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艳秋 姚 磊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面对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新课题，我国结合党建引领的特殊优势，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探索，破解风险集聚的难题，凝聚各方力量的参与，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我国以计划经济为主体，构建了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模式，通过“社会管控”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统一的管理，单位制和人民公社是城乡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模式虽然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和指令性的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稳定新生政权、恢复生产秩序起到了显著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人口流动的需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打破对社会流动的限制成为应有之义。由于经济方面释放的活力催生着社会层面的巨大转型，传统的“社会管控”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洪流，开始逐步向“社会管理”过渡。这一阶段的“社会管理”虽然依旧强调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为主，但是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意涵。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纳入政府职能，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首次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16字方针”，构建了具备现代社会治理基本雏形的“社会管理”格局，并且更加凸显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领域不断创新理念思维、体制机制、方法举措，在民生保障与社会建设上创造了伟大成就。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0字方针”，在“16字方针”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保障”作为基础支撑，第一次系统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并将“社会管理格局”升级为“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此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得到了高度关注，我国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明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前进方向，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至此，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和定型的制度。

纵观社会治理发展的各个阶段，党的领导始终处于社会治理创新的“龙头”地位，对社会治理主体在实践中实现“有为”协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今，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任务落在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治理主要是由党委政府作为主体运用行政方式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社会力量尚未得到广泛开发。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依然强调政府主导的作用，但是已经深刻认识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意义。面对“碎片化”的社会和“原子化”的个体亟需重新整合的现实问题，政府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在不断地进行优化和调整，朝着“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迈进。

其一，政府积极转变职能。一方面，政府把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摆在尤为重要的位置，向社会让渡更多空间，满足社会力量自发成长的需求，加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衔接互动与利益耦合，改变了过去二者之间的“真空”状态。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厘清自身的角色定位，逐步从“大包大揽”走向“简政放权”，进一步打造有限型、服务型、法治型政府。

其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在将行政权力向社会转移的过程中，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自治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得到充分调动。党领导下的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社会主体已经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各个环节当中，特别是在反映群众诉求、协调公共利益、处理矛盾纠纷等方面具备天然优势，有效避免了政府“单打独斗”的尴尬局面，从而实现“一元主体”到“多元共治”的转变。

实际上，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意在建立起一种平等协商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正是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新趋势，既能防止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过度控制、社会力量被削弱的局面产生，也可以规避过分关注个人和社会价值意义的问题。在政府与社会的二元关系中不仅要体现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还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最终达致社会善治的理想目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日益繁重。在此背景下，如何发挥基层党建的重要治理功能，避免治理失灵带来的问题，构建起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社会治理体系，业已成为各地实践探索的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立足于本地特色，涌现出一批社会治理的典型范本，通过顶层设计和全面统筹，充分体现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并将其有效转化成社会治理的效能，解决了条块分割、缺乏协调、精细化不足、服务供给不均等难题。

1.以区域化党建模式横向整合资源范围。区域化党建是相对于单位制党建而言的一种全新的基层党建模式，不仅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且避免了基层党组织“悬浮化”“离散化”的风险，更加强调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的发挥。区域化党建是为了构建“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模式，从区域的角度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和系统推进，形成横向且开放的“区域”，将区域内的资源进行统筹协调，使得党组织更好地贴近社会、感受民意。实践中，区域化党建在街镇层面可以向上和向下开展双向延伸，向上通过在区（县）层面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区域化党建促进会、区域化党建联盟等区级党建领导协调机制；向下在社区层面建立党建联席会，调动驻区单位党政负责人、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多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2.以网格化党建模式纵向延伸服务路径。近年来，各地积极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其中，网格化党建是实践中最普遍、最典型的一种党建工作模式，主要是结合城市综合管理网格化管理机制，在街镇、社区中划分出若干个网格责任区，由党支部和党员作为网格中的责任主体承担政治与治理责任，党支部和党建网格相互对应。网格化党建的本质是构建起一套“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党组织体系：纵向上，在原有的党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向楼栋、居民党员延伸；横向上，加强与辖内企事业单位等社会治理主体的工作联系，形成党建工作合力，开展共驻共建。

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不乏看到许多基层党建主要是通过执行上级决策来满足基层治理的需要。“组织引领”即是以组织化党建的方式发挥党组织指挥、领导、协调的作用，常见做法就是“建组织、配干部、拨经费”。此种方式虽然具有相当可观的执行力，但是其组织网点过密、干部配置过多、投入成本过大等问题始终无法避免。所以，从治理效能的角度来看，应从静态的“组织引领”向动态的“功能引领”转变，才能更好地实现善治目标。在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主要具有政治引领、资源整合、文化引导和利益协调的功能。

1.政治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坚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政治引领不仅要将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在基层层面落地生根，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要对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障党员和人民群众站稳政治立场，依法依规的参与社会事务。

2.资源整合。政党因其自身独特的权威性，天然地具有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善于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而基层是社会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就体现在将这些自发的、割裂的、非公共性的资源加以协调和改造，打破各方力量各自为政的状态，进行有计划地统筹和引导，避免“九龙治水”的状况，实现体制内外的结合、党员群众的互动，推动资源协同效应的产生，构建多元共治的格局。

3.文化引导。不同地方的文化是当地人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以及生活方式的凝练，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而当今社会，人口的流动性不言而喻，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会影响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的凝聚力。因此，在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中心，加强法治道德宣传，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形成共通共融的文化认同。通过党建带群建的工作机制，针对党员和群众的需求，开展形式各样的活动，培养公共意识，激发不同群体参与共建共治的积极性。

4.利益协调。基层涉及的问题十分繁杂，治安、环境、邻里关系、物业服务等，一般解决起来都比较棘手。由于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和矛盾。党建引领在其中能够发挥协调解纷的作用，搭建党建平台，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沟通能力，促成社会共识，缓解各方矛盾纠纷，维护各单位的公信力与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基层建设，保证基层社会治理网络的稳定状态。

基层治理好比一张“网”，架起了不同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党组织则是织密此“网”的引领者。随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入到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深水区”，需要把握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和痛点，探索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路径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是要突出政治功能，发挥基层党建的载体作用，时刻把握好方向性问题，掌好基层治理的舵，确保政治上不偏航。二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从各地的实践来看，部分基层党组织仍将党建当作“走过场”“形式化”的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工作的“手”不是伸太长，就是够不着，甚至出现“空转”现象，弱化了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因此，要大力提升党员队伍的素质，加强教育培训，增强专业能力；主动服务群众，亮出身份，深化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感。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担当作为、尽职尽责，才能使“党的声音一传到底、党的工作一呼百应”。

基层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使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虽然，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利益关系、避免社会分化等方面的多重挑战，但是基层党组织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一方面立足于“为了谁”，千方百计地解民忧、纾民困，从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着手，回应利益关切，突出需求导向，因地制宜、精准高效的开展全方位的党建工作；另一方面立足于“依靠谁”，广泛调动起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畅通群众参与自治的渠道，使群众真正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主角，培育“大家的事大家办”的良好氛围。

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党员对技术手段的理解和运用较为简单，大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党建”仅停留在qq、“两微一端”、公众号和小程序的使用上。如今，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场景覆盖越来越广。“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整合应用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能够打破传统党建模式的封闭性，促进党建手段由传统到现代、党建工作由分割到整合、党员管理由标准化到精细化的转向，将技术加持转化为服务效能。党建信息化平台可以充分运用新技术的优势，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训，共享信息资源；与城市管理服务平台、政务信息平台等进行整合，提升“最多跑一次”“ai办事”等便民服务的质量；创新帮困工作模式，以“微心愿”的形式发布，由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及时认领，让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