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时空 谢清松 金炳镐

（1.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2.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

对口支援，指在中央或上级统筹安排下，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受灾地区或因贫生活生存困难地区开展援助的国家政策性行为，也指某些行业内部的异地帮扶行为。对口支援包括对口帮扶、对口合作等延伸形式。对口支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远和历史发展传承等导致的地区社会相对落后，也可能是地区突发性事件或自然灾害等。我党的对口支援实践起始于边疆地区。习近平同志强调，“对口支援是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敬邻思想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济困精神。1979 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同志在会上倡导国家做出安排，由内地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7月，中央正式批复了乌兰夫的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启动对口支援的重大举措。对口支援重大举措是为贯彻毛泽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思想，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的要求，重建民族地区和恢复民族工作而出台的。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系列民族政策原则，其中就包括党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思想，第六章第五十至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对西藏参观团代表的讲话中说：“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

1979 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对边疆少数民族要支持和帮助的边疆建设思想，即通过支持和帮助，实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近30年后，对口支援重大举措的破茧而出，其目的和原因就是为了落实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促进我国民族发展的政策，特别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思想。换句话说，党对口支援政策的出台是正确贯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路线和方针的体现和结果。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遭受破坏。从1979年中央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召开的“曲折经历”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很成功的会议，也是一次很难产的会议。它从提出到开会，跨时五个年头，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和两年徘徊，直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才得以召开。5年的会议筹备过程不仅记载着当时社会的变迁和沉浮，也是对国家当时民族工作状况的反映和折射。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各条战线上开展了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通过的《边疆建设规划》，目标就是调动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设边疆，巩固边防，从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群众的实际出发，支持其经济社会发展。从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出台的《边疆建设规划》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口支援重大举措正是在“亟待恢复和重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随即指出研究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是非常紧迫的，要求全党高度重视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任何忽视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在1979年边防工作会议上，依照三中全会决定的总路线和方针政策，乌兰夫同志提出“国家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了保证对口支援的实施，乌兰夫同志在报告中还提出八项原则，其中要求选拔优秀干部支援边疆建设，解决好其家属的后顾之忧；营造支边光荣的社会风气；积极培养当地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援建的工矿企业参加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对口支援方略是中央拨乱反正基调的响应和遵循，是围绕“促进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开展建设”的工作重心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对口支援”政策正式始于1979年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一直延续至今。从早期的仅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拓展到对祖国内地的支援；从开始仅限于物质和设备的提供，到后来的财政资金拨付和干部人才的选派，再到教育、医疗、卫生专业领域的帮扶；从支援以显示党和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感关怀到通过互助合作促进双赢共建的发展模式，均展现出对口支援的内涵、地域和方式等不断拓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多层次、多功能、多元化的对口支援格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克服时艰，拨乱反正，锐意改革，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为开展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确立了基调。

1. 启动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于1980年3月隆重召开，会上提出组织全国各地给予西藏积极支持和帮助。同年4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各地支援和帮助西藏的8项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启动了对口支援西藏的“长征之路”。3年之后，开始加码，中央政府作出了“在坚持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下，由天津等4省市重点对口支援西藏”的决策。1984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广东等省（市） 援藏建设40多项急需重大工程。“高原上的43颗明珠”基本满足了20世纪80年代西藏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把建设“交钥匙工程”作为援藏的主要形式，标志着对口支援西藏更加注重基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考虑。

2. 形成对口支援政策国家层面的组织领导机制。1983 年，中央决定成立对口支援组织领导机制，负责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工作。1月召开的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口支援工作由国家民委等3部委共同负责。对口支援“三委”组织领导机制的确立标志着对口支援国家政策性行为有了组织保证。

对口支援组织领导机制正式确立后，为了让对口支援政策在实践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步走向正规和完善，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对口支援国家行为进行了明确，阐释了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的组织领导机关、对口支援关系主体、具体内容等。

20 世纪90年代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深化改革，社会向开放多元转型，经济朝市场调节转向。党中央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继续推进大规模扶贫开发国家行动。党的对口支援举措开始考虑以市场为导向，面向农村和西部地区展开。

1. 实现对口援藏地区全覆盖。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国家的继续支持和对不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1994 年7月，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对口援藏是长期的，并指出加强对口援藏是全国发展的需要。会议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提出两个省（市） 支援西藏的一个地区的原则，并由国务院各部委对口支援西藏各区直部门。会议为西藏安排了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建设项目62个，总投资23.8亿元，一次性投资规模之大，在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2001年6月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朱镕基总理要求继续加强对口支援西藏，决定将对口支援西藏计划再延长10年，扩大受援地区范围，实现对口支援范围在西藏的74个县（市、区） 以上全覆盖。对口支援西藏全部地区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发展的高度重视。

2. 对口支援内地的形式出现。1979年以来，对口支援政策以边疆为主，且主要针对西藏地区。1992 年国家组织实施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对口支援，标志着对口支援内地的形式出现。三峡工程库区移民，涉及湖北、四川两省的十九个县（市）。1992 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对口支援要结合实际，对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升级和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援。1994年后实施“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各有侧重，多方参加”的方针，形成了以一省为主，多省参加的支援格局。自1992年到2017 年，25年来全国各省区市通过对口支援累计向重庆三峡库区引入合作项目1731个，援助资金1250 亿元。

3. 启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早在1989年9月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就强调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有着重要意义，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要把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作为光荣任务和重要责任。1996 年，国务院发布的《扶贫协作报告》确定由浙江等13个省市对宁夏等10个省区开展扶贫协作。全国各地对口支援西藏、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等原有的安排不变。《扶贫协作报告》标志着我党正式开启了扶贫工作中的“对口支援”。200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要求继续做好沿海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扩大协作规模，增强帮扶力度。《纲要》注重扶贫协作中的互利互惠，故将东西部扶贫协作中的“对口支援”称为“对口帮扶”，“对口帮扶双方的政府要积极组织学校结对帮扶；引导各种层次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对口帮扶成为扶贫开发、脱贫致富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手段。“2015年至2020 年，东部9个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资金1005亿多元，互派干部和技术人员13.1万人次。”

4. 实施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确定了到2010年前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的同时，要“加强和完善东部沿海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与合作。”这次会议不仅为今后10年的民族工作指明方向，而且为西部大开发中加强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确定了基调。2000年国务院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提出要给予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援助，“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强东西对口支援，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力度”。2002年2月发布的《“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指出“中部、东部地区要配合开发任务，加强经济合作，支持西部地区发展。”针对以前的对口支援多为经济项目的物质帮扶，很少有文化层面的精神帮扶的情况，2000年2 月，文化部等提出了要加强发达地区的文化对口支援，帮助民族地区建设文化基础设施，达到县有文化馆和乡有文化站。教育部于2001年也要求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配套推进和深化对口文化支援。

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同志提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对口支援”举措强调关注和改善民生，要求加强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口支援新局面。

1. 开展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为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2010 年3月，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确定以“5·12”特大地震后的灾区重建模式支援新疆发展。胡锦涛同志在会上要求东中部地区全方位加大援疆力度，形成“中央关心新疆、全国支援新疆和新疆自力更生”三者的合力。会议要求建立起全方位对口援疆机制，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首位。约一年之后，第二次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指出全面实施对口援疆是党中央新疆工作总体部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2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上，李克强副总理强调对口援疆工作要坚持目标不动摇、热情不降低、力度不减弱。自1997年首批对口援疆干部到达新疆起“20年间先后有九批19000余名干部被选派至新疆。其中新一轮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有三批次15000名内地干部深入天山南北。”20年间将近2万多名干部的智力支持，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注入了无穷活力。

2. 对口支援内容突出改善民生。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指出在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要协助其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统筹发挥好中央政府和各地区对口支援两个方面的作用。2010 年，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大力保障民生，要求把政策资金更多地向广大农牧区和边远地区倾斜，解决广大农牧民和困难群众最急迫的问题。对口支援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宽了对口支援的内容范围，标志着对口支援向民生领域延伸，不仅关注受援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注其社会发展；不仅提高其物质生活，而且要丰富其精神生活；不仅促进其当下发展，更要强调长远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对口支援的方法多样化、内容层次化和群体扁平化。也正缘于此，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完善经济、人才、干部、科技援藏的多元化对口支援格局，决定将对口援藏计划延长至2020年。对口支援突出改善民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细致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

3. 应对灾害的专业化对口支援出现。2008年5 月，四川省汶川县境内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震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6月，中央决定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由山西等19个省市对口支援。“各支援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坚持“软硬件”“输造血”相结合，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灾后恢复重建和防止病毒疫情传染的专业化对口支援出现。全国各地，特别是19 个省市，纷纷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同受灾地结对子，在汶川的大地上绘就了一幅幅共建画卷。仅灾后3个月内，以对口支援方式就安置了上千万受灾群众。2010年滇黔桂遭遇特大干旱，国家组织了北京等10省市对口帮扶云南、贵州、广西抗旱。对口帮扶抗旱救灾使我国应对灾害的专业化对口支援机制常态化。专业化对口支援有效地降低灾害破坏程度和损失范围，恢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使受灾地区重新步入正轨。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和帮扶，强调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

1. 倡导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对口支援新格局。2014 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示要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者积极性，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两者结合起来；强调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为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要求民族地区“通过市场机制与沿海地区连接起来，实现优势互补。”2015年8月，习近平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长期建藏是重要原则，“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优化对口支援体制机制，强调引入和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协调好对口支援两方的利益关系，避免“单边有利”的帮扶和支援，注重发挥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精神，激发民族地区的内生潜力，实现由“扶着走”到“独立走”的转变。2014年《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合作规划》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口支援“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新思路，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和企业在对口支援合作中的主体作用。”

2. 举全国之力对口支援抗击疫情。2019年12月底以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率全国发力，建立疫情省际对口支援医疗救治机制，快速协调19个省（市） 支援湖北16个市、州。要求各支援省份和受援地市共同协商，确定支援安排，多措并举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省市的大力支援下，中国有效地阻止了疫情扩散趋势，“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卓有成效的中国对口支援机制，集全国之力，坚定地维护了武汉、湖北乃至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有力地维护了区域公共卫生安全。

由上文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口支援”的重大举措已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战胜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受援地主要为边疆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地区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生产生活困难的地区，对口支援就是帮助他们克服自然环境、区位劣势、灾难灾害等带来的生存生产生活困难。对口支援措施，通过提供物力、财力、人力、智力等多方面的支持，恢复或提高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恢复或加快了受援地区的发展。从1997年启动对口援疆到2017年，党对口援疆投入资金大、支援地域广、受援人口多。“新疆因此迎来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最大、民生受益最多的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838 元，是全国对口支援新疆起始之年的2.41倍[18]。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对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基础上，又增设扶贫协作对口帮扶，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双管齐下，双重发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016年至2020年，五大自治区和滇黔青3个多民族省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560万人。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

促进各地均衡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口支援方略的重要目标。1996年的《扶贫协作报告》就指出：“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东西部地区互助合作，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把促进各地均衡发展作为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主要目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由此可以看出，党和国家的对口支援政策，就是要发挥东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各地均衡发展，形成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有学者甚至指出“对口支援是实现资源横向流动而赋予经济发达省市的重要政治任务。”“对口支援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地区拿出部分税收收入分配给财政状况较差的地区”。2020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0%和12.7%，增速位居全国前列。通过对口支援等党的系列政策举措，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以有效制止，区域发展的均衡态势有所增强。

受援地大多存在生产生活较为困难或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党的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有效地解决了当地的生产生活问题，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使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心有所安，生有所养”，保障了受援地区的安全秩序，维护了受援地区的社会稳定。受援地若处在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赋予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安全意义。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不仅维护了受援地的社会稳定，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在2021年2月召开的新疆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雪克来提·扎克尔主席指出：新疆已成为各国游客心目中“治安管理最好、社会环境最安全、稳定形势最放心”的地方。新疆的平安稳定局面与各民族的团结奋斗紧密相关，但也与全国10 多年来的对口支援密不可分。从2016至2020年5 年间，援疆资金和项目分别累计投入766.77亿元以上和8540个。对口支援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加强了与内地的情感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强化了国家认同，维护了祖国统一。

对口支援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对口支援是由党中央和国家实施的，而且在实践中由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因此，对口支援的效果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口支援的成功实施，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和肯定，也为党和政府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和威望。通过对口支援，我党深得受援地人民的拥护，具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受援地各族人民群众也更加坚信党的领导，更加拥护党的领导，更加坚定“跟党走”的决心。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共产党及时从各地调集4万多名医务人员奔赴湖北省。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磨炼和考验”，“中国人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风雨来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保障、最可靠的依托。”

中国共产党对口支援的重大举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团结协作的家国情怀，更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的服务宗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党的对口支援政策具有优越性，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协调区域发展、整合社会优势资源、战胜各种重大灾害的“利器”。中国共产党对口支援举措，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要求，服务于国家整体建设与长远发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最好体现和典型实践。在应对2020年年初的“几乎令人恐怖”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党的对口支援政策，使国人上下团结一致抗疫，以惊人的速度及时控制住了疫情。这足以显示党的对口支援政策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对口支援国家政策的根本政治保证，有了党的领导，才使“一方有难的境遇”出现“八方支援的盛况”，才有了支援地和受援地各级党委、政府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自觉，才能最大限度地显示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遏制疫情蔓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组织了对口支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取得重大胜利。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要发挥出党的对口支援政策的显著优势，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对口支援政策是在党发展思想指引下，孕育、出台并不断实践的，政策本身就是对党的发展思想的贯彻和执行。党的“对口支援”举措，不论是解决工程中的重大难题，还是群防群治战胜灾害，或者集中连片消除贫困，都是以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

中国共产党“对口支援”的重大举措，“标”在发展，“本”在民生。对口支援政策举各地之力，快速协调各地的资源和力量，就是要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口支援政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就是为了让各族人民过上好日子。2017年年初，广东、浙江两省为推进对口支援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十三五”对口支援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该规划“以‘对口支援坚持向基层、民生、农牧民倾斜’为原则，聚焦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80%以上的项目和资金安排给县及县以下基层、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样，在2016至2020 年间，80%以上援疆资金投入了民生领域和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口支援不以民生为中心，对口支援就失去了意义和作用，对口支援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是衡量对口支援取得成效的重要尺度。

对口支援中的对口表明：要有对口的地区和单位，对口支援需要实力，讲究专业。对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援助往往是经济发达的某个地区、实力较强的某个单位来承担。对受灾染病地区的灾难援助和医疗援助往往需要专业机构或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来负责。对口支援中的对口更意味着要主动担当，承担责任。2021年5月国家出台的《新时代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工作方案》提出，63个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工作期限为2021年至2030年。这个新时代工作方案中的对口支援更多地包含着党和国家对革命老区的责任和关怀，是反哺革命老区的国家政策行为。

对口支援讲究对口，更应强调精准。在实力基础上实现效率，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转变为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从外在宏观的地区或行业对口转向对支援对象实施分类施策、精确支援，使对口支援政策更加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符合人性，讲求科学。2011年第二次援疆工作会议上李克强同志要求对新疆对口支援要坚持真情援建、科学援建、高效援建。之后，智力援疆、人才援疆、科教文卫组团式援疆促进了新疆软实力的提升，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口支援”举措更加精准：注重效率，考虑长远，实现可持续。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口支援要更加注重引入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推动商业意识、诚信意识、法治意识等现代化理念在受援地扎根开花，润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