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东晋时代。它的基本含义是“经邦”“经国”和“济世”“济民”，概括起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经世”，也就是经纶世务，管好天下的大事；二是“济民”帮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概念明显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中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概念，充满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内涵。

古代有一个著名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我们从这幅对联中可以看出，经济人才比文学人才要难找得多。能做到“经济”二字的人必须文能安邦兴业，武能御侮却敌。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学派的人，会按照《大学》中“三纲八目”的要求去做学问、做人，而三纲八目最高的要求就是做到“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古代“经济”一词的最外向的表示。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这个词语在古代所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而且是非常有深度、广度、高度的一个词语。

经济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利用经济学理论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则在很早就开始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就曾提出要先“足食”后“足兵”的观点。孔门有若(前518年-约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

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财富。《管子》的富国思想，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韩非相同，但对“末”有不同的理解，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与农、士同列为四民，四民同列，重点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富国之策，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到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针对儒家的“贵义而贱利”“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的教条,提出了“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理论。指出：“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郡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并认为“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把财用看作是一国政治、军事、外交、道德、文化等的基础。

济世情怀，家国天下，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基本内蕴。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经济永远服从政治，国家经济命脉永远控制在国家手中。当年苏轼曾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他所说的“不测之忧”就是经济命脉没有在中央政府手中。正是由于以上这两点，才保证我们国家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经济上也遇到过困难和挫折，但始终没有发生过像西方那样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的重大经济危机，这说明我们的经济理论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为何不继续传承并发扬呢？

而在西方，英文中economy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α(家政术)。οικο为家庭的意思，νομο是方法或者习惯的意思。因此，其本来含义是指治理家庭财物的方法，到了近代扩大为治理国家的范围。从其产生就可看出，其理论的着眼点就远比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狭隘。是一个几乎不考国家全局，只考虑局部或小家利益的概念。这可能也是貌似高大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用它指导的社会实践经常出现危机的原因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科书，开口闭口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这恐怕是不恰当的。

至于现代“经济”一词实为我国引进日本人翻译的结果。在清朝末期，日本人掀起工业革命浪潮，接受、吸收、宣传西方文化，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将“economics”一词译为“经济”最早始于1862年出版的《日英对译袖珍辞典》。在新文化运动中，日本所学习过的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梁启超最初在1902年发表的《论自由》一文中将该词译为“生计”而注明“即日本所谓经济”，自此“经济”一词开始广泛被中国引用。

中国大学培养的自然是懂得中国经济规律的人才，其目的自然是如何更好地指导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经济系的教学，不应过多的学习所谓西方经济学理论，而应更多的加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