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层民主是人民民主在基层最直接、最广泛、最生动的实践。在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民主选举的争论中，中国从农村开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治理模式。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中国内生性的民主话语体系，发挥好村民自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重大问题。基层民主建设的历史变迁，并非始终都是自发的单向过程，而是伴随着国家对于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下沉、收缩、再下沉的持续嵌入。国家组织力量的增长，国家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完善，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支点，实质上影响着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基于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從民主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的过程，探寻出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家权力嵌入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社会村民自治的合理性、必要性。根据村民自治发展的现状与历史经验，国家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以民主的形式嵌入，通过制度供给、经济建设、利益协调、公共设施服务的路径选择，缝合乡村自治的缝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内涵，为当代民主争论，提供一种中国话语。

关键词：基层民主;村民自治;国家权力;嵌入型逻辑

中图分类号：d033.4?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6-0074-07

引言

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民主内涵的争论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关于民主政治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民主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经过历史多次的转向、争论，在当下“泛民主理论时代”，研究者们话语上的多样性，造成民主概念的混乱。当然，民主这一概念本身就注定会产生混乱和分歧。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受到历史经验的限制，社会主义民主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解释，以及受实行资本主义民主的西方国家及其对于民主理论的先发探讨的研究角度、利益冲突等问题的干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无疑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对于中国是否拥有民主的争论很大。在进行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诸多因素和条件中，至少可以想到一个普遍性的话语，不同的民主观念导致民主解读的视角不同，甚至是错误的民主观念导致错误的民主解读。为此，本文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基于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从民主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的过程，探寻出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家权力嵌入基层社会制度的逻辑过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拨开西方民主理论的雾霾，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以此为中国民主发展正名。

1? ? ? ?问题的提出

通过对有关民主问题的文献和数据进行分析，民主一词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民主恰巧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词，从字面上简单来说民主就是指“人民的权力”，但仅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能真正的解释什么是民主，在当代西方的主流学界对于民主的解释，民主一词还代表着某种事物或方式，首先就是指定期的竞争性选举。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了民主的方法，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权力[ 1 ]。萨托利从输入——输出双重意义上阐述了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民主的特质。此外，西方主流学界对于民主的看法中还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中央与地方分权及地方层层分权，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制约关系[ 2 ]。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属于社会制约权力的范畴，后者则属于权力制约权力的范畴。西方学者清楚的意识到，就整个国家政权系统而言，社会力量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制衡，保障了政权的阶级统治和民主的实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任何的民主都不会也不可能脱离国家这个实体去实现。因此，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理论并不能概括出整个世界不同形态的国家民主发展的实质。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一种并不是悬在空中的，那些相信可以建立“纯粹”民主与相信可以建造“空中楼阁”同样的虚幻。国家权力建构民主亦不例外，从国家与权力构建来看，迈克尔·曼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的获得是否来自于和社会的民主协商。国家权力嵌入社会中，使得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合法性基础，从而决定了国家权力的多少来自于基础性的权力[ 3 ]。国家权力可以看作是嵌入社会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秩序，推动国家发展，实现政权治理的手段。但近年来，一直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制度优越的民主政治却陷入“失灵”的困境，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当代民主政治的未来走向和本土化趋势。

国家权力建构民主的有效性是与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把握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能更好地理解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合理性成分。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中，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往往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承认国家权力建设的正当性、合理性。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共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改变各自的结构、目标、规则以及社会控制，它们是持续相互影响的。对权力进行具体的历史的拆解，深化了对复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将问题探究定位于具体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环境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基于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探索出一种具有平衡性的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将国家权力视为民主研究的重要因素，国家权力的嵌入视之为过程，也视之为更好地理解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变迁的手段。虽然在实际中不论是以国家为主体还是以社会为本体都不能解释中国独特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而是基于两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嵌入点，形成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递归关系，即通过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影响社会基层结构的变化。村民自治的实施，某种意义上来说，将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融入进国家治理的范畴，国家治理有效实现的基础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基层民主建设的程度。在中国独特的制度体系中国家权力的嵌入基层民主政治的范畴内，主动、有效、科学的村民自治开创了中国乡村“乡政村治”的新格局，对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过程持续保持积极的态度[ 4 ]。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将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制度建设纳入国家与社会建构的框架中运思，当国家权力的嵌入势必会给基层社会建设带来冲击，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平衡结构？如何把握国家权力嵌入基层社会实现民主建设的内在逻辑？国家权力嵌入基层社会政治制度的路径选择又将何在？基于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从民主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的制度性逻辑过程，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方式，论证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家权力嵌入逻辑的合理性，推动乡村社会村民自治建设的必要性[ 5 ]。

2? ? ? ?建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逻辑过程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式，从实质上来看，不仅仅指选举，而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统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组织行动力量的增长，国家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完善，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支点。从民主的视角探索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为基层民主政治结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经验道路。不论是何种政治体系内的民主实践都是民主建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探究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要始终立足于民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进行概括和分析。在中国，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民主建设的一种方式，对于研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村民自治发展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从历史的周期来看，虽然村民自治是属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内生的产物，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进程中，始终是围绕着国家权力的建构、完善民主政治来进行的，并且以国家权力作为依托。国家权力的嵌入重新整合乡村社会的力量，并将其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内。基层民主政权的建设，体现了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性。随着基层民主政权的建设，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新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权力退到乡镇一级上，从而基层社会实质性的成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政治单元[ 6 ]。村民自治要想在整个结构里有效地运行，实现充分的民主，离不开国家权力的嵌入。事实上，完全依赖于基层社会内生性的力量，是很难实现基层民主治理有效的，必须考虑到国家权力嵌入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合理性因素，通过外力来激发基层民主内生力量的活力，借助国家权力的嵌入，缝合乡村社会治理缝隙。

2.1? ? ? 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政治的历史脉络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基层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反思应该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中民主制度建设，以及将历史时段聚集在当下的时代背景来思考国家政权构建的路径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从整个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前身和历史周期来看，中国传统的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界限十分的清晰，可以归纳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这样一个局面。在传统的小农社会里，虽然乡村社会在形式上不与国家权力体系直接接触，但是乡村社会的存在始终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渗透。清末民初，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观念的进入打破了以往稳定的局面。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从历史实质上来看，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条件下，对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大胆尝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巩固新生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举措。改革开发至今，国家权力不断嵌入基层社会进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并不断创新和深化基层社会制度体系。国家权力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下沉、收缩、再下沉，达到了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的平衡结构[ 7 ]。现代国家构建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即徐勇所概括的“政权下乡”。本文着力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发展，就新中国以后国家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主线，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改革开放为重要的转折点，讨论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历史性特点。

2.1.1? ? ? ?强制嵌入阶段

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制阶段，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整个时间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重新整合基层社会政治的力量、强化国家权力，这无疑是一种必要的选择。一个国家的建立，首先是要明确民众对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或者依赖。面对满目苍夷的新中国，在国家权力重构、经济社会落后的背景下，国家权力嵌入基层社会建设对于应对当时的内外部环境具有积极的效果。国家政权建设初期，强化了国家权力的嵌入，在整个乡村社会里，通过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整合乡村社会。整合乡村社会政治力量，实现统治权威是必要的选择。国家政权在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把与人民利益切实相关的土地问题落到实处。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构建基层政治制度体系，打破以往的乡村权威治理。进而将基层政权建设纳入国家政治建设体系中，实现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

国家权力与农民的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直到三大改造完成，进一步加强国家权力的嵌入力度。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依据开展农村合作社，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规模更大。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保证了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也强化了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度。在强制嵌入的后期阶段，国家权力嵌入的力度大，涉及的社会领域广，对于乡村社会結构的改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8 ]。在后期，强制嵌入的弊端也越发突显，整个乡村社会生产力缓慢，消磨了农民内在的积极性。从某种程度上看，国家权力的强制嵌入，打破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平衡结构。

2.1.2? ? ? ?民主嵌入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模式，激发了整个乡村社会的积极性。在新的农村经济模式的推动下，乡村社会旧有的治理结构失灵，丧失了原有的功能。因此，村民自主治理的乡村社会应运而生。在广西合寨村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成立，开创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新格局。这一成功的试点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将村民自治的经验推行至全国。村民自治作为我国一项制度确立下来。村民自治的出现填补了乡村治理的缺陷，解决了当时国家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难题，也就是人民公社化解体后乡村社会治理该何去何从、基层民主政治如何发展的问题。在村民自治整个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嵌入开始收缩。国家权力只到乡镇一级，不在过多的干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并且颁布法律，将村民自治合法化、制度化。乡村社会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得以恢复，“乡政村治”局面开始形成。从国家整体的的视角来看，村民自治虽然是其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中内生的一种治理模式，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嵌入，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农村基本的民主形式很难开展得如此顺利。但与以往的国家权力嵌入不同，该阶段更加注重政治建设的自主性、民主性、有效性。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的村民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

国家权力嵌入到村民自治中，也逐渐找回两者的平衡和共生性。虽然村民自治发展至今还存在着不足，虽然并未完全理清国家权力构建基层民主的关系，但是结合具体的历史性经验来看，对于我国独特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历史性意义[ 9 ]。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不可能脱离国家权力而存在，必须在国家权力的持续、稳定的嵌入中发展。在社会的历史变迁中，理清国家权力嵌入的过程，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聚焦于整个乡村社会的制度建设中，把握一种国家权力嵌入的内在逻辑。

2.2? ? ? ?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的制度性逻辑

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可以看作是在国家权力的统一领导下与地方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把城乡社区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的总体布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在实际的权力运行过程中，演化为国家权力依附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实施。这些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与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相互作用，体现了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建设的制度性逻辑。国家权力的嵌入基層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把握两个线索：一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从国家治理的政权体制和制度实施的背景下，讨论国家权力嵌入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机制，解读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过程的制度逻辑，以乡村社会基层民主治理的过程和制度实施为着眼点。国家权力嵌入的力度越大，对地方社会的干预就越大，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消弱地方治理权。反之，国家权力合理的嵌入，地方社会有效治理就增强。国家权力的嵌入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国家权力对于地方社会政治建设的干预。但是，在这条自上而下的政策主线上，地方社会的具体情况各有特点，国家权力嵌入的力度也有所不同，实现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国家权力嵌入的形式，力度就要兼具灵活性。

从制度安排上来看，村民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被确定下来，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管理停留在县一级，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以满足其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愿望，而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一个民主的过程。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发挥好村民自治的治理有效，是论证中国民主建设的有力依据。以村民自治为特征的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效为推动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形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保障[ 10 ]。在未来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中，审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作用，突破村民自治过程突显的瓶颈，衔接好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达到一个长期的平衡。

作为一项制度，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真正实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嵌入，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村民自治，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推进基层民主政权的形式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建设基层民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的本质要求。国家形态推进民主的发展，从乡村社会获取需要的资源。当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建设基层民主，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身的权力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国家便极易整合社会资源。一旦国家权力嵌入的力度不断加强，导致村民多元利益相互碰撞，结果只会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失衡。从制度上分析，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村民自治一直都是在上一级政府的指导下开展的自治。从制度建设上看，是国家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构建国家政权，国家不可能脱离乡村社会，必须通过某种合理的形式搭建起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力量之间的桥梁。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通过法律得到确认，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基层民主建设形式在全国推广。国家角色开始转变，从一开始的资源汲取者变为制度的供给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民主制度的形式上组织与领导村民自治，进行民主式的嵌入。

3? ? ? ?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制度的合理路径

中国特色民主理论体系的构建贯穿历史和未来，不仅是作为道德性的抽象存在，还是在当代进程中理性的制度架构。推进基层社会民主制度建设，以国家权力嵌入的制度性逻辑为依据，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村民自治中，影响着民主理论体系的构建，分析国家权力在基层民主政治中的建构，探寻出国家权力嵌入的合理性依据。事实上，国家权力的嵌入并不满足于建设人们身份的认同、形成价值的认同，还致力于塑造整个社会民主制度建设。在民主争论激烈的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更不可能脱离国家权力而存在，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依赖不可避免，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会更多。这就需要国家权力的嵌入，进行基层社会政治资源的整合，实现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有效。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把握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需要把握国家权力建构民主制度的路径依据，不断推动国家组织力量的增长、国家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完善，通过合理的途径在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中进行价值上的引导，利益上的协调，制度上的供给，公共设施的服务等。

3.1? ? ? ?价值引导：文化制度重塑民主精神内涵

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生性方面看，作为民主参与主体的村民，长期的地域性流动，淡化了对于农村本地事务的参与感和责任感。经济性以及地域性因素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偏差，渐趋消极的参与行为和政治冷漠给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带来了挑战。除此以外，在目前存在于村落的人口中，民主参与主体在能力上存在不平衡，自治能力不能满足民主管理的现实要求，加大了区域间民主发展的差距。受传统农业积淀的思想文化影响，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村民文化水平不高，人们的价值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思想落后甚至是“习惯性贫困”的思维观念根深蒂固。民主自治文化的欠缺和受传统宗族血缘共同体思想的影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不同的乡村村民自治中的基层民主文化建设工作的强度差异，表现为村民自治主体本身的文化水平高低以及当地党组织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不同，可以明显的发现村民自治程度的差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文化氛围欠缺的村落，限制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空间。由此，国家权力嵌入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通过国家权力构建乡村社会基层民主政治文化制度建设，进行乡村社会主体价值引导和观念的认同，重新找回农民民主主体身份定位。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民主文化制度建设，构建先进的民主、自治文化内容，创新民主、自治文化发展形式，引导基层民主政治文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融为一体。

3.2? ? ? ?利益协调：经济制度推动组织力量增长

在乡村振兴新的历史进程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协调好农民的利益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检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果的关键一环。由于反贫困斗争仍然存在，农村自治结构和规模的复杂因素，以及利益分配程度不同，加大了对村民利益协调难度。贫弱型农民存在导致脱贫返贫的风险提高，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的问题突出。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加大，加上乡村地区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先天差距，农村人才不断流失，空心化村落问题的突显，本身就成为了基层民主发展的限制性条件。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间接促使农民利益多元化的产生。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乡村社会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村民自治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途径，本身对于各方利益协调的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完全依靠村民自治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是不现实的。通过国家权力的嵌入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自上而下的整合社会结构利益，凝聚乡村社会的力量。结合乡村社会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经济建设规划，通过整合资源发挥地方特色优势，并提供配套的经济政策扶持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构建经济制度建设乡村集体经济、新型合作化经济。通过国家经济制度保障，带动各种形式的企业进乡，发展特色旅游，进行地区资源开发。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中，要充分激发自身的造血功能，国家经济政策下的输血功能必不可少。国家权力嵌入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和协调好各方利益要求，夯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经济基础，增强国家组织行为力量。

3.3? ? ? ? 政策供给：政治制度构建坚实保障

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国家民主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构建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进行。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建设基层民主就必须借助制度这一媒介。制度的有效开展仍然要发挥国家权力的作用。现实中由于乡村社会地缘性、历史性因素形成的自治问题，使部分地区存在着相对分散或相对冗杂的治理局面，分散型的区域对于村民自治的整体部署以及政策有效的落实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对冗杂的村落数量，虽然在人数和整体布局中占有一定优势，但是，村民自治成本加大，村民自治结构和规模复杂，导致村民自治效率降低，村落与村落的发展差距扩大。构建乡村社会政治制度建设，一方面在现有的政治基础上保障村民自治的合法权益，突显农民自治的主体性地位[ 11 ];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权力嵌入提供相应的政策安排，成为乡村社会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坚实保障。进一步明确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自治的边界，维系国家权力嵌入与村民自治权的平衡关系。根据乡村社会具体治理现状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提供配套的政策措施，规范政策制定的规则和制度实施程序，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村民管理、村民监督之间有效开展。国家的政策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自治的运作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村民自治自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国家权力以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的形式嵌入村民自治，保障了村民自治的法律地位。从某种程度来看，国家权力嵌入对于村民自治的运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4? ? ? ?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夯实物质基础

提供更加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主导上依据国家权力的嵌入和政府统筹，是建设有效民主的有力后盾。地方村落在获得政府支持和鼓励下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还是要发挥村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 12 ]。实际中村落脱贫的方式差异化大，部分村落更多的是依据政府帮扶实现了形式上的脱贫。在目前，乡村社会实现了农民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但是农村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有差距。虽然在乡村社会曾经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进行公共事物的治理的实际案例，但是社会事物具有它独特公共性，社会组织影响的周期和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度，很难通过社会组织进行广泛的供给。脱贫攻坚的胜利，已经证明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对于乡村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农村道路的改善、用水用电问题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降低等等。因此，通过国家权力嵌入将优质的公共实施和服务引入到乡村社会。同时，颁布和实施相应的公共政策，将公共事务治理纳入到国家制度建设中，解决乡村社会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教育和就业问题等。通过制度化的模式为农村提供优质的公共事物，是对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有效回应，是民主的具体体现。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中，有利于协调好城乡社会差距，弥补乡村社会先天不足的条件，改善公共事务治理结构。保障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开展，通过社会公共设施的服务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将现代民主理念融入到基层政治的建设中，有利于推动我国民主发展的新格局。

4? ? ? ?结论与启示

基于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从民主的角度审视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的过程可见，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往往是在曲折中前进，在不断迂回、探索中找到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平衡[ 13 ]，体现了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家权力嵌入基层村民自治逻辑的合理性，以及推动乡村社会村民自治的发展必须借助国家权力，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当国家权力强制嵌入时，会破坏村民自治的内部机制。只有国家权力嵌入基层社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作用，对于民主的发展才具积极影响。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家权力嵌入村民自治的逻辑过程，对于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民主的争论一直存续，而当民主的价值与形式两者相脱离时，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民主的统治”变成“统治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实质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其制度实现的形式是一种独特的基层村民自治方式，基层自主性的治理方式走出了西方民主的争论。将国家权力放在制度的框架中，以法律和民主的形式嵌入村民自治，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作用，保证基层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发展，实现现代乡村社会的治理有效。以民主的形式嵌入，以此缝合乡村自治的缝隙，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内涵，為当代民主争论提供一种中国话语。

对于基层民主制度的构建，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国家权力与地方的关系，需要把权力放在国家和制度的轨道上进行运行。从现代化到民主化，如何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的民主发展，是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渐渐兴起的第三世界民主化研究浪潮，值得我们关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面，大量西方学者来到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提出了现代性的研究路径，却没有真正论述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未来走向。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还存在着极大的研究价值，不论是作为资料来源，还是民主理论创新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此，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重构民主化过程，要将国家权力构建作为民主化的前提。作为一种权力分配模式的民主，不是浪漫主义的冲突，而是审慎的有步骤的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民主制度，要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场域，深入剖析中国国家权力建构基层民主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权力的嵌入对于社会制度的构建形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制度建设与西方论述的民主制度有着巨大的区别。如果将西方的民主理论研究来解释中国实际情况时，就能够发现西方学者所持有的观点，不足以诠释中国的现实。对于中国独特的制度建设无论是从高度集权的国家模式出发，还是社会力量的塑造来解释都具有局限性。对于中国的理论发展来说，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自发的内在的大空间观和历史观，尤其是在中国，更应该从一个长周期的历史发展来解析中国独特的治理密码。传统的二元对立理论并不能够简单解释中国的发展路径，我们要重塑我们的国家观、社会观、民主观，对国家构建、社会治理等概念要有本土化的思考与创新，在引入西方研究理论和范式的同时，需要我们聚焦到本土的具体历史变迁、制度选择、权力配置等。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家权力的嵌入是一个比西方民主参与更为适合中国的制度选择，具有独特的中国优势和中国路径。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起源[m].第2卷（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 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203.

[5]?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中国村民自治前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

[6]? 徐勇.“政策下鄉”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116-121.

[7]? 张静.国家与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

[8]? 李远行.互构与博弈——当代中国农村组织的研究与建构[j].开放时代，2004（6）：89-100.

[9]? 程同顺，张国军.民主的回归——从选举民主到过程民主[j].探索，2012（1）：53-59.

[10]? 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j].学习与探索，2006（6）：50-58.

[11]? 徐勇.“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j].东南学术，2008（3）：19-27.

[12]? 邓大才.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条件研究——从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视角来考察[j].政治学研究，2014（6）：71-83.

[13]? 汤玉权，徐勇.回归自治：村民自治的新发展与新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2015（6）：62-68.

[责任编辑：许立群]

收稿日期：2021-10-17

作者简介：杨堉（1995-），男，湖北利川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基层与地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