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强烈的学术性诉求，在这一理论诉求的刺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一元独秀走向多元共生，出现了新说迭起、变幻不定的局面，各种各样的马克思开始登场，比如：本体论的马克思，生存论的马克思，存在论的马克思，现代性的马克思，后现代的马克思，甚至女性主义的马克思，林林总总，难以尽述。

　　稍作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上述这些解释方式，无论它们之间有多大差异，但都有一个相同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就是：“以……解马”，其意义就是：通过某种“中介”（从学术实践看，这种“中介”实际就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重新阐释、理解以至重新表述或重铸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们看来，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也罢，当代意义、当代价值也罢，似乎都不能靠其自身来显示，而必须通过某种中介才能彰显，才能理解。因此，它们对上述公式中介词结构的关注，对所谓中介的关注，要远胜过对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人们接受上述研究方式，以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发现，那么，他们就必须公开或潜在地承认，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意义是不完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追求，与其说是要恢复、挖掘和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学术性，不如说是贬低了它的学术性。这是时下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诉求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之一。

　　这种“新”的研究方式对“中介”表现了过多的兴趣甚至崇拜，导致许多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与其说是关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不如说是关于“中介”的某种评介，以至于使人们怀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还是仅仅是关于“中介”的一个样态？虽然如此，但是人们还不能说，它们的论著中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事实上，体现时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