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教授在“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对于强国之道的探讨，是一个千年常新的问题。在百多年来国际学术界的探讨中，有相当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强国崛起的思想与文化背景。为什么说，强国之道有赖于思想的健全呢？我这里所说的“健全的思想”大体包含着三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指作为决策者所提供的指导国家走向持续强盛的治国理念与战略方针；其二，是指国民具有的政治文化与素养所达获的水平；其三，是指作为前两者基础的一定的精神与思想文化传统。这里丝毫不否认科学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演进乃是包括国家建构在内的政治上层建筑获得发展的基础。但是在百多年来的国际竞争中，有太多的事实证明，战略与思想路线的合理选择会导致一国的实力由弱变强；相反，战略与思想路线的偏差与谬误则会导致国力的衰弱乃至于国家的倾覆。
　　欧美的先例
　　如果没有对欧洲民主与市场制度的努力学习与淋漓尽致的再创造，如果没有救世情怀的养育，如果没有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社会改良精神，如果没有“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掀起的全国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思潮”，那么美国走上强盛之路，以至于问鼎霸权是不可能的。
　　以美国而论，辽阔国土所提供的丰饶资源、所踞“安全岛”地位的地缘政治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雄厚经济与军事实力，包括没有前资本主义历史的得天独厚的制度条件，都是美国实现强国之梦的取之不竭的基础。然而，如果没有在自由主义思想导引下对欧洲民主与市场制度的努力学习与淋漓尽致的再创造，如果没有在基督教鼓动之下救世情怀的养育，如果没有在实用主义理念支配下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社会改良精神，如果没有在言论自由原则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掀起的全国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思潮”，那么美国走上强盛之路，以至于问鼎霸权是不可能的。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最近完成了一部题为《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的新著，他认为，固然美国有着独一无二的覆盖全球的军事优势，但是他认为“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是：多元文化交融之下具有非凡活力的移民；通过教育与社区而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宗教虔诚与使命感；天真的不言而喻的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包括连欧洲人都不可小看的具有全球影响的美国大众文化。所列各点几乎全都是有关美国的“软权力”。在列数美国强项的同时，施密特不无忧虑且直截了当地点出了当代美国的主要弱点：“美国最近一代政治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明显地减少了”，与此相关，美国对外政策受到“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过多影响，而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对于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和内在联系的了解和判断力很有限，远远比不上他们那种要肆无忌惮地运用美国军事优势的意图”。施密特所指出的这些弱点恰恰也不是出现在物质基础领域，而是体现在政治精英阶层的知识不足与理念偏差。这位前总理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担忧是新保守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外交将走上歧途。
　　如果说，作为统一国家的美国，影响其能否持续强盛的缘由既在于“硬实力”也在于“软实力”，那么，作为崭新的跨国经济政治联合体的欧盟，其成长发展道路是否也能证明“健全的思想”所发挥的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
　　半个世纪以来，从“煤钢联营”到“欧盟大宪法”，欧盟整个发展过程乃是人为战略设计与客观需求之间复杂互动的产物。基于近代国家体系出现以来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乱，早在18世纪，圣皮埃尔神甫、康德和卢梭就已经系统地表达了欧洲联合的意愿与构想。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显然也成为推动“煤钢联营”形成的历史前提，但是若没有像让·莫内等一大批欧洲政治家思想家的构想与推动，就不会有今日欧盟的规模。当代美国杰出的欧洲问题专家戴维·卡莱欧在其近作《欧洲的未来》中指出，帮助和支配整个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乃是四位重要的思想家的理论：李斯特、马克思、凯恩斯与哈耶克。他雄辩地证明了，李斯特关于欧洲国家应该组成关税同盟以平衡当时的英国霸权、以及将来应联合英国制衡美国的预想成为欧共体形成的直接动因。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注定走向自毁的警告，也显然促使了欧洲合作的启动。与此同时，主张以宏观调控解决危机的凯恩斯进一步发现了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的矛盾，他的关于建立国际组织来解决这一矛盾的构想也为欧盟提供了启示。最后，哈耶克对无限制的国家权力的批评和主张建立严格的财政货币机制的建议，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为稳定和发展欧盟经济的重要思想源头。总之，正是战略家们的思想才华与精心设计才使得欧盟应运而生，在困难与风险中得到推进。尽管，时下法国与荷兰对“欧洲大宪法”的公民表决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冲击，但是欧盟各国所显示的意向是调整，而不是从一体化原则的倒退。
　　俄日的体验
　　俄国与日本同属结合部文明国家。“文明结合部现象”在当今多元文化高度交融与碰撞的背景下，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实状况了。这表明，对外来文化的理性调适和有机融合，乃是强国之道中必先解决的重大课题。
　　与欧美先行现代化国家相比，俄国与日本是强国之路上的后来者。
　　现代化史研究专家西里尔·e·布莱克把俄国与日本列为同一梯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依我之见，与欧美基督教文明国家相比，俄国与日本同属结合部文明国家。从俄、日等国历经文明结合与冲撞的沧桑之变中，可以发现更多由思想路线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影响国力盛衰的痕迹。
　　以苏联而论，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年代，在国内战争后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列宁力排众议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向农民让步，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步，通过粮食税、租让制、自由贸易等政策，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因素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与此前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相比较，列宁总结到：此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不仅在当时是兼容并蓄，使俄苏走上强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为日后整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地区的改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性的启示。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世纪70年后的苏联晚期，同样面临着事关存亡的重大历史性选择，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了“国际政治新思维”的口号。他表示：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乃至超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与世界观的差异。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口号并非无关国际社会当时的需求，问题在于，在空洞地强调人类普遍共同利益的同时，完全忽略了对本国传统的肯定和对本土价值的重视。对苏联解体这样一场历史悲剧的深层原因分析迄今远未终止，但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原则有失方寸显然是自乱阵脚的一个明证。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痛惜地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作过这样的自我剖析：缺乏过渡与中介，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