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云峰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云南·昆明 650101）

在广大乡村传统文化因急速现代化和城镇化而急剧衰败的情势下，乡村文化振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研究者较少关注广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和艺术乡建问题。乡村的振兴和建设不仅仅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问题，而是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整体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必须发挥其应有之义，而艺术则可采取独特的方式和内容介入美丽乡村的建设中。

在农业社会，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受到城镇化的时代潮流的裹挟，传统农业文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农村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村落空心化、乡村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消失的现象。”当前，广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因而乡村文化亟待振兴。在经济发展“唯先、唯上”的理念下，乡村振兴和发展偏重于重视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强调基础设施“硬条件”的建设，而忽视文化“软环境”的建设；着眼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忽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往往导致乡村社会整体发展的“失衡”。如果没有乡村的文化建设就谈不上乡村的全面整体发展，经济发展因没有坚实的文化支撑基础而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收到应有之实际效益，乡村建设和发展也就未能产生应有的整体效益。因此，在乡村的建设和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相依相促、相互制约、相互推进，必须形成为一种良性的协同发展格局。

艺术乡建的实践活动使得艺术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发生直接联系，使得艺术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相对立的关系得以消除，让艺术回归村民的日常生活，让日常生活呈现出审美化趋向，形成一种全新的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样态。在全新的艺术化的“生活样态”的重构中，村民得以重拾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回归本民族的精神家园。艺术乡建通过艺术介入的独特方式和内容，发挥艺术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文化价值和应有之义。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是以艺术为载体，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联，修复乡村的礼俗秩序和伦理精神，激发不同文化实践主体的参与感、积极性和创造力”。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意义在于“通过艺术复兴传统中国的‘生活式样’，修复乡村价值，将‘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的发展之路。”正因为独特的作用和意义，艺术乡建实践活动在各地不断得以兴起，并在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实践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和意义。

洱源县是以白族、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多民族长期交往交融，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共同发展，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而多样，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著名的“中国唢呐之乡”。松鹤彝族唢呐艺人是洱源县唢呐队的构成主体。松鹤村是洱源县彝族“腊罗”支系聚居的山区行政村，下辖大松甸、溪登、石照壁3个自然村，是典型的彝族聚居山村，总体上保持着彝族文化特征。

在政府领导下，松鹤彝民以“治穷、致富、团结、发展”为主题，着眼于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切合村情实际的“果当家、林作盾、粮为本、畜以辅、兴科教、奔小康”的总体发展道路，采取一系列发展措施，大力发展山村民族经济。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打牢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使彝区社会经济不断得到发展。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文化对松鹤村乡村文化的冲击更为强烈，乡村传统文化秩序因转型而失序，乡村传统价值观日益丧失，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松鹤村受到城镇化的时代潮流的裹挟，传统农业文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大量村民流向城镇，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不断流失，直接削弱了乡村文化的生存根基，松鹤村在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村落空心化、乡村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消失的现象。在松鹤村，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乡村文化日益边缘化，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体系建设效果甚微；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逐渐消失，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传承和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民间艺人相继离世，后继无人，技艺传习后继乏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遭遇着日益严峻的困境。随着乡村传统文化日渐衰落，村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日渐减弱，心灵无所归依，村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疏离，对自己的农民身份的认同产生了危机感和焦虑感。松鹤村文化建设形势日益严峻，乡村文化亟待振兴。

节日与戏剧紧密联系，节庆演剧是民间戏剧存在的基本方式，二者间的密切关系更多的是体现在乡村生活中，民间戏剧演出活动几乎就是在节庆活动的大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并因一年四季的节令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祭祀仪式而进行各类各样的戏剧表演活动。在村落语境下，节日成为村民模式化的民俗而世代传承着、践行着，通过参与戏剧表演活动，或演、或导、或观或以其它方式，均是一种群体需求。在一系列的仪式和活动中，体现的是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的集体意志，全体村民都可以从中找到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义。

节庆中的戏剧表演活动是戏剧与村民生活、戏剧与乡村社会相依相促的密切关系的集中体现。节日是戏剧表演的特殊节点，戏剧表演因之而有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村民参与到节日戏剧表演活动中，在节日中强化对自身的生存状态的体悟，感受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松鹤村，由于演者与观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彼此熟悉而关系更加亲和、自然和密切。因“过春节”、祭祀本主和其他民俗活动的实际需要，全体村民默契协作而完成一次节庆演剧活动。

松鹤村的吹吹腔戏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时间节点（春节） 进行的民间戏剧表演活动，成为春节民俗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春节期间，村民将本主、观音、财神等神灵接到村里，与神一起过年、看戏，并形成迎神赛会——打街（到各家各户贺春） ——唱戏的系列活动和规程。在系列活动中，迎神是为了答谢神灵保佑，打街是为了保佑清吉平安，并为唱戏集资，唱戏是村民酬神、娱神的庆祝活动，并以娱人又自娱的方式欢度春节。在长期的表演活动中，形成习以为常的具体做法、规定和制度，并且世代传承着，为村民遵守着、践行着。

戏剧表演的场域是表演行为发生的事件和空间，是民俗文化和模式化的民俗生活。村落语境中的节庆戏剧表演活动就是一个包含着特定时空的“场”。从时间上看，节庆期间戏剧一直都在上演，这是一个过程性事件；从空间上看，戏剧表演的场所不仅是村子的戏台，更包括整个村落社会的文化空间。戏剧表演场域也是流动着的，随着戏剧表演活动的流程而呈现出“动态”，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个场域里，不同参与方式的村民共同构成了在场者，不同的参与方式，不同的期待诉求可分为三个群体。一是戏剧演出活动的负责人。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由松鹤村的两委成员、戏师傅和当年轮值的庚长组成。两委成员主要负责整个系列活动（主要是吹吹腔戏演出和歌舞晚会） 的安排与调度，并出面解决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保证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戏师傅可视为吹吹腔戏表演活动的导演，全程负责吹吹腔戏演出，主持系列活动中的祭祀仪式。庚长由1～2 个有组织号召力的大老庚担任，安排大老庚和小老庚的事务，主要负责吹吹腔戏演出和歌舞晚会各种事宜，安排全体演职人员的吃用。二是演职人员。演职人员主要有3 组，轮值的当年44岁的村民，称为大老庚；小一轮的32岁的村民，称为小老庚；轮值的大老庚、小老庚的家庭至少派出1名子女或子侄全程参与系列活动，如果夫妻二人都轮值为老庚，则至少派出2人。3组的演职人员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共同进行春节期间的吹吹腔戏表演活动、歌舞晚会、祭祀本主和其他神灵的系列民俗活动。其中，大老庚、小老庚两组成员主要负责吹吹腔戏的演出，请本主老爷看戏，演戏给全体村民看；其子女或子侄主要负责每晚的歌舞晚会的演出，同时根据演出安排和角色需要，参与吹吹腔戏的演出活动，并负责大年初一的“龙庆贺”。三是观众，主要是村民，是最重要的在场者，赋予了吹吹腔戏表演以最大的娱乐意义和社会交往意义。看戏是村民在春节闲暇之时，放松、休闲的最基本方式，对他们而言看戏理所当然具有娱乐性。但村民更多的是将吹吹腔戏表演活动看作是一个社交的平台，戏剧演出活动的中心成为交流交往的场域。村民在看戏的同时，能在交流交谈中获得某种满足和体验。看戏的真正意义也就凸现出来，观众在看戏的同时，进行交流，相互之间实现了某种满足。节庆演剧活动是过年中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最隆重的形式，节日中的戏剧表演具有超越村落社会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功能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吹吹腔戏的表演活动中，没有舞台造成的空间限制，演员和观众的交流更加自然、流畅。在这个祀神又娱人的表演场域中，宗教祭祀的表现仪式和戏剧表演的集体娱乐结合得如此密切，以至形成为“戏中有祭、祭中有戏”的形态。娱神的神圣性和娱人的世俗性并存交织在一起，演员与观众相互感染鼓舞，呈现出集体欢腾的演出景观，释放出民众的狂欢式生命体验。在村民的全员参与中，全体村落社会成员和在场演员，充分发挥了自者立场上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松鹤彝族村民演奏的唢呐属于白族唢呐，而且是以白族的身份参与到洱源县唢呐队的各种演出活动中，这是大理地区以白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的集中体现。松鹤村的唢呐艺人人数众多，演奏技艺高超，有着洱源白族唢呐的集体演奏的表演形式和高亢热烈、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特别适合于节庆活动的集体表演活动，展示了白族唢呐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在松鹤村，众多的唢呐艺人世代相传，至今已经传承了五六代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唢呐艺人群体。

松鹤唢呐艺人以较为固定的乐班或吹班为组织，以师徒相传、习用口谱的口传心授的方式，通过应邀参加各种唢呐演奏活动，在长期的婚丧礼仪、节日庆典的演奏实践中传习着演奏技艺，世代传承着白族唢呐文化。在唢呐艺术世代传承中，历代的专家型、领军型的唢呐艺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始终决定着唢呐艺术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松鹤村的村干部、艺人和乡贤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意识，积极主动地开展唢呐艺术的传承工作，特别注重艺人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以保证唢呐艺术的传承与保护。他们以唢呐传习所为平台，每年定期开办唢呐艺术培训班和爱好班，促进了艺人群体间的交流、联系和团结，还使唢呐艺人的演奏技艺得到提高，也保证了唢呐艺人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松鹤村唢呐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意义重大。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组织的艺人培训或交流会也成为唢呐艺术的重要传承方式。当地唢呐艺人和村民对白族唢呐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的认可和认同，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力，以唢呐艺术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和资源，介入松鹤村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村民在场”的根本原则，真正体现村民的自者立场，发挥村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在松鹤村，世代传袭的唢呐艺人始终是松鹤村民族文化建设的主体，世代传习着唢呐表演技艺，维持着唢呐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松鹤村传习唢呐表演艺术的艺人当从罗凤银开始。罗凤银（1881—1957） 自幼喜爱演奏唢呐，为了提高表演技能，曾拜师至腊平村唢呐世家李照明父子门下，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表演技能得以不断提高。罗凤银带出来的弟子有毛玉保、毛厚银、罗生祥、毛香明等人，并带领弟子和师兄李杰胜的儿子李学昌，腊平村的毕定登、炼铁乡大地旁村的尹玉清等人组成吹打班，服务于农村婚丧礼仪和其他民俗活动，为松鹤村唢呐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长期的世代传承，松鹤村唢呐艺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目前，150多人的松鹤彝族唢呐艺人是洱源县白族唢呐队的主体，多次参加各级各类赛事和重大庆典活动的唢呐演奏，平时组队从事农村婚丧礼仪、节日庆典和其他民俗活动的唢呐演奏，赢得了普遍认可和广泛赞誉。

在松鹤村乡村文化振兴中，唢呐艺人群体就是乡贤，世代传袭的唢呐艺人群体涵养着当地的乡贤文化，实现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的构建，获得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唢呐艺人群体的世代传袭，培育着唢呐艺术的乡贤文化，弥补了唢呐艺术介入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位，重塑了当地村民对唢呐艺术文化的认同，实现了民众对当地唢呐艺术和民族文化的尊重、满足和期待，并重构了深受村民认可与尊重的本土文化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体系。

在松鹤村，独具民族特色的白族唢呐表演艺术在世代传承中与世代传袭的艺人群体相结合，艺术与艺人融合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遗产和资源，并与松鹤村民的日常生活发生十分自然而密切的关系。2013年，松鹤村创办了唢呐文化传习所，在加强文化活动场所建设的同时，极力做好唢呐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通过集中培训，传习所加强对唢呐艺人技艺的训练和后备艺人的教育与培养，以适应乡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和民俗演出活动以及各级各类赛事庆典活动的实际需要。松鹤村不断加大传承和保护的力度，每年定期开办唢呐艺术培训班，积极推进“洱源唢呐乐”进校园、进课堂、进乡土教材的“三进”传承工作。2016 年，松鹤村在松鹤中心完小举办了第一批唢呐文化兴趣爱好班。通过教学，学员掌握了基本的吹奏和指法技能，实现了“三个第一”：第一次民族唢呐文化传承进校园，第一次民族唢呐文化传承拜师、集体入班、集中培训，第一次有女性学员参加唢呐演奏，打破了落后的世俗观念的束缚。2018 年9月9日至11月8日，松鹤村开办了“洱源唢呐乐”培训班。通过授课老师的精心教学和全体学员的努力学习，学员们基本掌握了洱源唢呐乐的吹奏技巧，融入了吹吹腔歌舞表演，达到了预期目标。除了定时定员定制的唢呐培训班外，松鹤村唢呐传习所负责人罗学义利用假期，组织本村少年儿童进行集中培训，传授唢呐演奏指法和技巧，注重学生的兴趣爱好的养成。此种培训成为培养唢呐艺人，传习表演技艺和传承唢呐文化的另一种形式。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村民是乡村建设的真正主体，村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致力于提高自己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改善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境地，希望改变乡村发展的落后面貌，促使乡村发展走出困境。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建设的是当地村民自己的乡村，构建的是当地村民真正需要的生活样式。因此，艺术乡建必须坚持当地村民的自者立场和利益取向，发挥艺术的独特内涵和优势，介入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构建一种真正属于村民的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样态。这一根本之义要求艺术乡建必须始终坚持“村民在场”的根本原则，充分发挥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要素。在艺术乡建中，独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民族艺术样式可资开发和利用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资源是艺术乡建的前提和基础。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艺术资源在艺术乡建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实现了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

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往往形成以村寨为中心的各不相同的地理单元，成为各种民族艺术生存和发展的生境。由某一少数民族所持有的独具民族文化内涵和特色的艺术样式形成于、发展于特定的地域环境而成为一种独具地域性特征，有着丰富的民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遗产、资源。据此，艺术乡建就应以当地特有的民族艺术遗产为资源，就地取材并因地制宜地介入美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这一实践就是民族艺术本身从遗产到资源的实践过程，既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是民族艺术资源开发与利用，二者必须实现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乡贤是乡村文化的主要持有者和代表者，是乡村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权威者、继承者、发扬者，秉承和凸现着传统乡土文化的本色。“在传统社会中，乡贤文化集中体现了乡村的人文精神、道德风范。在宗族治理、民风淳化、伦理维系及激发乡土情感、维系集体认同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文化道德力量对推动乡村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里，乡贤的角色十分突出，作用十分重要，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也是发育和培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的根源所在。因此，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培育乡贤。

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文化人才，人才培养是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素。应通过人才的培养，形成乡村文化振兴的人才储备，永葆乡村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良性互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要解决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短缺问题，就需要大力培养和挖掘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人才。传习所制度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得以普遍采用，成为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通过传习所的创办和相关工作的推进，既能在民族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中实现乡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又能通过人才的培养，在世代传袭的专业艺人群体中培育乡贤，进而实现民族艺术介入美丽乡村的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与本源，是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的根本，是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和思想基础。乡村的全面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性支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的源头活水、动力之源和发展之基，更是题中之义。没有文化的乡村是空虚的，没有文化振兴作为支撑的乡村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振兴乡村文化，能为乡村的建设和发展创造凝聚力、生产力和驱动力，进而决定着乡村振兴的走向。乡村文化振兴要努力发掘乡村非物质文化资源，保护和延续良好的民风、民俗等乡村的“文化根脉”，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文明元素相融合，让美丽乡村建设真正留得住乡土文化，记得住乡愁归属，使乡村文化真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因此，乡村振兴，必须文化先行，而文化振兴的重点在于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在乡村文化出现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重拾乡村社会成员的民族文化认同与自信至关重要。没有乡村社会成员的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一切政策和措施都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日渐衰落的事实。振兴乡村文化要“完成从文化自省自觉到文化自信的重构，在乡村振兴中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性价值。文化自信必须回望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获得的前提条件，持久的文化自觉才可能造就一种无形的文化自信”。文化持有者在文化的自省与自觉、深度认同和自我肯定中获得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能赋予文化振兴以自我成长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要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构建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和认同，这是一种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中的文化自觉，也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