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锦婷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是枝裕和被认为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其电影作品《小偷家族》于2018年获得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是枝裕和在《有如走路的速度》一书里说，“我不喜欢主人公克服弱点、守护家人并拯救世界这样的情节，更想描述没有英雄、只有平凡人生活的、有点肮脏的世界突然变得美好的瞬间”。《小偷家族》诠释了导演的这一理念，描绘了一个特殊家庭的爱与挣扎。是枝裕和借着《小偷家族》做了一个关于“家庭”的实验，向人们提出问题：维系一个家庭的是什么？血缘抑或爱？这个临时组成的家庭，是底层弱者们相互取暖的方舟，还是为法所不容的无依之地？

在繁华的东京城，“小偷家族”柴田一家蜗居一隅。老屋里生活着一家六口，“奶奶”初枝、“父亲”柴田治、“母亲”柴田信代、“阿姨”亚纪、“儿子”翔太、“女儿”凛（由里）。他们虽对外如此宣称，实际上，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一个由绝望中的个人彼此靠近而组成的非传统家庭。正如《小偷家族》宣传中所强调的“我们什么都没有，除了爱”，维系这个特殊的家庭的是爱。

在巴塔耶看来，“世界可分为三个层面，即动物世界、世俗世界与圣性世界。而人类即在这三个世界中逐步展开和完善自己”。人通过实践对“动物世界”进行了否定，形成禁忌，从而进入了“世俗世界”，也即理性世界。理性世界是一个谋划性的功利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人们的实践活动预期着获得有用性的结果。人的第二次否定，破坏了物质主义的世界，进而确立了一个“神圣世界”。巴塔耶意义上的“神圣”指的是“‘不能通约的’‘不能还原为有用性的’部分，以及‘不指望获得什么’‘不追求任何目的’的至高性等‘作为异质性’的东西”。柴田治将受冻的女孩由里带回家，并非怀着功利性的目的，而是出于一种“神圣”的动物性本能。信代和治两次想把由里送回家而无果，第一次他们走到由里家门口，听到了她父母的争吵，看到由里受到虐待留下的伤口，有着同样经历的信代，毅然留下了她。第二次，电视上播出了由里失踪的新闻，但由里出于个人意志的选择留在了“小偷家族”，成为了“妹妹”凛。可以说，治和信代是受到无功利的“神圣”之爱的召唤而接受由里的。

在“神圣世界”里，“耗费是同生产无关的、纯粹彻底的消耗、挥霍与浪费”。通过“耗费”概念，巴塔耶“传达的是一种纯粹的、不求回报的给予或销毁”。“小偷家族”中的成员们有着特殊的羁绊，这种羁绊并非出于理性的考量，而是非理性的“耗费”行为。亚纪问治，“你们是靠什么相连的”。在亚纪看来，治和信代是因为钱而联系在一起的。治却回答，“我们是用心彼此维系……我们可不是一般人啊。”治和信代确实并不是一般的夫妇，他们并没有结婚。信代和治之间的羁绊始于爱欲，“同真正的艺术杰作一样，爱欲不是受制于功利目标的奴役劳作，而是主动响应激情召唤的生命奔流”。两个孤独之人一无所有，但相通的心意以及共同见证过死亡的罪恶感，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羁绊。当“奶奶”初枝收留了治和信代，选择他们成为家人，三人达成了一种默契，至此“小偷家族”的命运通过亲密的相处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亲密是一种耗费，能表达亲密的行动就只有耗费，‘物’则是对亲密的否定”。日益困窘的生活也使这个家庭以“亲密”来抵抗世俗世界压在个人身上的无以名状的恐惧。因为羁绊的存在，“小偷家族”的成员们不再是冷漠的东京都市里孤独的个体，而是营造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家之共同体。

或许是不自觉，但在物化的、追求有用性的现代社会里，“小偷家族”以亲密、爱欲等无用性对抗理性社会的反抗行动，恰恰是对世俗世界的超越，是对“神圣世界”的回归。

《小偷家族》在创作手法上接近纪录片，反映出当代日本底层人民的境遇和社会现实。东京这个光鲜亮丽的大城市，存在很多不为人知的缝隙，缝隙里的人苦苦挣扎，无人知晓。在欢快的节日里，缝隙中的“小偷家族”从平房外抬头望向四角天空，闻其声却不见绚烂的烟花，只能凭想象才能抵达更广阔的空间。

缝隙中的小偷家族是沉默的，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日本繁华社会表象下现代人伦关系和家庭组织面临的种种危机：失业、孤独死、无子、家暴、离家出走……

“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衰败，企业无法保持终身雇佣制，大量非正规雇佣、临时雇佣出现”。柴田治是工地上的非正式雇员，受了工伤后却得不到医疗补助和带薪休假，赋闲在家干起了偷窃的老本行。他是一个社会的失败者，一个耗费型的人，是“被社会同质性抑制的要素”，成日漫游在都市，缺乏为家庭力争上游的能力和勇气。“奶奶”柴田初枝则背负着孤独死去的恐惧。她早年被丈夫抛弃，后被儿子和儿媳抛弃，在遇到信代他们之前，靠着养老金独自居住在平房。据“日本nhk电视台对全国市镇村的调查结果表明，‘身份不明的自杀者路毙者’‘饿死’‘冻死’之类的‘无缘死’，一年高达三万两千例之多”。无缘是指没有关联的，各不相干。本来与家人有“血缘”，与故乡有“地缘”，与公司有“职场缘”的人们，渐渐脱离了这个社会，为人所遗忘。巴塔耶指出，“一个死了并把一切献给其死亡所是之消失的人，不会有什么证人。如果这些证人没有——通过哪怕一丝的不安——分担死亡所是的普遍之消失”。正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促使初枝寻找“家人”，她将自己的房子和养老金以“纯粹赠予”的方式分享出去，以此换取亲密的关怀和“家人”的见证来对抗日益迫近的死亡。信代被逮捕后，面对为何遗弃老人尸体的质询，她说，“是我找到了被别人遗弃的她。”正是信代他们充满生活气息的陪伴，让初枝免于落入孤独死去的境地。在夏日时光里，一家六口去海边旅游，初枝坐在远处望着沙滩嬉戏的五人，怀着感激之情，她无声地说了一声谢谢。

原生家庭的问题也是电影着力探讨的。小女孩由里在原生家庭里被父母忽视，时常遭受暴力。“生了小孩，就当得了母亲吗？”这是信代的疑惑，也是她的遗憾。信代无法生育，由里的到来激发了她的母性。在日本文化中，沐浴焚衣代表着重生。由里和信代一起沐浴，她们抚摸着各自的伤口，两颗心更加靠近。由里过去的衣服被烧掉了，这意味着在新家她获得了被爱的机会，爱让她获得重生。信代紧紧地抱着由里，流着泪温柔地告诉她：“会被打不是因为你做错事了，因为爱你才打你之类的话，全都是骗人的，如果真的爱啊，就会这样做才对。”冬去夏来，虽然依旧贫困，但因为充满了家人的爱由里变得开朗起来。同样受原生家庭困扰的还有亚纪，她在原来的家庭不受重视，离家出走后家人非但没有去找她，反而为了维护中产家庭的体面对外谎称她出国留学了。是“奶奶”初枝找到了亚纪，给予了独属于她的宠爱。

虽然“小偷家族”的家庭成员们团结一致，但这一重新组建的家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存危机。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经济快速发展的日本社会重视“对生产及扩大再生产有用的事情”，充满了功利理性：治受了工伤，工地没有给予补偿；洗衣厂入不敷出便随意裁掉高薪的员工，信代失去了收入……为了生存，初枝、治和信代三人徘徊挣扎于“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奶奶初枝会瞒着亚纪，定期到已经去世的出轨前夫家里拜访，向情敌之子，即亚纪的父亲索要一笔费用；治和信代也在初枝去世后，因为找到她藏着的钱露出丑恶的嘴脸。一方面是世俗世界的律令，另一方面人具有否定能力，压抑必定会出现反弹，从而僭越世俗社会。温情和残酷并存，“小偷家族”是一朵在贫瘠土壤中长出的美丽的恶之花。

“‘家’制度是适应近代国民国家而形成的家庭模型。”在现实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一种没有选择余地的绝对性的关系。虽然从传统型向非传统型家庭转变的过程中，家庭自我认同意识向选择性关系转移，但一般来说，人们不把自发的选择性关系称为家庭。而在《小偷家族》里，是枝裕和建构了一种新型家庭，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于家庭的定义。“小偷家族”展现了比一般家庭更强烈的家庭精神，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靠着“选择缘”，新的家庭成员走出了原生家庭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困境，靠着相互选择、相互扶持，共同打造了充满爱意的居所，爱与被爱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选择缘”使得这个家庭具有乌托邦的性质。

与此同时，“小偷家族”作为“异质”因素，在东京都市里风雨飘摇，随时都会遭遇触礁。在巴塔耶看来，“世俗世界的强烈形式是同质性社会。在此，每一个要素都和别的要素相关，都对另一个要素发挥作用，都卷入到一个紧凑的生产的链条中而变成一个功能性环节，它们在一个可通约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同质性的社会，一切事物都需按照相同标准进行度量，以此来规整人们的行为。“小偷家族”的异质在于，他们的许多行为是被社会所不允许的。例如，柴田信代和柴田治在小钢珠店前行窃时救了被困在车里的翔太并将他带走；为了维持生计，这家人不时从超市里“拿”些生活用品，认为“放在店里的东西，还不算是任何人的东西”……“神圣”超越了理性原则与纲常伦理达到了“异质”，以“神圣”之爱为最高准则，“小偷家族”将这些世俗世界的非法行为合理化了，从而隔绝了真实的社会。但理想化的隔绝，意味着任何现实的入侵和突然的死亡会变得更加可怕。在翔太为了保护偷东西即将被发现的由里被抓后，“小偷家庭”走向了解体了。

电影通过边缘弱势群体的遭遇凸显了日本司法机构的局限。面对这个特殊的案情，“理性的他者”板起严肃的面庞，按照流程，以一种同质化的话语来询问、处理这些可疑分子。“小偷家族”曾经的温情无人问津，无奈与挣扎也被否定了。他们被改造为都市同质化的一分子。面对警察的持续追问，信代的自我认同发生了改变，尽管她恨着虐待过自己的母亲，但她还是认同了孩子需要真正的母亲。然而，信代和翔太相处时的愉快氛围，她对由里的温柔，却体现了胜似“母亲”的柔情。但是司法机关并没有理会人与人的羁绊，固守着自己的权威话语。信代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她在接受探视过程中不顾治的阻挠，告诉翔太捡到他的地点和车的牌号，将是否回归原生家庭的选择权交还给他。讽刺的是，对重回原生家庭的由里来说，等待她的不是幸福。由里独自在阳台上唱着信代教给她的歌，期待地望向外面，但这一次没有任何机构可以营救她，也没有人会带她离开了。

“小偷家族”就此消失了吗？黑格尔认为，“爱是获得‘伦理上的统一感’，是家庭伦理精神的策源地，它可以在个体身上孕育出一种伦理性的自我意识，即‘家庭成员’意识”。如果家庭成员失去了家的意识，家就崩溃了。但只要家庭自我认同意识仍在，爱的羁绊还在，“小偷家族”就不会破裂。电影结尾，治带着翔太探望信代后，“父子”俩一起度过了一天。晚上他们怀着心事相背而睡，翔太问：“你们本想丢下我，自己逃走吗？”可见，翔太心中已经认同了这个家，将自己当成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治虽然显得“不靠谱”，但他会在工地的空房里不自觉地说，“我回来了，喂，翔太。”会告诉翔太可乐饼的吃法、偷偷教翔太青春期的性知识、在冬夜里和翔太堆雪人，他试图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当他不无心酸地告诉翔太，自己确实打算丢下翔太，也将要恢复大叔身份时，他心中充满愧疚。为了减轻治的愧疚，回机构前，翔太告诉治，自己是故意被抓住的。仿佛永别般，治呼喊着翔太，依依不舍地追赶着载着翔太的车子。但治不知道的是，一直都叫不出“爸爸”的翔太，此时轻轻地呼唤着“爸爸”。“小偷家族”破裂了，但就像亚纪仍充满眷恋地拜访“奶奶”的平房，翔太此刻真正认可了“家人”的存在，“小偷之家”将存于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中。

自由选择的家庭存在吗？异质性的“小偷家族”无法在同质化的都市中持续漂流，家庭成员们最终回到自己的轨道上开始不同的人生。其实，“小偷家族”的解散并不令人意外。蚕茧固然温暖，如果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蚕蛹就会烘死在茧内。治和信代尽其所能给予家人们朴素的爱，但生活在“小偷家族”就意味孩子们无法接受教育，与他者失去了有活力的联系，从而封死了各种可能性。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家庭成员间的爱意真切地存在着。巴塔耶认为一切生命都无法拒绝来自太阳的纯粹且奢华的馈赠。翔太和由里透过这个家，感受到的是膨胀的、湿淋淋的童年，如太阳般的“神圣”之爱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