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泽东痛恨贪官污吏，主张建立廉洁政府。毛泽东倡导的反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但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为了反对腐败，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更加重视反腐败问题，提醒全党拒腐防变，并提出了一些防范和克服的具体措施。正是由于毛泽东特别重视反腐败问题，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的腐败程度是非常低的。毛泽东认为反腐败能否成功在于能否走群众路线，能否发动群众，能否依靠群众。今天，人民群众还是反腐败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廉洁的执政党，要澄清吏治，完成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关键词］ 毛泽东 反腐败思想
　　今天，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人们景仰他的伟烈丰功、他的光辉思想、他的高尚品德。他不仅是豪杰，更是圣贤；他不仅是“办事之人”，更是“传教之人”；他不仅是领袖，更是导师。联系到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宣传、学习、研究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坚决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发展现代工业，而且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廉洁’的政府机构”。[1]毛泽东痛恨贪官污吏，主张建立廉洁政府。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热情地赞扬了湖南的农民运动“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他说：“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多次引用农民起义胜利后又失败的教训，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
　　1944年，是明朝灭亡300周年，也是李自成起义失败300周年。为此，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最先于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连载，不久即传到延安，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此文，在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曾引起广泛的反响。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特别谈了此文，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林伯渠由延安飞抵重庆，将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的消息，亲自告诉了郭沫若。[7]可见，毛泽东当年是深刻地认识到这篇史论的重要现实意义的。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问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8]信中希望郭沫若“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即《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说：“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
　　1945年1月l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
　　1946年7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即《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说：“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门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说：“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毛泽东提出了“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贫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的基本政策。在此前后，各解放区都制订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了各种贪污罪行和对贪污罪的惩治办法。各解放区都认真执行了惩治贪污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分子，为壮大我党我军力量，为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5年7月初，黄炎培与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在毛泽东接见黄炎培时，黄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笑了笑。他首先向黄炎培表示感谢，然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后，毛泽东沿着他所找到的新路：发扬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注意防止和反对腐败，力求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毛泽东倡导的反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