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枭吟 王晗 焦成焕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逻辑是通过直接不确定性对供给与需求同时产生双重破坏，并进一步通过间接不确定性对整个要素、贸易、资本市场等经济层面产生巨大冲击。从微观层面来看，这场流行病的后果是巨大的，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加剧、全球经济链条断裂、国际贸易陷入低迷、全球服务产业遭受重挫;在宏观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产业链重构与全球经济极化效应、催生数字经济爆发增长。我国应该在防范疫情二次冲击的前提下，积极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变化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6-0065-08

由细菌、病毒引发的传染性流行疾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传染病的大爆发，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发展历程[1]。比如最近20年内发生的“非典”疫情（2003年）和“甲型h1n1流感”疫情（2009年）造成相关国家经济损失分别高达300亿美元和18.6亿美元[2]。2020年初，一种未知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类社会中开始传播，并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全球，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1月14日9时46分（北京时间11月14日16时46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 852 674例，累计死亡病例1 295 328例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发展态势仍然不乐观，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不仅仅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健康问题，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挫折和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引发了一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世界从未经历过的经济衰退。

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逻辑

风险确定性是支撑经济活动的关键驱动力，未知风险或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减少经济活动。从经济活动的实践来看，经济主体只有在风险基本已知、大概率确定的情况下才能更多、更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自出现以来的快速传播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生产活动造成重大冲击。一项新的医学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基本传染指数（r0）估计值达到5.7 ，远高于埃博拉病毒和h1n1病毒。尽管现有医疗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大大降低了疾病死亡率，但如此高的传播速度无法消除人类对疾病的心理恐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后果;再加上当前高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与日俱增，与病毒的传播形成了叠加效应，放大了新冠病毒的不确定性。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所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上最紧迫的不确定性”。

与其他不确定性事件对经济的影响不同，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逻辑是通过直接不确定性对供给与需求同时产生双重破坏，并进一步通过间接不确定性对整个要素、贸易、资本市场等经济层面产生巨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直接不确定性表现在病毒的规模、传染率及发病风险等方面，这些直接的不确定性十分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慌，导致直接经济活动的大幅度缩减。在需求消费领域，隔离措施造成零售、交通物流、旅游、餐饮、影视娱乐等服务业大幅收缩，消费者也从多元化消费转变为日常生活必需用品的购买，消费频率及额度大幅度降低。同时，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社会失业人数增加、收入减少，进一步压缩了需求空间。例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4月份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约2 050万人，失业率高达14.7%，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因而，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是需求减少、消费支出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在供应生产领域，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工厂停工，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社会供给大幅缩减。各种迹象表明，现代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基于效率分工的链条式关联关系的经济形态[3]。新型冠状病毒快速传播导致经济链条中的某一节点或多个节点中断而产生连锁效应和溢出效应，以纵向、横向的方式影响供应链、投资链、贸易链，从而影响经济供给层面，并最终带来经济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的间接不确定性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的人际传播速度前所未有，极度考验政府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冲击，引发经济供需双重破坏、经济停摆，在经济史上也无先例，对政府以传统经济调控政策手段应对新的危机构成巨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间接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政府是否能够找到正确的防疫措施遏制疫情，以及是否能够通过创新的、更有效的经济调控措施提振经济，以避免经济衰退停滞。这种间接不确定性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链上的企业、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经济预期及行为，从而可能引发贸易摩擦以及要素、资本市场剧烈波动，而这些经济行为又可能进一步导致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及资本风险[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不确定性对经济供需层面产生双重冲击，直接决定了对经济影响的“宽度”，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深度”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间接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经济链条中断、消费需求降低的情况下，政府对疫情的反应速度及应对模式将决定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深度”。政府在危机中不仅仅要刺激经济，更应该在拯救生命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两全对策。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更快、更严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使本就增长疲弱的全球经济再遭遇负面冲击。

（一）市场恐慌，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黑天鹅事件”。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传播，市场投资者越来越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会破坏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加剧，风险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市场波动性飙升，全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都呈现出大幅度震荡。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全球股市大幅度震荡。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中国股市受到第一轮疫情袭击，中国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跌7.72%，深证综指跌7.88%。2月中旬之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股价从高位水平大幅下跌，市场动荡加剧。交易数据显示在2月份的最后一周内，全球股市蒸发6万亿美元市值（见表1）。进入3月份，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在股市发酵，美股直接经历了“i型”暴跌暴涨模式。3月9日至19日，美股在8个交易日内发生四次熔断，历史罕见。3月13日却逆转大涨逾9%，创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24日至26日3天又累计暴涨20%。美股市场的暴涨暴跌反映了市场情绪的极度不稳定，被称为“华尔街恐慌指数”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vix）也曾一度上涨达到62.12。受美股市场不稳定的影响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全球市场悲观情绪加剧，英、法、德、意等市场股指跌幅均一度超过30%，并引发加拿大、巴西、韩国、泰国、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多国股市熔斷潮。

面对金融市场的极度不稳定，世界各国政府及时出台了货币和财政政策，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降至历史低点，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央行也降低了利率，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但是，目前全球金融体系显然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完全控制的情况下，短期内全球金融市场可能有进一步收紧的风险，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及风险将持续释放。

（二）经济链条断裂，国际贸易陷入低迷

正如前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重要影响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快速传播导致经济链条中的某一节点或多个节点中断而产生“连锁效应”和“溢出效应”。因而，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带来的经济冲击，不是单纯周期性危机或结构性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结构性失衡或需求不足，而是经济链条的断裂导致经济停摆。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已经形成链条式关联的经济形态，特别是全球制造业已经发展成为模块化的生产链条，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消费”格局。国际化分工决定了任何一个环节、节点的中断，都将对全球經济链条上的生产和消费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从全球经济链条的生产端看，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国爆发的疫情迫使工厂停产，降低了中国对石油、原材料、中间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全球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供应，不仅影响到传统汽车制造业，也影响到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等高科技行业。例如，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2月份停工停产，导致韩国现代、菲亚特克莱斯勒等国外车企也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4月份后，尽管中国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实现复产复工，但全球其他国家疫情仍然在蔓延，产业减产、出货迟缓甚至停工等问题依然无法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链生产端的冲击依然没有明显减弱。

另一方面，从全球经济链条的消费端看，新冠肺炎疫情中经济停摆、消费萎缩等诱因直接导致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大幅下降，国际贸易陷入低迷。以大宗商品石油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石油市场报告》测算，由于全球近200个国家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930万桶/天，几乎全部抹去了近10年的消费增长[5]。与此同时，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大幅下降，也直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大宗商品贸易陷入混乱。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从统计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如何改变世界》研究报告，全球自由市场商品价格指数（fmcpi）在2020年前三个月分别下跌1.2%、8.5%和暴跌20.4%。其中，矿物、矿石、金属、食品和农业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3月份下跌约4%，燃料价格则暴跌33.2%。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减少3%[6]。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通过全球经济链的消费端在短期内对全球贸易构成重大冲击。

（三）经济活动停摆，全球服务产业重挫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全球服务业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不低于70%，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50%，服务经济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各国先后实施社交隔离措施，整个世界陷入“大封锁”状态（the great lockdown），餐饮、旅游、航空、物流等服务产业遭受巨大冲击，各国服务业损失惨重。

首先，全球餐饮行业遭受重击。欧美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采取的营业限制等措施，直接导致客户数量大幅度下降。据测算疫情期间美国减少99%，英国大减94%，德国下滑99%，加拿大下滑100%[7]。在以更加严格措施对抗疫情的中国，餐饮行业直接进入休克状态，损失惨重。根据中国烹饪协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餐饮业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调查分析报告》，仅春节7天假期内，餐饮行业零售额损失约5 000亿元，疫情期间78%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损失达100%以上，9%的企业营收损失达到九成以上，7%的企业营收损失在七成到九成之间，营收损失在七成以下的仅为5%[8]。

其次，全球旅游业及航空运输业遭受重创。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各国纷纷实施国际旅行限制，导致全球旅游业和航空运输业遭受重创。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报告显示，截至4月20日全世界共有217个目的地实施旅行限制，对全球旅游业造成重大损失。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预估，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旅游业至少损失220亿美元;同时，全球人员跨国流动的限制，全球航空业需求大幅度降低。据估算，新冠肺炎疫情导致2020年5月全球定期航班的数量同比减68.4%。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新闻公告称，2020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客运收入因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损失630亿至1 130亿美元[9]。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危机的长期不确定性都要远远大于短期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终将会过去，全球经济也终会逐步恢复正常，但不会完全回归到疫情之前。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人们心理及行为、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影响短期内不会完全消除，并在一定程度上长远地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政策制度安排和经验得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的经济预期与政策制定，从而改变全球经济的发展轨迹。

（一）慢全球化

纵观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全球化是市场的结果，是全球工业化的产物，是分工效率的体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把经济全球化推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全球化在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实现产品内分工，构建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生产体系，创造了高效率、高利润的经济模式，但也潜藏着致命的脆弱性。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导致供应链崩溃、全球经济停滞，使人们深层次体验到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声音不断出现，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有将反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推高的可能，经济全球化发展也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但是，历史不可逆转，现如今世界经济已经发展成为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全球经济已经深度融合、互相依赖，经济全球化不会因疫情而终止。历史上战争危机、经济危机，以及西班牙流感（1918年）、非典（2003年）都没有能够中断或逆转经济全球化。相反，以市场扩张和技术创新为基础动力的经济全球化具有高度的弹性，危机之后会发生高度反弹。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也突出表明，各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因此，基于上述事实，有理由相信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全球化的终结，但会加快“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推动全球经济模式的深度调整。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本身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历史上新技术的突破或制度的创新都会推动经济全球化，而每次危机期间，经济全球化都处于低增长与多摩擦的缓慢发展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都使得经济全球化出现放慢迹象，全球贸易与投资活跃度有所减缓。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专门用“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描述经济全球化的这一特点。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也指出，全球化不会结束，但逆转程度确实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新冠肺炎疫情恰恰在此时爆发，或将成为新的贸易摩擦导火点，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慢全球化”时代。“慢全球化”不意味着逆全球化或全球化的终止，其本质是市场全球扩张与全球治理缺位之间的矛盾调和，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发达国家全球市场话语权和全球化主导权的挑战，发达国家战略主动调整的结果。“慢全球化”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再调整的契机，是各国经济相互磨合、搭建全球化新規则和新秩序的过程，各国只有继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治理与发展，构建更加包容的全球化发展框架，才能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

（二）产业链重构与全球经济极化效应

全球经济已经由初期的产品分工发展为水平产业链分工。尽管现有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体系有利于跨国公司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库存管理优化，最大程度上降低产品成本，但其在规避突发危机上却存在明显的短板。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趋于弱化，跨国公司被迫降低中间产品对某一特定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规避由于突发事件而导致供应链中断。

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会对一些关键产业进行重新布局，防止过度依赖某一个国家，损害自身的安全。因此，各国政府对产业布局的干预将会增加，全球产业链不可避免地面临重构的趋势。一方面，发达国家产业回流的可能性增强。早在2008年发达国家就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促使产业回流，但是由于跨国公司不愿意放弃国际生产链在成本、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方面的优势，产业回流效果不佳。但是，疫情之后，发达国家可能会进一步调整产业政策，以补贴形式强制要求医药、信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迁回本国，扶持本土制造业发展。另一方面，疫情之后，跨国公司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通过缩短供应链实现追求产业效率的同时兼顾产业稳定性，会更注重产业投资的区域化和分散化。

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塑，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区域化及分散化，全球水平产业链将可能发展成为全球产业网。该网由若干核心节点和众多替代节点相互编织而成，每个核心节点和若干个替代节点构成垂直型的区域产业链。由于存在先发优势，现有全球产业链条节点将优先发展成为全球产业网络核心节点和区域产业链的中心。例如，中国、美国和德国可能分别作为亚洲、美洲和欧洲的中心国，逐渐形成各自产业链“闭环”[10]，不易受到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全球产业网的发展趋势，必然会催生区域增长极，推动全球经济由链条经济向网络极化经济的转变，实现以极化效应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

（三）经济形态数字化

危机往往能够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和企业运营模式，从而带来新的经济模式，形成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非典（2003年）期间，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不仅萌发了新的网络购物模式，而且成就了阿里巴巴、京东等新经济公司。新冠肺炎疫情期间，5g技术、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工作、远程医疗和数字娱乐很大程度弥补了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数字经济实现迅猛发展。

目前，在疫情的催化下全球经济正在向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在促进传统经济、商业模式转型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代表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所谓数字经济是以数字资源要素为基础，在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催化作用下表现为制造领域、管理领域和流通领域数字化，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实现静态要素禀赋向动态要素禀赋转变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显示，数字经济具有高渗透性、强融合性以及广普惠性的特点，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沿水平和垂直方向快速扩散到全球市场和全球产业网络，成为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复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四、对策建议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缓慢、贸易摩擦增多、全球产业链重构，全球经济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向，我国将面临更加复杂、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我国应该在防范疫情二次冲击的前提下，积极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变化发展。

（一）防范疫情冲击演变为全球结构性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且有继续发酵的趋势，一旦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由突发事件对经济影响转变为结构性经济危机，外部风险压力及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有必要把扩大内需和保持就业稳定作为应对疫情短期冲击、提高抵抗外部经济冲击的韧性和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趋势的战略基点[11]。一方面，在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适度的经济杠杆刺激消费市场基础上，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体系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积极扶植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和优化消费环境;另一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鼓励灵活就业和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积极提升互联网+等新型服务业态及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

（二）深度全方位开放引领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全球化显示了脆弱的一面，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世界各国的整体发展利益。作为新兴经济大国，我国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深度全方位开放引领经济全球化。以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为理念，进一步扩大市场对外开放，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金融业开放力度，不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实现贸易便利化;继续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标准加快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推进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深化多边、双边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