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回顾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清除腐败，保持廉洁的历史。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是依靠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我们党才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辉煌成就。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中共一大就始终严明党的纪律，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由于旧军队的欺压和土匪骚扰，老百姓对军队既害怕又痛恨；再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老百姓在刚刚接触工农革命军的时候，同样采取了躲避和冷漠的态度。1928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规定工农革命军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后来，在六项注意基础上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红军贯彻实施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展现了人民军队特有的风貌后，迅速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同和拥护。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这样，“红军的招牌一下就响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坚持“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经济上，根据地承认地主阶级的剥削，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因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以及国民党的思想作风必然会腐蚀我们的队伍。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收到了明显效果。根据各抗日民主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法规条例中的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均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同志。案发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肆渲染“发生在延安的桃色事件”，引起不良影响。对此，一部分同志认为，黄克功从小参加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之紧要关头，应对他免除死刑。当地群众也对此议论纷纷。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件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同志就此案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此后民主政府的声誉迅速传遍全国，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1927年创建到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不论在数量、武器装备和所处的环境与国民党军队比较，始终处于劣势。然而，共产党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对党的领导干部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会后不久，党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离西柏坡时登车后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进行巨额贪污的事实，引起河北省委重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指出： “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随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全国解放初期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经济建设中暴露的弊端，邓小平坚决地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从严治党”在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并写入党章；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在党建部分中反复重申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的十七大将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并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动员令激励全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二、当前面临形势及下步工作思路

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入新的阶段，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一）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

党的十九大和中纪委十九届二次全会指出，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推动全党尊崇党章，增强“四个意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消除存量、遏制增量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

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组长徐吉明在集团公司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上指出：集团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企业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中国石油良好形象得以重塑；党的纪律建设稳步加强，干部作风持续改进，职工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同时强调：当前集团公司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消除存量、遏制增量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

对于西南管道公司来说，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但一些问题和不足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一是从严治党责任压实落地还不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在分公司和基层党支部没有完全落实下去。机关部门对所管业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管责任履行得还不到位，没有主动监管、靠前监管。分公司纪委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履行监督责任还不够，一些纪委委员还存在兼职不兼责问题，甚至没有做好自己所管业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二是一些党员干部党风廉政建设意识不强，廉洁风险依然存在。近两年来，信访举报呈增长态势，反映出个别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不强，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与依法治企、合规管理的严格要求不相适应，虽然也在学习党纪党规、政策文件，但是没有入脑入心，观念陈旧、思想保守，思维认识还停留在过去，没有真正认识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没有认识到违纪的严重性。执行制度打折扣、搞变通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少数领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不强，违规违纪现象个别存在。三是合规管理意识有待加强。少数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对合规管理重视不够，在招投标、物资采购、工程项目管理上执行制度不严，逾越程序，一些问题屡屡出现；有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三重一大”决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