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6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和确立的建军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发展，并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粉碎张国焘以枪指挥党图谋的锐利武器。众所周知，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把军权看得高于党权。正是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于1938年11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总结了与张国焘错误斗争的经验，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他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后来人民军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其次，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克服王明右倾投降错误的根本原则。全国抗战初期，共产党内产生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错误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否认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和原则分歧。在193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主张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提出所谓“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这种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联合的一面，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而把全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上，会极大地削弱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正是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反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中国共产党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全党全军应该不受国民党的种种限制，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在日军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王明右倾错误的及时纠正，有力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再次，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焦点问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要纠正共产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而且要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御侮，但两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根本消除，蒋介石一直企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军改编特别是其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问题。国民党借口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陕甘宁边区和南方红军及游击队。甚至一些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妄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达到其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它们或以谈判为名，预设圈套，诱骗红军游击队下山，聚而歼之；或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分化、瓦解、“收编”红军、游击队。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反复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根据这一原则，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对于国民党派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我党我军拒不接受，并坚持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实行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正确方针，连续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的挑衅。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时说，蒋介石和一切军阀都十分重视“有军则有权”，“都爱兵如命”，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他提出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四种方式，即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从而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坚持了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权。

二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一，坚持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人民军队，使全体官兵成为熟练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全心全意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