最深处达400 m），漂流河段邻近万峰湖、贞丰体育小镇等重点景区，是冒险性体育旅游的标志性场所。马岭河全年漂流游客约50万人次，每年6—9月漂流人次占全年的83%，日均漂流游客约5 000人次。

3.2 问卷设计与发放

尽管漂流只是众多冒险运动的一种，但它与其他运动（如桨板、跳伞、攀岩和滑翔伞等）都具有类似的特征。针对马岭河漂流旅游活动内容和冒险方式，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进行分析[21]。结合文献梳理及预调查结果，参考manfredo等[22]的研究，围绕“紧张、兴奋、节奏和愉悦”等（10个测项）条目展开动机调查。身体运动动机围绕“锻炼、健康和身体感受”展开;风险调节围绕“可解决的风险、危险发生概率和经历过的危险”[22]展开;积极情绪基于kim[23]的研究，测量愉快感、享受程度、回忆体验;场所依恋划分为“场所认同与依赖”;意愿测项围绕“重游打算、重游计划、渴望程度、预期实施”[24]与“场所宣传、场所推荐”[25]展开。

调查样本来自贵州省兴义市马岭河景区的漂流参与者，定点发放问卷510份（其中在洗浴广场发放问卷213份;在停车场摊位发放问卷158份;在返程候车站发放问卷139份），最終获得有效问卷387份，有效率为75.88%。采用非概率抽样，在洗浴广场、停车场摊位、返程候车站设点进行方便抽样。调查样本分布（表1）：49.87%的参与者是18～30岁的中青年人，除15.76%的参与者可能来自30 km以内的兴义市、乌沙镇、马岭镇以外，参与漂流单程距离超过60 km者占73.90%，超过90 km者占55.81%。此外，年收入大于12.8万元的调查样本约占1/4，参照贵州当地经济水平，属于中高收入人群。调查样本基本符合运动参与特征及旅游消费特征，其他信息符合社会调查的一般特征。

3.3 调查结果

3.3.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分别采用spss 20.0与amos 22.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sem）验证。各维度的克朗巴哈（cronbachs α ）系数区间为0.822～0.941（表2），均高于标准值0.7。冒险性体育旅游过程主要由冒险动机、积极情绪、场所依恋、传播意愿和重游意愿5个要素组成，采用promax斜交旋转的方法，κ值为4，按照kaiser标准进行提取，以0.4为边界值，最终保留5个因子——动机因子、情绪因子、依恋因子、传播因子和重游因子，因子贡献率为72.108%。运用层次回归方法验证调节作用，设定3种动机为自变量（x），风险感知为调节变量（m）。结果显示：χ2/df=2.89;比较拟合指数（cfi）=0.925;非标准拟合指数（nnfi）=0.916;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