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力波 杨眉敏 孙可哿

摘要 在构建环境多元共治体系背景下，系统研究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该研究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环保行为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并利用2011—2019年的百度雾霾搜索指数分析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环保技术投入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通过两种渠道对环境治理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公众环境关注度通过降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行为，促进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终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治理投资;另一方面，公众环境关注度提升市场对绿色产品和环保治理企业投资需求，促进环保治理企业规模扩张，最终带来环境质量提升。理论实证结果都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有效发挥了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约束作用，激励污染企业环保转型的同时有效督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中央政府应重视公众的环境不满意度;建立和推行环境标志制度，满足公众绿色商品需求;优化公众环境参与途径，将公众环境关注度转变为公众环境参与。还应根据各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异质性反应来制定差异化引导和激励机制，形成更为有效的政府、企业、公众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结构，改善环境治理效果。

关键词 环境治理;公众环境关注度;百度搜索指数;股指超额收益率;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24;f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22）02-0001-14?? doi：10.12062/cpre.20210625

在环境治理中引入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作为政府环境管制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补充已逐渐成为欧美国家的主流选择。中国2015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也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众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确认了公众监督环境保护的角色，同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所以中国正在逐渐形成以政府监督企业为主导，公众参与为辅的环境多元共治治理模式。在环境污染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的背景下，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将公众环境诉求转化为公众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把公众的环境关注转变为公众的行动是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新方向[1]。为解决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近年来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和引导公众合理合法地表达其环境诉求。2015年出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和2019年1月1日正式执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都明确了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传统渠道表达自己的环境诉求。随着互联网发展，政府又扩展了公众参与的新渠道，公众可以使用微信、微博、电话参与环境保护，一定程度上有效改善了公众参与不足问题。近年来公众环境关注度呈逐年递增趋势，那公众环境关注度程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和政府的环保行为呢？系统研究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政府环保治理的影响，对中国构建有效的环保多元共治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该研究构建环保博弈模型分析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当地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实证上先采用2011—2019年百度雾霾搜索指数构造了衡量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指标，并展开了合理性检验，接下来实证分析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污染企业和当地政府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在中国一般中央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环境政策，企业是污染的排放者，所以在环境治理博弈文献中常见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互动。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中央越来越重视公众满意度目标，开始积极鼓励和引导公众合理合法地表达其环境诉求，避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或环境集体性事件引发公众严重不满意[2]。陈钊等[3]理论上证明随着公众公共品偏好的增加和民意传达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央政府选择最大化公众满意度替代经济增长作为其目标函数，更能激励地方政府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聂辉华等[4]推导出公众对生产事故的容忍程度高低会影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策约束。彭文斌等[5]发现公众环境参与成本高低对污染产业转移策略产生明显影响。可见公众在环境治理博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众环保诉求理论上影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策略选择。现实中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依各国政治体制、法律和习俗而异，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种影响渠道。

其一，环保热衷人士组建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en? go），抱团向政府表达环保利益诉求。在中国虽然生态环境部要求各地方环保机构依法有序引导engo 参与环保监督[6]，但engo 发展仍面临难以注册、资金不足、体制障碍和专业化程度低的现状[7]，在污染治理中发挥作用仍有限。其二，公众直接与污染企业谈判或通过环境司法解决污染纠纷。按照科斯定理，公众可以直接与污染企业展开博弈[8]，但在中国公众直接同企业展开博弈时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当与企业协商不成时，公众还可以选择到环境法庭投诉污染企业。zhang 等[9]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法庭的成立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环境投资，但主要影响机制是环境法庭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干预而非公众环保投诉。当公众重视环境健康和环保支付意愿比较高时，公众可以选择搬家，但中国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公众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针对环境质量情况做出“用脚投票”的选择。这些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其三，公众通过信访、微博、随手拍等公开渠道向上级政府提供污染信息表达环保诉求。环境保护一般被视为政府职责，所以公众向政府求助或施压表达自身的环境诉求是公众参与环保的常规途径。郑思齐等[10]发现公众诉求通过官员绩效考核体制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产生积极的影响。公众环境投诉越多的地区，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排污征收费征收力度越高，环境规制执行越严格[11]。但李永友等[12]认为公众环境投诉并未促使地方政府严格环保执法，因为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效果还和当地政府的环保行为密切相关[13]。又因当地政府的环保行为和本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公众环境诉求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果存在门槛效应[14]。其四，公众通过商品市场的购买和资本市场的投资选择行为影响污染企业的收益及其環境保护行为。商品市场上同质产品间价格竞争非常激烈，给产品贴上绿色标签被企业视为提高价格竞争力的关键[15]。随着公众环境偏好增加，环保产品更具价格竞争力，企业有激励加大环保投资满足公众绿色产品需求。资本市场上公众“用钱投票”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对环境不友好的企业实施“市场惩罚”[16-18]。王宇哲等[19]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空气污染治理类企业股票收益率越高。随着公众环境偏好的增加，更多散户投资者偏向环境友好类型股票，短期影响企业收益率，长期影响产业结构[20]。b79fb50d-b1a7-4aaa-97cd-a71890e3b524

以往文献中公众环境参与大多使用环境信访次数、来信总数、人大建议数、政协提案数等官方统计数据[14，21]，但环境信访效率低、成本高、代价大，公众难以通过环境信访的渠道实现环境治理中的全面参与[22]。随着互联网发展，当网民使用搜索引擎关注环境信息时，公众对环境的关注被直接显示出来，所以网络关键词 搜索量可用于衡量公众环境关注度。又因为公众环境关注具有协调环保行动一致性的作用，所以网络关键词 搜索量度量的公众环境关注度可用于衡量一般性质的公众环境参与。随着网络信息可获得性的增强，近年来搜索指数在学术上被广泛使用[17，23-24]。郑思齐等[10]利用 google? trends“环境污染”关键词 搜索频次度量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可以有效推动地方环境治理;王宇哲等[19]采用百度“雾霾”关键词 日度搜索量衡量公众环境关注度对股指收益率的影响;guo 等[20]使用百度“环境污染”“雾霾”“环境治理”指数度量投资者关注度，用于分析环境政策对污染企业股票收益的影响。

以上文献大多仅研究公众环境参与对环境治理的单一影响机制，鲜有研究从公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多元博弈角度全面分析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环保治理的多重影响机制。在中国当前体制环境下，公众环境关注度既可通过中央政府的公众满意度目标影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环保选择，也可通过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影响企业环保治理投资决策。因此该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系统分析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当地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与

现有文献相比，该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边际贡献：

①理论部分，在聂辉华等[4]提出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方博弈模型基础上，延伸分析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地方政府博弈均衡解的影响;②在理论模型中扩展了商品市场部分，引入了绿色产品和普通产品用于分析公众对企业的直接影响;③使用百度“雾霾”搜索指数度量公众环境关注度用于衡量公众一般性质的环境参与，并对其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了验证;④实证发现目前中国企业自主加大环保投资的比例很低，公众环境关注度能激励其增加环保投资;⑤探讨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地方政府环保治理投资的非线性特征。该研究的结论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理解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推动作用。

2 博弈模型

在聂辉华等[4]构建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博弈模型基础上，作者扩展分析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均衡解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近年来中央政府除了经济增长愈发重视公众满意度[25]，已推出环境信访制度、要求企业向公众披露排污信息[26-27]和增加公众投诉渠道等。受制于资源有限，地方政府会优先执行一些可以被上级有效观察到结果的政策，如发展经济，因此它具有与本地区内企业合谋收取租金发展经济的激励。随着公众环境关注度提高，人们喜爱蓝天白云，对环境污染容忍度低，所以公众环境参与程度增加。公众环境参与前后环保博弈关系如图1所示，左边表示公众环境参与前，环保博弈主要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展开，右边表示随着公众环境参与程度的增加，公众环境参与对环保博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公众通过中央政府重视公众满意度目标，影响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合规程度和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6]，而且作为污染受害者的公众有获取污染第一手信息的优势，随着公众环境关注度的增加，有潜力为环境治理提供关键信息缓解环境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此为公众环境参与发挥作用的间接机制，如图1中路径①所示;其二，公众在商品市场上购买绿色产品或在资本市场上投资环保治理类企业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选择，此为公众环境参与发挥作用的直接机制，如图1中路径②所示。

2.1 博弈主体及效用函数

2.1.1 博弈主体

企业是污染排放者，基于利润最大化选择生产技术的类型和产量。它可以选择两种生产技术：①高标准环保投资的清洁生产技术，记为 h技术;②低标准环保投资的污染生产技术，记为l技术。两种技术分别对应高成本ch和低成本cl。为简便起见，假设h技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l技术会以一定概率引发环境污染或环保事故，并全部被公众投诉，即环境污染或环保事故发生概率等于公众环境投诉概率，记为ρ，放松这一假设并不影响分析结果。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产量，记为q 。假设商品市场为完全竞争性市场，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企业采用清洁技术时生产绿色产品，价格为pg;采用污染技术时生产普通商品，价格为p，并需向地方政府提供贿赂金 t。假设企业的信息租金为ch（ q） - cl （q），并将 β 份额的信息租金贿赂给政府，即t = β [ ch（ q） - cl （q） ]。

博弈模型采用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负责监督和控制企业排污量。地方政府官员以最大化自身福利为目标，权衡考虑经济增长带来的正收益和环境污染事故惩罚带来的负影响，策略集为{严格执行环境规制;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和生产技术选择。该研究假设地方政府和地区内企业间信息对称，且存在合谋的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保留效用为0。地方政府选择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时，允许本地企业采用 l技术生产，它会收到企业的利益输送 t，输送形式包括企业给当地政府创造更多税收，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或是直接的金钱贿赂。为分析方便，假設仅存在一个地方政府，不考虑地方政府间的政策互动。中央政府是委托人，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取舍[4]。中央对企业的销售收入进行征税t，在现实中体现为各种税收（包含环保税）和费用等，获得税收后，给予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为γ。中央也非常重视公众满意度，并完全承受环境污染带来的公众抱怨和不良的社会影响。当选择监督时，中央政府需确定对当地政府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的惩罚力度fl，惩罚手段包括经济处罚、停职，甚至是罢免;以及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fa，惩罚手段包括经济处罚、强制关停，甚至是刑事责任;并需承担监督成本 c 。通过相应法规政策的制定，中央政府影响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效用和策略选择。b79fb50d-b1a7-4aaa-97cd-a71890e3b524

公众满意度和公众环境偏好有关，公众环境关注度是公众环境偏好的外在体现，记为α。借鉴聂辉华等[4]，假设中央政府处理公众抱怨和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的社会稳定成本等于公众环境关注度和企业产量的乘积，记为αq，这表示社会稳定成本和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产量正相关。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其对污染排放的容忍程度越低，同样产量情况下公众环境投诉会增加;当公众环境关注度一定时，企业产量越高，遭到公众环保投诉的概率也会增加。这里隐含假设了单位处理成本为1，放宽这个假设并不影响分析结果。为了满足公众对优良环境质量的需求，假设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惩罚额度fl和 fa 都随着α单调增加，即> 0，>0。如上文所说，公众环境参与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公众环境关注度会通过中央政府重视公众满意度目标，影响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决策，以及环保投诉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央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即αρ，即经济增长的收益足够大，否则产量为负，无法继续讨论。情景一时{不监督，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污染技术}是博弈均衡策略。

2.2.2 情景二：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

中央政府监督时，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企业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惩罚力度fa（α）和信息租金的相对大小选择生产技术。当fa（α）≥ ch（q）- cl（q）时，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环境事故发生概率为0。此时博弈策略为{监管，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均衡解和社会理想状态下基本相等，唯一区别是中央政府需要额外支付监督成本 c 。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均衡，易得（下标

2表示情景二）：企业最优产量 q2= ，企业利润π2=pg地方政府效用 u g =0，中央政府效用 u g = pgc（ρ），社会总福利 w2= - c（ρ）。当 fa（α）

2.2.3 情景三：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

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时，企业选择l技术生产。第一步，地方政府根据效用最大化目标和企业参与约束决定最优产量 q3（下标3对应着情景三）、最优租金份额β3，如式（5）所示：

第二步，中央政府根据效用最大化函数（6）决定最优税率t3和最优分成γ3。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均衡，易得：企业最大利润为π3= - fa （α），地方政府效用为和社会总福利为中央政府效用为和社会总福利为，此时{监管，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污染生产技术}是博弈均衡策略。

2.3 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地方政府博弈均衡解的影响

公众环境关注度α增加，表现为公众环境参与度上升。近年随着政府加大力度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以及微博、微信、政府门户网站等平台增加了公众环境参与渠道及便利性，公众环境关注度正在逐渐转变为公众的实际环保行动，对环境治理产生持续影响。接下来重点讨论公众环境关注度α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

情景二下企业采用高标准环保投资的清洁生产技术，情景一和三下企业均采用低标准环保投资的污染生产技术，通过比较三种均衡下的企业利润，我们发现：π2>π1 >π3，即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时生产利润最高。计算三种情景下的企业利润差，并对α求导，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