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朔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西方哲学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西方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他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各个不同的存在物，并划分不同的学科来专门研究。哲学或者说是“形而上学”，探究的则是使所有存在物存在的基础，或是“存在”本身。自此之后，西方哲学就沿着“形而上学”的路线一直前进。直至17世纪，科学技术的革命彻底改变了哲学。此前的哲学和科学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解释宇宙万物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但在经历了革命之后，科学就与哲学分道扬镳了。科学发展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宇宙的本质规律。哲学则试图通过重建形而上学的方式重新为科学奠基，维持“科学的科学”的地位。从笛卡尔到康德，近代哲学最终发展到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哲学。再往后发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更是将物质世界视为“绝对精神”外化，人类只需要探索“绝对精神”这唯一的真理。至此，形而上学发展到了它的巅峰阶段——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的特点就是精密的框架、严密的逻辑和系统的理论，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发展过程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述更是堪称逻辑演绎的典范。但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的“超验”的世界都是不可感的，就算是再精妙的逻辑演绎，也无法掩盖其关于现实世界的贫乏，这形而上学的通病。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论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实证科学的兴起，科学家们最终放弃了形而上学所构建的超验的“本质世界”，而是将目光投向现实的物质世界。形而上学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阶段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随之兴起的就是更加注重现实世界与人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由主观向客观的“实践转向”，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

形而上学采用的是一套自上而下解释宇宙万物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要求哲学家在一开始就要预设一个“世界本原”，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演绎在概念中实现整个世界的演变。毫无疑问，形而上学所追求的就是一种尽可能简单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为了达成目标，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建构了一个又一个逻辑严密、结构精巧的概念世界，仿佛只要逻辑通顺，超验的世界就真实存在。讽刺的是，一旦新的“理论的世界”建立了，旧的就一文不值了。黑格尔曾将哲学史比作“厮杀的战场”，他认为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这正是形而上学的局限，每当出现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所有的旧的理论体系就都被驳倒了，新的哲学在批判的过程中宣布自己是唯一正确的“真理”，旧哲学的缺陷被全部补足了。形而上学这种对原有学说“整个批判、驳倒”的更迭方式，就注定无论其怎样发展，都始终是在“原地踏步”，不可能真正地认识世界、解释世界。

即便伟大如黑格尔也难以克服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既起始于又终结于“绝对精神”，逻辑阶段中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然后在自然阶段中“人化”为思维和历史，最后在精神中返回到自身。黑格尔的理论阐述了绝对精神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绝对精神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的运动，最后又返回了自身，构成了逻辑上的闭环。相比于康德分离“两个世界”的做法，黑格尔这种将物质与精神统一于绝对精神之下的做法无疑更为高明。恩格斯指出：“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起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点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这样一来，全部形而上学都容纳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了，黑格尔宣布无论是现实的世界和历史，还是精神的概念和意识，都是绝对精神的衍化物，“真理”就这样被发现了。黑格尔以一己之力在他的体系中把哲学的全部发展完全概括了。

不过，黑格尔也意识到这个的问题。“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尽管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黑格尔已经意识到这种预设本原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但他还是要遵循“传统”，为他的体系设定一个终点。恩格斯将黑格尔称为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这个“宙斯”还是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并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事实上，黑格尔在他的理论中“体系”这部分上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远胜于其余部分，以至于他的学说中“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黑格尔的困境也是所有哲学家的困境，由于时代的局限，哲学家们只能是以概念的演绎来代替对现实世界的探索，所以形而上学一直存在着与现实脱节的问题。

事实上，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逐渐成为了“第一哲学”。细胞与能量转化定律的发现，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都宣告着科学的正统地位。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终结于科学，哲学不再承担描述和解释世界的任务，形而上学的目标被科学所达成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有新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了打破形而上学的桎梏，为了适应新时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费尔巴哈的观点，“颠倒”了形而上学的体系，不在思维中寻找世界，而是专注于世界本身。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这种唯物主义观点重塑了哲学的根基，使得其与科学相适应。科学以现实性颠覆了形而上学的虚幻根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坚持的唯物主义原则是完全以现实世界为根基，并采用辩证发展方法拓展了理论的发展空间。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科学技术“爆炸式”发展的现代实现了“实践哲学转向”的伟大革命。

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当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及其臣民们认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事实上，黑格尔区分了现实与现存两个概念。“现存”指的是当下存在的事物，突出了当下这个时间点。而“现实”则带有“必然性”的意义，现实的事物可以是现存的，也可以不是现存的。现实的事物，必是正确合理的，必然会在历史上出现，就算是现在没有出现，之后也会出现。而现存的事物，却不一定是现实的。也就是说，现实≠现存。

而基于当时的历史现状，黑格尔的命题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妥协。在黑格尔看来，事物是否具有现实性只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必然性，就像是他的下一个命题：“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所以说，黑格尔绝不认为当时的政府拥有“无条件的现实性”，而是认为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必定是合乎理性的。恩格斯指出：“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绝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是在所有时代、所有环境都具有现实性（必然性），当这现存的国家和制度失去其必然性的时候，会渐渐走向灭亡，而后有新的国家和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旧的事物因逐渐失去必然性而灭亡，新的事物逐渐获得必然性取而代之的过程就是辩证法。恩格斯立足于政治和历史的领域，他看到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家还是制度，都在经历着从合理变为不合理、从不合理变为合理的过程。历史领域没有永恒，有的只是无止境的发展。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新生的制度、新生的阶级以和平或是革命的方式在取代旧制度和旧阶级；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新生的东西也要被更加新的东西所取代。恩格斯将其表述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恩格斯挖掘出了黑格尔学说中最为革命的一部分内容——辩证法。“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就是否定终点，无限发展。如果说唯物主义是对形而上学的“不可知”的局限性的超越，那么辩证法就是对形而上学的“终点”的超越。形而上学的静止观点是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世界的。在物质层面上，人类越是剖析世界的规律，就越发现世界处于一种不断运动、不断发展的状态；而精神层面上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也是永不停歇的，即便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超越历史的限制，人类社会还是会不断发展的。无论是世界还是历史，都不会到达这样一个终点——除了震惊地望着它之外，人类无事可做。

黑格尔辩证法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极大地解放了思想。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主观辩证法，反映是观念和精神。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世界是由绝对精神运动衍化而来，那么反映世界变化运动的辩证法，只能是反映精神的辩证法。这种反映虚幻“绝对精神”的理论又落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

“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恩格斯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无法与科学相适应。黑格尔将世界辩证发展的过程看成是思维着的头脑中的过程，而不是现实的、物质的过程。这样一来，科学就被否定了。科学的发展依赖的是“真实不虚”的物质世界，而不是“绝对精神”。若是探究精神，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只需要思维就足够了。黑格尔辩证法能解决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却在科学领域失效了。

正是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法纳入了唯物主义的领域，创造出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将目光重新投向了不断发展的自然界，看到了自然界的运动与发展。科学不断将自然规律呈现出来，这个呈现的过程也是没有尽头的。如果只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打转”，辩证法就失去了革命意义，哲学也就会被时代淘汰。唯物辩证法是从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统一，无论是自然界的规律，还是头脑中的思维逻辑，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恩格斯指出，自然界的规律是以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方式在偶然性中实现必然性，而人类历史则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实现必然性。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倒转”，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开了新的出路，发展了黑格尔体系的革命性。在此之后，哲学再次成为“科学的科学”——为科学发展提供认识和指导。可以说，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形式和内涵，赋予了哲学以科学的特性。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称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人类实践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主要矛盾就是自我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矛盾，这是造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歧的前提；第二，就哲学领域来说，哲学家在认识世界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站在其中的一个立场之上，因为除了物质与精神，再没有其他的了；第三，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哲学派别和各种思潮争论的核心论点之一都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

在论述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源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唯心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承认精神的第一性和物质的第二性，承认物质是精神的衍生物。那么为什么会有哲学家认为现实的世界是虚无缥缈的精神的衍生呢？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逻辑先在性。与逻辑现在性相对的就是时间现在性。时间先在性指的是：在时间线上先出现的就先在的。但逻辑先在性复杂得多，分为“自在”和“自为”两个方面。“自在”的逻辑先在解决的是事物“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本质是决定事物成为其本身的东西，是区分不同事物的最根本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质”先出现，而后导致“现象”出现，而是意味着“本质”决定着“现象”的出现和演化。事实上，“本质”和“现象”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即便是在现实实践中，二者的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之所以划分“本质”和“现象”，是因为人类的认识过程存在着局限，实际上二者都是逻辑的产物。为了将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现象整合成简单的规律，人类必须要肯定“本质”在逻辑上先于“现象”，从而找到现象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是，一旦将认识过程中的“逻辑”对象化，将逻辑中的“本质”与“对象”完全对立起来，从而抽离出一种独立于事物之外的“本质”，那么“本原”就出现了。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就是对逻辑先在性的一种歪曲和夸大。而“自为”意义上的逻辑先在性，则是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中。马克思指出，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作为认识的主体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事物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凡是被“我”认识的事物，才是“客体”，否则只是某种“自在之物”罢了。进一步来说，观察渗透理论表明，主体能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取决于主体的实践水平和认知水平，黑格尔曾用“动物听音乐”的比喻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音乐感的头脑，只能听见单调的音符，而对旋律一无所知。所以说，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主体）对于事物（客体）也有一种逻辑先在性。

总之，唯心主义是夸大了主观的“逻辑现在性”，实际上主体的意志、精神等在时间上并不是先于物质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哲学中的关于“逻辑先在性”问题的扭曲，实现了认识论的层面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除了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正如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恩格斯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其显著特征就是用力学的、机械的观点来解释一切。自从牛顿在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三大运动定律，力学就开始发展了。直至18世纪，物理学（特别是力学）达到了很完善的地步，而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当时的学者都热衷于用成熟的力学来解释所有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力学“一统天下”了。而这种将自然解释为纯粹机械运动的做法，就会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离开，除了意识之外，只剩下无意识的机械运动。而机械运动只是物体从一个位置运动到另一个位置，是空间的变化，事物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么自然界就只是在不断地重复自身，不会有新的发展。所以黑格尔的自然，只是绝对精神在某一个阶段的产物，永远都不会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中，自然界的事物因力的作用而运动，那这就需要一个“第一推动者”，因为没有外力的介入，最初的世界是静止的。所以说，机械唯物主义并没有突破唯心主义的桎梏。

之后，到了18世纪50年代，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人把唯物主义庸俗化，产生了“庸俗唯物主义”。这些人完全混淆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把二者同质化了，并得出了物质产生精神犹如肝脏分泌胆汁这样荒谬的结论。庸俗唯物主义者延续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力、运动、物质等是最基本的范畴，而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认知的。庸俗唯物主义发展了不可知论，抹杀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事实上，庸俗唯物主义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妥协。

费尔巴哈看到了庸俗唯物主义的缺陷：“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费尔巴哈也赞同物质相对于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但他是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费尔巴哈虽然已经把握住了唯物主义的关键，但他仍旧没有突破唯心主义的桎梏。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辩证法引入唯物主义，在肯定物质“第一性”基础上又肯定了自然界的发展。从此，自然界不再是无序运动、重复自身的自然界了，而是在不断朝着更高阶段发展。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其超越了形而上学的局限，真正成为了“时代精神的精华”。纵观西方哲学史，形而上学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哲学家们建构了一个又一个的理论，却一直在思想的世界里打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详细梳理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的关系，从多个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合理“扬弃”，是用更加科学与现实的观点来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国内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怀疑，认为其是古板、老套的理论。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做出了与传统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回答，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科学、最客观的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