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李志明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十四五”时期，追求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人口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的新发展阶段，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也迎来开局时期。在新发展阶段，树立积极老龄观、摒弃对老龄化社会的各种认识偏差，有效推动经济社会的适老化转型，对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作为随着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而出现的人口转变过程，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发展现实以及人口发展的长期主题之一，贯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自从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正式步入轻度老龄化社会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行进，截至2021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2%。这标志着我国人口仅仅用了21年的时间就已经正式从轻度老龄化阶段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并正在向重度老龄化阶段迈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生高峰期（1950—1958年）形成的人口队列已经逐渐步入老年期。

未来，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也将始终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前后，我国人口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同时，第二次出生高峰期（1962—1975年）形成的人口队列将逐渐步入老年期。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后，第三次出生高峰期（1981—1994年）形成的人口队列将逐渐步入老年期，也是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的阶段。

对于数量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城乡和地区差异大、“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及其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早在2000年我国人口刚刚进入老龄化阶段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老龄工作”；2006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体系日益健全、政策领域持续拓展、政策内容更加精细。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建议及纲要都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及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首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为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其战略目标是实现积极老龄化、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根本任务是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人口条件，以及形成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环境。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超过20年，全社会对于人口老龄化已形成直观认识，在国家战略层面也作出了积极应对的中长期规划安排。但是，客观来说，整个社会在老龄化的应对问题上仍存在诸多认识偏差。只有摒弃这些认识偏差、树立积极老龄观，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适老化转型。

从本质上讲，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好坏之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本是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老龄阶段是个体生命周期的必然阶段，也是能够有所作为、创造巨大经济社会价值的人生阶段。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常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摒弃把老年人口当作“负担”、将老龄阶段视为“衰弱过程”、片面强调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等消极老龄观；转而树立积极老龄观，积极看待老年人口多方面的价值，将老龄阶段视作有为人生阶段，既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又应看到挑战之中蕴含的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通常被认为是老年人数量增多所导致，应对人口老龄化也经常被认为只是解决老年人的问题甚至只是一个如何养老问题，而与年轻人无关，也不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议题。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个人老龄阶段的生存状况与其之前各个生命阶段的行为选择密切相关，而整个社会的老龄化也几乎影响了所有人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取决于其年少时为自己积累的养老金权益以及个人财富积累额的高低；整个社会老年抚养比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老年人数量，也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寡并进而向前延伸至生育水平的高低。因此，将老龄化议题过度聚焦于老年人群体既容易导致不必要的社会焦虑，也不符合代际公平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建设理念。为此，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将其置于事关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战略高度来统筹各个方面、协调各个环节。

我国老龄化社会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社会形态发展而来的，整体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环境都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例如，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主要面向城市中产阶层的中青年群体来设计和开发，匹配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目前，中国城市住宅电梯拥有率只有20%，老旧小区的电梯拥有率更低。受思维惯性的影响，人们习惯用年轻社会的老思维来应对老龄化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整个社会还没有根据人口老龄化而作出必要的转型。例如，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要针对劳动年龄人口，缺少对老年人就业的政策支持，致使老年人未被纳入现行就业服务政策体系，老年人就业权益缺乏法律保障，老年教育培训体系发展不充分，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远远不足。为此，我们应当树立积极老龄观，有效推动整个经济社会总体性、全局性的适老化转型。

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社会抚养比和劳动力供给以及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带来深刻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抚养比和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直接推高老年抚养比，在叠加长期低人口出生率后，我国社会总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临界低点后一路上扬，同时我国的人口红利也步入衰退阶段；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促使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发生相对比重（2011年）乃至绝对数量（2014年）减少，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内部“高龄”劳动力的比重也将提升，改变劳动力供给格局。如果不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力短缺不久将变为现实，这对我国的就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将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二是人口老龄化将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带来深刻影响。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促进（养老、医疗、生活照料及护理康复等）非物质性的服务型消费，改变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版图；削弱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降低这些产业的外部需求；为以老年人口为服务对象的老龄产业（为老年人供应产品及相关服务的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重要机遇。

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抚养比和劳动力供给以及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造成的巨大冲击，推进经济适老化的应对之举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改善劳动力供给局面。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从而重新定义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通过消除老年人就业的制度性障碍、建立老年人口的终身教育和技能更新机制、制定有利于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的支持政策等途径，有效开发利用数量规模大且持续增加、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围老年期”人口和低龄老年人口，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提高人力资本整体水平。

二是发展“银发经济”，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培育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具体来说，首先，紧跟老年消费需求变化，深化老年产品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广泛应用，促进养老与教育培训、健康、体育、文化、旅游、家政、康复辅具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银发经济”大发展，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其次，在产品技术迭代升级的同时进行更多的“适老化”改造，要以老年人需求为出发点、以老年人体验为落脚点来创新技术、设计产品和优化服务，既追求“技术的先进性”，又不忘“操作的适老化”，将技术融入日常，不断优化细节。再次，促进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全方位应用各种数字技术发展智慧养老服务，面向居家老年人、社区、机构，开发智能物联网系统平台，连接医疗服务、运营商、服务商、个人和家庭，打造高效优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为老人提供实时便利、互联化、智能化且低成本的养老服务。

人口老龄化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人口年龄分布的结构性变动。老龄化社会中尽管老年人口占比相对更高，但依然是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群体共存共生的社会。身处老龄化社会之中，我们应当转变思维方式，积极推进社会适老化转型，使得整个社会环境更加适合老年人生存发展，推进信息无障碍化和社会适老化，建设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使老年人能够同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口一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是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首先倡导的理念。作为社会融合的基本目标，“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是指社会中“每位享有权利和责任的成员，都能积极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适老化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群体共存共生并且都能积极发挥作用的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适老化转型也是社会全龄友好化转型。

社会适老化转型涉及社会结构各层面、社会发展各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各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但是，社会适老化转型仍可能从某些局部领域率先切入、取得突破，为老年人“积极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首先，在基础设施层面，社会适老化要求各种基础设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老年人居家和社会参与提供基本条件和便利，实现无障碍化。这其中，居家环境适老化是社会层面基础设施适老化的基础，也是当前我国所着力推进基础设施适老化的重点领域。推进居家环境适老化，要围绕小区环境、公共空间、套内空间、建筑设备与设施，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以及行为特征出发，以不同生活场景为牵引，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群及其差异化的日常生活需求，按照“基础保底”和“自愿选择”的原则，由专业团队基于专业经验，确定具体改造事项、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设计选项，提出更具实用性、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居家养老改造方案，避免“一刀切”，真正为老年人打造一个舒适、安全、适老的居家环境。社会参与环境适老化则重在降低数字化出行的使用门槛，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推进信息无障碍。

其次，在社会服务层面，社会适老化要求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参与、医疗保健等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以保障老年人借助适老化的社会服务实现功能发挥并提升生活质量。例如，在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社区服务、社交通讯、生活购物、金融服务等日常生活场景中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再如，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让老年人享受更多优质、便捷、公平、安全的优先优惠服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再次，在社会政策层面，社会适老化要求通过合理的社会政策体系确保老年人平等参与社会分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获得积极的、有保障的老年生活。在这方面，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及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同时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为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提供经济支撑及服务保障，并通过内嵌于这些制度之中的待遇调整机制确保老年人得以参与社会分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