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官员应该怎样做个好“能吏”　　

熊正良　　

各级现代官员争做好“能吏”，是与时俱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是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体现。各级现代官员中“能吏”越多，推动现代经济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就越强大。然而，应该怎样做个好“能吏”，仍是摆在各级现代官员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众多的落马官员中，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就曾因雷厉风行、铁腕治庸而出名，被舆论誉为“明星官员”和“能吏”。即便仇和落马后，一些媒体仍少不了给一个“能”字的评价。那么，仇和到底“能”在哪里？为何一个“能吏”却变成了阶下囚？各级现代官员又应当从中吸取哪些值得引以为戒的教训呢？　　

首先应当肯定，无论哪个国家，也无论哪个年代，社会都需要有“能吏”来治理。世界各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能吏”传记就是很好的佐证。但何为“能吏”？在我国史书上有着许多不同的论述和记载。《辽史·能吏传》称：“吏畏民爱，决事如流，真能吏哉。”用现代语言来概括，“能吏”就是为社会和百姓利益而不畏艰险不畏难，办事果断效率高，敢闯敢干敢作为，并能得到百姓广泛认同和大力称赞的官员。因此，从这一概括来看，毫无疑问地说，不管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年代，敢闯敢干、为民谋利、有所作为的“能吏”都应该是官场里的正能量、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层，是推动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风流人物和中流砥柱。　　

然而，“能吏”能过了头也能犯事，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官场现形记》里，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围绕贪官污吏展开的揭丑记。书中描写的既有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也有知县典吏、管带佐杂。他们或龌龊卑鄙或腐败堕落，构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通观书中批判的人物，有的不乏“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为了出人头地、升官发财、荣宗耀祖，谋个名垂青史，便舞动起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对百姓祸害有加，比不干事而只管捞钱的有些“贪吏”更是苛烈百倍。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有些“能吏”又成了让人咬牙切齿的对象，不仅未能名垂青史，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骂名。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历来是考察任用领导干部的基本标准。官员如果没有“德”的有力支撑，“能”就难以得到正确发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有少数现代官员很会利用“能吏”来乔装打扮自己，借助美其名曰改革开放就要敢作敢为，而实际上则是借助改革开放蛮干胡干，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干着祸害百姓的事情。被称为“能吏”的仇和从宿迁到昆明，一路大拆大建，效率是高了，但他的那些“功绩”又有多少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作为的呢？仇和这个“能吏”的典型意义再一次表明，有权凭任性，权力不受制约，是少有不贪腐的，其所谓的“政绩”也是殃及群众、损害群众利益换来的。　　

在现代社会抨击“为官不为”的平庸官员氛围中，仇和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的确很讨舆论欢心。所以，在仇和没有落马前，才有为其大唱赞歌的文章充斥媒体。也因为在官场里，有鲜明个性的官员往往是异类，容易被当成“出头鸟”，所以在仇和落马后，也有个别媒体和少数官员认为他是因为太过张扬个性而栽了跟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