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乡干部，在信访维稳工作岗位上干了将近三十年头，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我们，你才会理解我们的无奈和隐衷。一个基层信访干部的生存状态，折射着体制的痼疾，也在砥砺着那些“习以为常”的神经。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干部“截访”的心路历程 　　

我在乡镇工作三十多个年头，从事基层政法、综治、信访工作20年多，3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为分管综治、维稳、司法、信访的副主任。自从分管信访以来，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代理教师王丁红(化名) 等八人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老上访户，在省、市、区都没有相应的民转公政策，而且每个人都在解除合同后，都在多处学校应聘，也有自己创办的补习班，也有在当地中型企业上班，近两年他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到省上、市里，乡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数十人以上去省、市、区进行稳控，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　　

近年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到全国“两会”等时期，乡里都要派出20多名干部24小时跟随王丁红等八人，一次耗时半个多月。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敏感期，每年单是稳控他们几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如一不小心失控，还要到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分头堵截，堵不住就到北京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前几年全国两会、重大节假日及敏感时期，根据上级指示，王丁红等“不稳定重点人”一定要在监控视线之内。所在乡政府安排20人提前5天分别到其住处，工作单位进行监控。二十四小时轮流呆在他家门口，晚上天凉，就动用机关车辆开着暖风监控，一次因监控人上厕所，当我们过去时，王丁红不在家，这可急坏了工作人员。经过四处打听，得知他巳乘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