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天，我给大家上本次培训班的第一课，讲课的题目是：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与任务。主要是和大家一起分析新时期我区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新形势，主要工作任务有那些新变化；在思想观念上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和看待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通过学习，使大家都能够对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牢固树立和落实新时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正确的全局观、工作观，熟练掌握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真正做到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增强在本职岗位上做好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自觉性。下面，我着重讲三个课题。

一、新时期人口形势和人口问题

我国自七十年代初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在我国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的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即平均每对夫妻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推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我国共少生了近4亿人口（如果不推行计划生育，我国现在总人口就已经达到近17亿人，而我国国土的人口最大承载力是不能超过17亿，这是我国人口安全的底线）；如果按照1970年的生育水平推算，30年来我省累计少出生5000多万人口，我市少生了580多万人，我区少生人口近20万人，相当于现在全区总人口的78.9％。30多年来，计划生育对于促进我国、我省、我市、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正处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的发展时期，尽管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传统型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现代型的历史性转变，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发达国家水平。然而，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途径与发达国家的转变途径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平衡性两个显着特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一）新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将是长期的艰巨任务

1、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四个方面的明显差异：

一是，我国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时间短。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大约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实现的。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主要是以家庭计划为主，国家没有指令性要求和行政干预。一些国家还采取奖励优惠政策鼓励国民多生育，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我国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是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制约的手段提前实现的。因此，我国的低生育率面临着很强的反弹压力。

二是，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还比较高。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不少国家的人口出现负增长。而我国人口“四普”到人口“五普”10年间，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仍高达10.7‰，我国人口仍处于惯性增长的态势，低增长率与高增长量将长期并存。

三是，我国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比较大。西方发达国家地区间的生育水平是比较平衡的，而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生育率还比较高，一些省、自治区还没有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就是经济较发达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也是不平衡的。广东经济高速发展，但生育率很高，人口密度太大，来我们山东学习经验，但他们已失去了最佳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山东抓计划生育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非常严厉（抓、打，错了不错），而广东不严，现在市场经济不可以像过去那样了，群众懂得维权了，他们吃不消了，所以我们的基础比他们好。从我省的情况看，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也很大，能相差20年（我区已连续5年负增长，我市已连续3年负增长，而西部要到2018年才能实现零增长，到2020年左右才能实现负增长。

四是，我国人口生育质量等在其它方面的差异。在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出生缺陷发生率、出生婴儿性别比、人口受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

2、人口转变模式的不同，决定我国现阶段低生育水平具有很强的反弹性。

——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模式是自发式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引发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人们的婚育观念随之转变，家庭产生了自我约束婚育行为的能力，生育力降低，从而实现人口再生产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发达国家自发式转变模式的特征是：经济社会发展在先，婚育观念转变在先，生育率下降在后，因而其低生育水平相当稳定，甚至采取奖励生育的政策也不会导致低生育水平波动。

——我国人口转变的模式是诱导式的。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大陆人口只有5亿4千万，随着死亡率的迅速下降，随着出生率仍保持高水平，导致我国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矛盾十分尖锐，但由于“左”倾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计划生育被严重忽视和搁置。直至70年代初，我国总人口超过8亿，人口出生率高达33.43‰，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5.83‰，总和生育率高达5.8；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看到了人口危机给国家经济社会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才决策在全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毛主席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从此，我们计划生育工作开始了艰苦的爬坡阶段，我国用了30年的时间，才艰难的走出困境，实现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目前，全国总人口近13亿，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降至10.7‰左右）。但是，我国人口再生产转变模式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具备足以使人们从根本上转变婚育观念、产生自我约束婚育行为能力的条件下，国家只能采取宣传、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综合手段，动员已婚育龄群众落实避孕节育措施，促使生育率下降，人口再生产转向低生育水平。我国人口诱导式转变的特征是：生育率下降在先，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婚育观念转变滞后，因而低生育水平不稳定。我个人的观点，国家计生委说我国实现人口转变是诱导式，我看应该说是“行政强制式的”，大家都清楚，30年来，我们计划生育工作尽管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但主要还是采取“硬管、硬卡”导致少生的，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首先解决的是人们的行为，而没有解决人们自觉少生的思想，所以反弹很大。只有从思想上解决人们的观念问题，行为上才能自觉少生。举个例子讲，湖南有一个村8个月没有两委班子，结果超生了280人，至上级发现问题展开调查，该生的都生了。

目前，我国育龄群众儿女双全、生男孩的愿望依然比较强烈。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表明，在希望要两个孩子的妇女中，约80％的人想要一儿一女，只想要女儿的仅占1.3％；我国中部地区（例河南）群众儿女双全的观念尤其强烈，在希望要三个孩子的妇女中，约71％的人想要2－3个男孩，22％的人想要至少1个男孩；想生男孩，追求男女双全是导致一部分人超生、多生的根本原因。去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我省10－12月三个月，女性初婚人数达37.7万人，同比增加了13.5万人，增幅高达55.6％，全省晚婚率由95.6％降至69.5％，同比下降了26.1％。由此可见群众的婚姻观念在行政制约措施稍有放松的情况下，具有多么大的反弹性。

另外，随着避孕节育方法知情选择的推行，我国目前已婚育龄妇女使用避孕套等短效避孕措施的比例，以及长效避孕措施中采取放环的比例增加。据统计，采用放环的已婚育龄妇女已由1991年的0.75亿上升到2001年的1.1亿，而且这个数量还在迅速增加。由于短效措施有效性低于长效措施，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的数量将会增加，同时，采取可逆措施的妇女随时可以解除所采取的避孕措施而怀孕，这就为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存在强烈的反弹势能，正如中央《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所指出的，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

3、人口规模过大导致我国总人口仍将持续增长45年。

根据“人口五普”资料，截止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已达126 583万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这是人口再生产的惯性造成的。根据1990年“人口四普”数据，我国20－29岁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多达1.12亿，1997年增加到1.2亿；本世纪前1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数还将继续增长，到本世纪中叶仍在3亿左右，与上世纪90年代基本持平。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1985－1991年）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婚育期，从2005年开始至2020年，我国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新的高峰，表明蓄积着强大的人口增长势能。

从我省情况看，目前，我省已于今年步入了将历时12年的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造成本次出生高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使我省初婚人数迅猛增加，不仅导致了新的生育堆积，而且使我省第四次出生高峰期前移了3年，若以目前全省70％的晚婚率推算，今后5年全省年均人口出生率将会提高2－3个千分点。

二是，受人口惯性影响，我省第三次出生高峰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期，妇女人数从2003年开始出现结构性回升。据预测，全省20－23岁育龄妇女人数将由2001年的248万逐步增加到2010年的382万，加上上世纪90年代后我省实行严格的晚婚晚育政策，积累了较多的20－26周岁未婚育龄妇女，虽然受晚婚因素影响形成的一孩出生高峰到2008年基本趋于稳定，但受第三次出生高峰影响形成的23－28周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自2009年逐步增多，于2013年达到高峰，由此延长了本次高峰期的跨度。

全省1983－1990年第三次出生高峰人口增长情况 (表略)

从我区的情况看，我区今年很可能要结束已保持5年的人口负增长，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区未来育龄妇女生育人数的增加情况。我区预计将在2010年达到第四次出生高峰的最高值。

从全国、全省的情况看，即使生育率已经降低，人口年增长量下降，但绝对增长量仍相当可观。即使是在严格执行现行生育政策、稳定目前较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我国人口还将持续增长。未来几十年，我国平均每年净增人口接近1000万，形成了我国“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特有的人口再生产现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总人口才能达到峰值，彻底实现零增长。届时我国总人口接近16亿（有的专家预测将将超过16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尖锐。“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特征，决定了我国人口控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新时期我国人口诸多问题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1、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增长呈现高峰

人口与物质生产资料不能正常结合，失业问题就会出现。高失业率是任何国家都唯恐避之不及的一只“猛虎”，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局势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巨大，就业矛盾非常突出。2000年“人口五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已占总人口的70.15％，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比例。目前，我国在城镇有1000多万劳动力人口处于下岗、失业状态；农村有2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就业门路；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如果解决不好，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本世纪的头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增长速度很快。每年都将新增劳动力550万人左右，约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接近9.4亿。劳动年龄人口过多，始终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2、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五普”表明，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7％，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5随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3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5。届时世界上每4位老人中就有1位生活在中国。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龄化，也是我国面临的日益尖锐的人口问题之一。今后我国城市赡养老年人的比例将达到2∶1（即每个在职职工要赡养两个退休职工），这样高的赡养比将给未来社会保障体制带来很大的压力。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

3、庞大人口的素质亟待提高。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与人口素质偏低并存，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有经济和社会根源，然而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注重多生多育，忽视少生优生和优育优教，是造成我国人口素质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人口素质偏低，特别是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难以适应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需要，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突出问题。2000年人口“五普”表明，我国大陆总人口中，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3.6％；高中专教育人口仅占11.1％；这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1995年美国大学程度以上就占总人口的46.5％，日本也达到了20.7％）。另外，我国妇女生殖健康水平仍然比较低，生殖道感染平均发病率高达30％－50％，每年出生婴儿死亡率仍在30‰左右，每年新生儿缺陷发生率仍达4％－6％，为80－120万人。

4、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

据人口“五普”资料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00：117。并且偏高的范围由东部沿海省份向西部蔓延，其中中部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目前，全国出生人口中男孩比女孩多1700多万，我省多60多万。这不仅关系到若干年后对婚龄段人口的性别构成，对结婚率和女性生育率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将给未来社会正常的婚姻秩序、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最主要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可以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b超管理、不是孕情查访、不是药物流产市场管理问题，深层次问题是你强制不让生，人们在数量上无法选择，便在性别上选择生（例如农村续家谱问题，传统的宗法意识），由此而产生了非医学需要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行为，甚至一些地区至今仍存在着溺弃女婴的陋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迟迟得不到纠正，主要是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制约，传统的婚育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落实不到位，综合治理的力度不够。

5、迁移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是人口三大变动因素之一。改革开放后，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人口迁移流动时期，无论流动人口的数量、流动的地域和范围、流动持续的时间都是空前的。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1.5亿左右，约占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