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勋。百年沧桑，神州巨变；伟人已逝，精神永存。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革命风格和崇高品德，倍加珍惜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邓小平理论。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强国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是我们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饱受苦难，国家积弱积贫。多少有志之士一直在探索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落后和贫困，走向富强和繁荣。一场探求强国之路的运动持续了100多年，并且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今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次回顾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缅怀前辈先贤的丰功伟绩，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坚定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鸦片战争以后漫长曲折的救国之路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开始。
   自从大英帝国的炮舰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就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谁都想来吞食一口。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一味妥协投降，使得入侵者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79年间，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过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领土的瓜分。英、美、法、日、俄、德、意等国，哪一个没有对中国人民欠下过血债？一个国家遭受如此众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轮番蹂躏，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在经受了失败的痛苦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这一时期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数量之众多，条件之苛刻，也是历来所少有的。从中英南京条约到二十一条，哪一个不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块再肥的肉也经不住这么多的虎狼吞噬。中国人民在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后，终于认清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有那么多的有志之士一直在探求救国之道的原因。
    要救国，就必须使国家强盛。那么，怎样才能使一个积弱不振的国家强盛起来呢？当时不少人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向西方学习上。他们看到西方国家靠先进武器、先进技术把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打得一败涂地，认定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要学习西方，首先要了解西方。于是，林则徐首先提出“开眼看世界”，《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帮助人们“洞悉夷情”的著作应运而生。在这些书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影响最大，它不仅介绍了国外的情况，而且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比起那种“严夷夏之大防”的主张要高明得多。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把学习西方的思路进一步具体化了。在冯桂芬等人的影响下，李鸿章等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实业，发起了洋务运动。无论林则徐、魏源、冯桂芬还是洋务派，都把目光锁定在以“师夷”为强国之本上，这在当时虽不失为一种卓识，但用这种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因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子在于制度的腐朽和政府的腐败，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不推翻对内专制、对外媚敌的清朝政府，纵有西学洋器，纵有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也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许多方面承续了洋务派的观点，但维新派的悲剧在于，他们虽有变革的愿望，但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光绪一个人身上，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当顽固派起来疯狂反扑时，维新派的领袖们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维新派为自己的不彻底性付出了血的代价。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把推翻封建帝制、实行民主共和、实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革命的目标，作为中国的强国之本，这比起洋务派、维新派的主张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孙中山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比如，他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号召推翻清朝政府的，所以他早期的民族主义仅仅包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把矛头主要指向满族统治者。其实，清朝的统治不只是满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是满汉地主阶级的共同统治，它的阶级基础是整个地主阶级，清朝政府就是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孙中山对这一点认识得并不很清楚。再如，在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没有反对帝国主义这一重要内容，这就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把这一内容补充了进去。孙中山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固守自己的观点，而是不断追求进步，因而能够在屡经挫折、反复斗争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实现了民主共和，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这一历史功勋决不能抹煞。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就其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这一点来说，它比戊戌变法要彻底；但从这一革命本身来看，它又有许多不彻底性。首先，这一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地主剥削农民的社会经济制度，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命运没有根本改变。其次，这一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专制，但因为没有触动这一制度的社会基础，所以，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在革命后能够操纵政坛、控制政局。像袁世凯这样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忠实走狗，摇身一变也成了民国的新贵。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领导的革命在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都不可能彻底。辛亥革命虽然曾经带给人们一线强国的希望，但最终这一希望还是幻灭了。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上台，旧军阀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新军阀又登上了统治宝座，他们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反俄、反共、反对工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经堕落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代表。不推翻三座大山，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就无法结束中国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国民党垮台的109年间，虽有若干短暂的光明，但总的来说，中国人民处在长夜漫漫的黑暗之中。他们呐喊过、抗争过，从来没有放弃过强国的愿望。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后受到的挫折，使得新一代的有志之士不得不另辟蹊径，开创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但这条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开始时他们并不明确。正当有志之士彷徨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他们终止了犹豫，坚定了方向。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但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而且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大众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这是有史以来的空前大革命，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根本无法和它相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比起它来更显得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正是在这股冲击波的影响下，中国新一代的有志之士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他们从此下定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把强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
    在新一代的有志之士中，毛泽东同志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以俄为师，但从不拘泥于俄国的某些具体经验；他重视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从不把它当作必须机械重复的教条。这种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使他能够创造出效法十月革命而又不同于十月革命、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搬掉这三座大山，中国的社会面貌不可能改变。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倒三座大山，把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中，民主资产阶级不是对象，而是动力之一。资产阶级虽可以成为革命的盟友，但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这是由它的软弱性决定的。因此，领导革命的责任不能不落到大公无私、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并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无产阶级肩上。毛泽东同志还认为，由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农民世代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依靠的力量，也是最可信赖的力量。新时期的中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联合各种社会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革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已经确定，那么革命的形式将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但这种武装斗争又有别于十月革命。俄国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而在中国，由于反动势力集中在城市，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通过城市的工人起义来引发全国革命高潮，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中国革命的中心不能不选择在农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