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按照市委的统一要求，今天由我为市直机关各党委（党组）做一次专题党课。近一个时期，我着重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及省部级、省管主要领导干部、市管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进行了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有了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交流。
　　我是今年初任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的。两个多月以来，通过深入接触，我对市直机关整体工作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大家忠诚履职的态度、勤奋敬业的作风以及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让我非常感动。今天能同大家一起交流，机会难得，我也非常珍惜。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一如既往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各项工作做好，我也会竭尽所能，对大家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今天党课的题目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做好新形势下机关党建工作》。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也是一次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最大成果，一是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党内法规，从制度层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完善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和省、市委先后召开专题研讨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全会精神理解深、理解透，把《准则》、《条例》各项规定把握精、把握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思想到位、行动对标，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大家都清楚，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万基层党组织，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如果不讲政治，不从严治党，我们的党就不会有威信，更不会有生命力，我们的国家就不会长治久安。讲政治关系党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我们必须把讲政治摆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位置，始终绷紧政治这根弦，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党的实践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党建设好、管理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下面，我重点围绕党的建设发展进程、《准则》《条例》的时代意义以及学习贯彻三级研讨班精神，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党的建设发展进程
　　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从加强党的建设的传统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党建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回顾党的建设的光荣传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和理解。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就把党建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早在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一文中就开始使用“党的生活”“党的政治生活”“党的内部生活”“党内政治生活”等词句，1927年李维汉从共产国际代表讲话中听到“党内政治生活”一词，其后他也开始使用起来。
　　我们党从一成立起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建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来建设党的。在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和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中，都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严格的规定。1927年5月至6月间，经党的五大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写入其中。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伟大的工程，而且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党的建设经历了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历程，其内涵也是博大的。下面从五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是思想建党。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极大妨碍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影响了红军所肩负的任务和使命的完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及时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就是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批评和纠正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初步回答了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成为我们党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开端。这是我们党抓思想建党的最早范例。
　　二是组织建党。最早的范例是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最主要的是标志着党在军队内加强组织建设，支部建在连上是在组织上建党的重要举措，解决党指挥枪的问题。在军队内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是加强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党的第一个《党章》，就专门讲到了“纪律”，其中就有党员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机关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内容。对于有六种情况的党员要开除出党，比如，言论行动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和大会决议的，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三个月欠交党费，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泄露党的秘密等都要开除出党。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纪律挺在前面，而且还十分严格。党的五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也专门讲到了纪律，例如，“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里讲的是政治纪律和大局意识，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
　　四是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对民主集中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五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除了第一次把党的建设单独作为重要章节外，更为突出的是第一次表述了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
　　遵义会议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白区工作领导不力，游击战争发展薄弱，各苏区红军配合不够，后方物资供应不足等等其它原因。周恩来在博古的主报告之后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违反了红军过去运动战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张闻天的报告系统性、理论性、逻辑性都很强，很有说服力。接着毛泽东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失败和挫折，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公开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博古主持会议，成为会议上主要受批评的对象之一，但他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也体现出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整个会议使不同意见充分交流和碰撞，充分发扬了民主。最后会议进行集中，形成了中央的集体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待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指挥军事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依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我们党自己的问题，同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1945年6月召开党的七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而且还系统全面地阐发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党章》声明“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其基本条件如下：（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五是作风建设。最集中地体现在1941年到1944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创造了通过整风集中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延安整风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纠正我们党的历史上和抗日战争中存在的各种右倾和“左”倾错误，例如：历史上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抗日战争开始后“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反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右倾错误是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遵循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循的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学习开始的。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掌握思想理论武器。延安整风的前奏是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来看待，而应当看作是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该了解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该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中国化？毛泽东突出强调两点：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具体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民族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不能分离，二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具体性、民族性，就有了中国特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精彩的表述。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作出结论。党的七大制定了新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概括和提炼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形成了我们党所特有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解放战争中，党提出了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和注意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1949年3月，建国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起点上，高瞻远瞩，告诫全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征服，他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把建设一个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争取要考出一个好成绩，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我们党要考出好成绩，就必须有个好作风，就要从小处着手，从自我做起。毛泽东除了提出“两个务必”之外，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还提出了“六不”的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这一切，有效纠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