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芃，张 晶，顾燚炀，陈依旋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审计报告作为审计师审计工作的最终总结，是资本市场中的重要信息载体，是各方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会对资本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审计报告模式具有信息含量较低、决策相关性不高的固有弊端，越来越难以满足投资者对审计信息的需求。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审计报告改革逐渐拉开了帷幕。2015年1月，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制定了新的701号国际审计准则(isa701)，要求审计师在独立审计师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在此背景下，财政部于2016年12月发布的新审计准则中要求审计师出具带有关键审计事项段的审计报告，即审计师需要根据职业判断，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其在进行审计工作时重点关注过且认为最为重要的事项，对该事项进行描述并且给出在审计过程中应对该事项的方法。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旨在满足各利益相关方对审计报告的信息需求。由此，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问题成为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行为；二是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如何，其中，对于第一类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媒体关注是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可以通过推动行政介入、声誉机制等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同时，媒体关注也会对审计师行为产生影响，比如审计意见的出具、审计收费的多少及审计质量的高低等。那么，媒体关注是否会对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行为造成影响呢？另外，现有关于媒体关注的文献主要是基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进行研究，而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人们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微信、新浪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让人们可以更快速、便捷地获取并传播相关信息。随着我国互联网用户人数的迅速增长，新媒体已经发展为传媒业的主导力量。作为新媒体的一种，新浪微博通过提供快速信息交互平台，让用户在平台上交流想法、公开发布信息，深刻地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环境。社交媒体带来的这些变化是否会对审计师行为产生影响，并最终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如果会产生影响，其途径和机制是什么？由于社交媒体出现时间较短，数据搜集比较困难，已有的文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

本文以手工搜集的新浪微博相关数据为基础，探讨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产生影响的机制以及该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媒体负面报道会增加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文本篇幅；(2)媒体负面报道越多，会导致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越大，进而使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越充分；(3)媒体负面报道的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与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显著正相关；(4)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意味着关键审计事项具有公司治理效应；(5)在国有企业中，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更加显著。

本文可能的创新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以媒体负面报道为切入点，研究媒体关注对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行为的影响。由于新审计准则实施的时间相对较短，目前与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如对投资者决策、审计师责任的影响等方面展开，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媒体关注对审计师行为影响的证据，丰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2)用手工搜集的新浪微博数据研究了社交媒体关注的作用，丰富了社交媒体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已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传媒业的主导力量，影响了审计师获取信息的环境，由此可能会导致审计行为的变化，并导致最终治理效果的不同。然而，已有相关文献主要是从传统媒体的角度探讨媒体关注的经济后果。故我们基于手工搜集的新浪微博数据对社交媒体和审计师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交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3)研究并检验了社交媒体影响审计师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行为的机制。社交媒体报道影响审计师披露行为的机制可能是媒体负面报道令审计师感知的审计风险提高，从而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由于审计师感知的风险程度是不可观测的，本文使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师感知风险的替代变量，测试感知风险加大是否会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产生影响。这使我们对社交媒体和关键审计事项关系的研究变得更加深入和完整。另外，本文还结合我国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问题，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对媒体报道和关键审计事项关系的调节作用，使该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特殊之处就是存在大量的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机制与非国企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研究产权性质对媒体报道和关键审计事项关系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独特性。

一方面，由于新审计准则实施的时间相对较短，目前与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已有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会提高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使用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对投资者、债权人等公司外部利益相关方产生重要影响，包括优化投资者决策、降低被审计单位的股价崩盘风险、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等。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缓解信息不对称来实现。正因如此，作为关键审计事项信息的提供方，审计师所感知到的审计责任也相应地会随着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而降低。总体而言，上述研究较多探讨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而较少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因素。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治理作用已被广泛证明，如媒体报道可以纠正公司的董事会低效现象、抑制避税激进机会主义行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更能揭发公司财务舞弊行为。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媒体在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上述研究主要是针对传统媒体的研究。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公众对传统媒体的兴趣逐渐降低。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对新闻的来源更具有开放性，非精英阶层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产生影响力；社交媒体的内容和展现方式更趋多样化；由于不像传统媒体要受新闻从业规范以及禁止追求轰动效应等规定的约束，社交媒体的交流可能更加情绪化。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在公众的信息共享和传播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著地影响了公众的信息消费。已有一些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也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如提高管理层进行自愿性披露盈余预测和及时披露企业坏消息的积极性、促使管理层放弃降低公司价值的收购提案、抑制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等。但是，上述研究并未涉及对审计师行为方面的研究，另外，研究的社交媒体类别主要是“股吧”或者“推特”，较少使用微博作为研究对象。

综上，可以发现：一是针对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因素的研究较少，审计师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环节，其审计行为究竟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比如媒体报道如何影响审计师的审计行为和最终的治理效果，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二是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如何通过影响审计师行为，进而发挥治理作用的文献目前仍然缺乏。

一方面，媒体作为信息媒介，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相较于一般性的媒体报道，媒体负面报道往往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公众关注，从而使企业更易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加大公司的经营、财务以及诉讼风险。审计需求保险理论认为审计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这些来自客户公司的风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由审计师承担，审计师遭遇诉讼和民事赔偿的风险随之加大。媒体的负面报道越多，企业的风险水平相对越高，使审计师面临越多潜在的诉讼以及声誉损失风险。因此，审计师会依据媒体对客户的负面报道来评估自身的潜在风险及损失，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来减轻风险及可能的损失，如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提高审计质量、增加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要求风险溢价补偿等。

另一方面，首先，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可以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在某种程度上会给审计师带来“免责声明效应”，具备为审计师“免责”的功能。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产品警告标签”，可以预警报告使用者关注企业存在的潜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审计师在陈述错误的情况下承担风险。其次，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感知的审计责任。不论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与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是否一致，均能降低投资者感知的审计师责任。最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也会减轻审计师自身感知的审计责任，当已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被发现存在重大错报时，审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更小。

综合上述分析，当公司面临较多的媒体负面报道时，公司的相关风险会加大，公司风险的增加会提高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审计师所感知的风险也会加大。此时，审计师可能会增加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减轻报告使用者感知到的审计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媒体负面报道给自身带来的风险。上述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越充分。

一方面，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区别较大。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缺位以及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使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并且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往往低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加剧其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产权性质，其面临的融资约束较低，为了融资而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动机较低，而非国有企业为了吸引投资者投资，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及效率的动机更强，进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韩宏稳和唐清泉的研究认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进行的关联并购决策体现了社会目标及经济利益关系的多重性，会产生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已有研究表明媒体能够加快信息传播、提升市场信息效率，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而相较于非国企，国企一般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通常更容易受到市场和媒体的关注，因此，外部严密的监管更有利于国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从审计师的角度来看，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链条更长，代理冲突更加严重，媒体的负面报道更有可能增加其财务风险和诉讼风险，相应的也会导致审计风险加大。另外，当发生负面事件时，国企的政治背景使得其比非国企更有能力干涉媒体的相关报道，而当国企出现负面报道时，往往说明该事件影响比较重大，也更容易引起监管部门关注，导致审计师感知的审计风险加大。

综上所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且更易受到媒体的关注，媒体的负面报道能在更大程度上缓解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使审计师了解并感受到更多的国企风险信息，对审计师产生更强烈的风险警示。此时，审计师倾向于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以达到向报告使用者传递企业风险信息进而降低自身风险的目的。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充分性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表1 样本筛选过程

2018年1月1日起,新审计准则在a股上市公司全面实施，即2017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强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因此，本文以2017—2019年间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由于审计准则中规定审计师不得在关键审计事项中披露导致其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即意味着某些在非标准审计报告中与在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间不存在可比性。因此，为了使所有观测都具有完全可比的财务报表保证程度，本文剔除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被特别处理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最终得到了8647个“公司-年度”观测样本。上述样本的筛选过程具体如表1所示。

本文使用的媒体负面报道数据来源于新浪微博，虽然新浪微博具有实时互动、多媒体化表达以及便捷迅速等传播和影响优势，但是其自由性与开放性的特点使得用户发布信息的正确性难以得到保证，容易造成虚假信息泛滥。目前，部分财经类报纸和网站已开通新浪微博账号，其报道的新闻相对严谨而且也是企业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本文参考戴亦一等、许瑜等的研究，使用14家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全国性主流财经报纸和财经网站的新浪微博账号所发布的相关报道数据。具体媒体负面报道数据的搜集过程如下：首先，在上述新浪微博账号报道的新闻中，利用python软件按照年份收集包含样本公司简称、全称或者股票代码的微博报道；其次，按照戴亦一等检索负面关键词的做法，在上述收集的微博报道中初步筛选出含有负面关键词的报道；最后，再对筛选出的报道进行人工判别，综合确定出带有质疑、批评、负面评价情绪的微博报道作为媒体负面报道数据。样本公司的关键审计事项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其余变量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对连续型变量在正负1%分位进行了缩尾处理。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借鉴耀友福和林恺的研究，本文从如下两方面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进行衡量：(1)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即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个数；(2)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采取对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与审计应对段的总字数取对数的方式进行衡量。_与_越大，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越充分、关键审计事项传递的信息越多。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用公司被媒体负面报道的次数进行衡量。对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的具体处理参照戴亦一等、dyck等的做法，为(媒体负面报道数量+1)的自然对数。该数值越大，说明公司被媒体负面报道的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已有关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选取了公司规模()、成长性()、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占比()、存货占比()、审计师类型(4)、经营亏损()、股权集中度()、行业()和年度()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说明如表2所示。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构建如下两个模型：

_=++++++++4++++

(1)

表2 变量定义及说明

_=++++++++4++++

(2)

为检验研究假设2，本文按照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性质把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并在模型(1)和模型(2)中进行分组回归。

表3是描述性统计结果。_均值为2056，说明审计师在每家公司平均披露2个关键审计事项。_的均值为7035，说明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与审计应对段的总字数平均约为1136。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的中位数为0，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944，标准差为0624，说明从总体上看，曾有媒体负面报道的样本较少，而最多的则有约18篇媒体负面报道，样本之间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数量的差异较大。

表3 描述性统计

我们也测试了各变量间pearson检验的相关系数，由于篇幅限制未展示该表。从该未展示的表中可以看出，媒体负面报道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_)以及文本篇幅(_)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假设1，即公司被媒体负面报道的数量越多，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

为了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表明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均值为1.398，且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因此，模型的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媒体负面报道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

1.媒体负面报道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

表4报告了媒体负面报道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回归结果，囿于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下同。列(1)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解释变量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25，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列(2)展示了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的回归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列(1)、列(2)的回归结果表明，媒体负面报道数量越多，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个数以及事项描述段和审计应对段的总字数越多，即媒体负面报道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证实了假设1。

2.媒体负面报道、产权性质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为了进一步检验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影响，控制人的性质把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了分组回归，表5列示了回归结果。囿于篇幅，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下同。根据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媒体负面报道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在国有企业中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虽然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02，但是并不显著。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当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的回归系数在国有企业中显著为正，在非国有企业中，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进一步地，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媒体负面报道程度()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差异。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充分性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假设2得到了支持。

本文按照公司实际

表5 媒体负面报道、产权性质与关键审计事项

表6 审计师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机制

媒体负面报道之所以会影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其机制可能是媒体负面报道会使公司面临行政处罚或声誉受损，加剧公司自身的相关风险，而公司风险的增加会导致审计师所感知的审计风险加大，从而导致审计师更加充分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然而，审计师的风险感知程度不可观测，由于审计收费反映了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评估结果，审计师评估的审计风险越大，收取的审计费越高。因此，我们在此处借鉴李明和万洁超的研究，使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师风险感知的替代变量，测试审计师感知风险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以验证媒体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机制。在具体的数据处理中，采用计算审计费用自然对数的方式对审计师风险感知的大小进行衡量。本文对审计师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进行了sobel检验，并在表6中列示了相关结果，可以看出检验结果的系数均为正数，且p值均小于0.1，因此，审计师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媒体负面报道会加大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进而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

2.微博负面报道的广泛传播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媒体负面报道数据来自微博这一社交平台，用户可以在该平台上对相关新闻报道进行点赞、转发、评论等，进而可以使媒体报道得到广泛传播。媒体报道的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的态度，负面报道的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越多，代表公众对该事件的关注程度越高，可能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使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加大，进而披露更充分的关键审计事项。为了探究媒体负面报道的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本文搜集了2019年被媒体负面报道的公司的相关数据，并将模型(1)和模型(2)中媒体负面报道程度()变量依次替换为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变量，然后分别对其进行回归。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的具体定义分别为：媒体对公司负面报道的平均点赞数、平均转发数、平均评论数。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与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间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结果表明，媒体在微博平台上对公司负面报道所获得的点赞数、转发数和评论数与关键审计事项段的字数显著正相关，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

表7 微博负面报道的广泛传播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

3.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

公司治理的改善体现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具有良好的经济后果，这部分我们将引入盈余管理变量来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增强了审计报告使用者对审计师及公司的外部监督作用，可能会提升审计质量与被审计单位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而使管理层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抑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3)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1=+++++++4++++

(3)

表8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对应计盈余

其中，+1为+1年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具体计算方法为根据修正琼斯模型计算的可操纵应计的绝对值，代表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指的是审计费用，具体采用审计费用的对数进行衡量，其余变量的定义与表2一致。从表8可以看出，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均与应计盈余管理(+1)显著负相关，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能够抑制管理层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以及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本篇幅越大，公司下一年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这表明关键审计事项可以改善公司治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微博关注能够通过影响审计师的行为最终影响公司治理。

4.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

本文主测试中使用的是剔除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为了进一步检验媒体负面报道与非标准审计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关系，此处使用了除无法表示意见以外的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样本进行研究。根据审计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对财务报表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时，不得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虽然审计准则规定被出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段中不能直接披露“导致其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但是媒体负面报道可能会导致审计师所感知的审计风险加大，从而在出具审计报告时调整其他和非无保留意见无关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内容和长度。所以，此处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单独进行研究，并和标准无保留意见样本组的结果进行对比，以进一步讨论审计意见类型对媒体负面报道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关系的影响。

表9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样本的回归结果

非标准审计意见样本的回归结果在表9中列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媒体负面报道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仍显著正相关，表明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在非标准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媒体负面报道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间的回归系数为0160，与表4中相应的系数0025相比，高了0135，系数差异t检验的p值为0024；媒体负面报道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间的回归系数为0081，与表4中相应的系数0012相比，高了0069，系数差异t检验的p值为0088。上述结果表明，表9中相应的系数显著高于表4中的系数，这说明相较于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对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审计师感知的媒体负面报道隐含更大风险，因而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更充分。

表10 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表述对其

5.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表述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

在新审计准则下，一些审计报告会在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末尾进行结论性评价，如“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等表述。韩冬梅等发现结论性评价表述会影响审计师对自身审计责任的感知，当结论性评价分别表述为“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没有发现重大问题”时，审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依次降低。为了探讨审计师自身感知责任的大小是否会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产生影响，本文手工搜集了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的相关数据进行分类赋值，并以此作为审计师感知责任的代理变量，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代表结论性评价的类别，当结论性评价表述分别为“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没有发现重大问题”时，分别赋予该变量的数值为3、2、1，越大，代表审计师感知的责任越大。将模型(1)和模型(2)中的媒体负面报道程度()变量替换为，然后分别对其进行回归。表10的研究结果显示，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表述()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审计师感知的责任越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得越充分。该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前文假设，即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审计师自身感知责任增加会使其披露更加充分的关键审计事项。

为了降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本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对模型(1)、模型(2)进行再次检验。未列示的回归结果表明，媒体负面报道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_)、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_)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1依旧得到了支持。

本文使用201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博相关数据探讨了社交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该种影响在产权性质不同的公司中是否存在差异。同时，在附加测试中用审计费用度量审计师感知风险，验证了媒体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测试了微博的广泛传播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然后还对审计意见对负面报道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表述与其披露充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测试。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数越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且与非国企相比，该影响在国企中更显著；媒体负面报道越多越会加大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进而使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越充分；媒体微博负面报道的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与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显著正相关；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管理程度则存在显著负向关系；与标准无保留意见相比，非标准审计意见会加强媒体负面报道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表述与其披露的充分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研究证实了社交媒体负面报道会对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行为产生影响，社交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可以通过影响审计师的行为得以实现。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说明审计师能够识别出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潜在风险信息，并将该风险信息通过调整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与关键审计事项段文本篇幅的形式反映出来，从而提高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

1.审计师层面：审计师要重视社交媒体披露的信息，正确评价客户风险和自身的审计风险，严格按照相关审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合理运用职业判断，保证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质量，进而为报告使用者提供高信息含量及高决策相关性的审计报告，以满足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2.公司层面：公司应重视社交媒体的作用，尤其是相比传统媒体而言的特有功能，如广泛传播功能，并且应重视对媒体的管理，主动通过媒体及时、有效地披露公司真实信息，降低公众的信息搜集成本。公司还应保持较强的信息敏感度，提高对相关风险信息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加强对媒体负面报道的风险感知，以建立积极的风险防御机制。

3.媒体层面：应更好地发挥媒体这种“第四方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治理作用。社交媒体具有广泛传播功能，更应该规范自身行为，保证自身的客观性以及所发布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以树立积极正面的形象，从而提高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信赖程度。

4.政府层面：一是相关部门应完善有关社交媒体的法律法规，在规范媒体报道的同时，保证媒体能真实有效地对公司新闻进行报道，从而使审计师能更好地利用媒体报道的信息进行决策，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以及决策相关性；二是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制定与完善相关审计准则和规定，以更好地引导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并且要加强对其披露的检查和监督。

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微博报道的数量和传播特征角度展开，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从微博报道的具体内容，如报道内容的叙述方式等角度深入研究社交媒体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