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及其实践路径

【内容摘要】 权力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就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留下专门研究权力问题的论著，但就权力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不仅有助于加深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权力思想的认识，而且还有助于新时期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权力观 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主义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社会政治关系的存在与解决都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的。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中国，人民要通过政权来协调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就必须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根本问题，也是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的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关键。并且还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权力腐败在当代中国表现的主要社会形态

权力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产物，它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腐败”原义是指物体腐烂，后人多借指制度、措施或政治环境上的黑暗和混乱，更有用来形容生活腐朽，观念陈旧和生活堕落的，但这些未免都显得不明朗不直接。在中国，由于权力具有资源稀缺性、垄断性、功利性、时空性。当前就权力腐败问题的研究，对其“中国特色”却揭示不够。按照人们对腐败概念的最新理解，当今社会的腐败是以多个层面、多种形式发生在多种领域的一种“大恶”的行为。呈现出白色腐败、灰色腐败和黑色腐败三大形态；从腐败的种类上划分，可分为吏治腐败、行政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留学腐败等；从腐败人员的构成上来划分，又可分为领导干部的腐败、一般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腐败，以及非公务人员在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等。尽管腐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腐败的内涵和产生机理都是相通的，那就是权力越出正常的运行轨道，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运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的私利。在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几乎成为国家存在的一个定律。腐败已从集权时代向经济时代阔步向前，政体结构从“权力主导型”转向“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黑交易泛滥成灾。“黑道”向“红道”渗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官贵民贱，巴高踩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串案、窝案、案中案独领风骚，利益同盟，领导干部“傍大款”；吏治和司法腐败，官场“腐败窝案”正在向群体化、规模化、公开化的趋势发展，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和“腐败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已经集团化、顽固化、地方化和裙带化。从政心理裂变，既要做官，还要发财；奉行“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定律，黑权政治、黑金政治被“发扬光大”……导致出中国“高增长、高腐败”并存的局面。具体表现如下：

权钱交易。权钱交易是当代中国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它涉及面甚广、危害最大，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等价交换原则在经济生活中的公正性、平等性已引入到政治生活中竟是不公正、不平等。权钱交易不仅不是等价交换的产物，而且这种交易违背了等价性。在时下市场经济环境中，腐败案件一半以上发生在经济领域，权钱交易成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权权交易。即权力与权力隐性互换，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的政治蜕变，是当前中国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二是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三是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还有是我用权力帮你办这件事，然后你用权力帮我办那件事，互为方便，互得利益；买官卖官，即我花钱从上级那里买来一个权，然后利用这个权力，再把一些权力卖出去，从中获得利益。

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作为买方的腐败官员以权力作为沽买美色的筹码，以“权”谋“色”是其主要特征;而卖方则以利益作为售卖美色的最终目的，以“色”谋“利”是其主要特征，性贿赂是其主要手段。权色交易有以下主要类型:—是“权”“钱”互换式的权色交易。即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为直接或间接献色者谋取不法利益。二是“权”“位”互换式的权色交易。即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为直接或间接献色者谋取官位和其他政治利益。三是“权”“利”互换式的权色交易。即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为直接或间接献色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这些年来被查处的贪官中，他们包养情妇，并不是纯粹两情相悦的情人关系，而是互相利用的权色交换关系。官员看中的是美色，情妇看中的是权力。所以，一旦权色交易的关系建立起来，官员帮助、庇护情妇经商办企业或给予其他利益，便成为普遍现象。

纵权享乐。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本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公权变成了自己的特权，成为追求享乐、奢侈浪费的工具。一些人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巧立名目，用公款购买豪华住宅、高标准装修住房和办公室、换乘高级豪华汽车；到国内风景名胜地去旅游，到国外境外观光；经常出入豪华酒楼、宾馆和夜总会之类的高消费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甚至用公款赌博、嫖娼；用公款送礼，礼品礼金越送越重，花公家钱，结自己缘。

今天，权力腐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既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严重动摇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权力腐败问题已成为阻碍当前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以及党和政府威信的极大障碍，是败坏党风的销蚀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铲除腐败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本质内涵及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视野内的“权力”概念一般专指“政治权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来分析“政治权力”现象。他们认为政治权力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历史角度分析，政治权力应当萌芽于氏族公社，其最初形态是氏族公社中的公共权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法，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产生公共权力的土壤，但使萌芽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真正成为一种脱离社会、并相对独立的力量的重要促发因素却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私人利益的出现。正在由于出现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对抗的局面，原本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就转变为“特殊的公共权力”，其实质是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用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且此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已经披上“公共利益”的外衣。这种源自“公共权力”的“特殊公共权力”就是政治权力，也被称为国家权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的产生根源于利益冲突和对抗，它与国家的出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如果没有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并一定程度脱离社会的‘权力’，它便无法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必然会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从政治意义上看，权力必然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另一方面，从社会意义上看，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它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就具体一个社会制度而言，权力的社会化服务功能的扩大，又会增强权力的政治功能。换言之，权力的政治功能的扩大和发展是以权力的社会职能的扩大为保证的。这就要求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身服务能力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治权力的本质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凭借国家这种特殊的强制力，对其他阶级或个人进行制约的能力。从理论上而言，掌握政权对任何一个阶级的领导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担当着历史发展“领头羊”的作用，有着领导全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使命。虽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需要与其他阶级进行策略结盟，但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要和其他阶级分道扬镳，取得对运动的独立领导权。即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其他阶级只不过是革命的同路人。因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这既是无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更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伟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障。只有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变革社会的根本力量，才能真正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从而实现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引导人类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儒家的法宝……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要掌握政治，首先必须争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但问题不在于人们认识到掌握政权重要性，而在于人们对争什么权、夺什么权的问题上。对此，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可见，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争权，但共产党员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争的是人民拥护的权力，民族解放的权力。这是大权，是能够使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性权力。如果只着眼于个人权力的争夺，势必减少领导权威的吸引力，不仅不利于领导活动的有效进行，而且最终上会导致在权力争夺过程中出现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许多腐败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权力的生产和动作，都是以利益为依归的，是为了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因此一切权力理所应当属于人民，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最终源泉。为保证人民委托出去的权力能切实代表人民自己的利益，必须成立由人民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用以监督权力的规范运行。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在权力来源和动作问题上的基本认识和做法。权力的人民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区别于西方政治思想家权力观的最根本不同点。西方政治思想家也坚持权力的阶级属性，但由于他们从唯心史观出发，在探讨权力来源时，很自然地认为权力是神（君主）授的。虽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确立了社会契约论思想原则，并以此说明权力的来源和本质，而且也出现了许多类似于这样的观点：“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的泉源”。但这种观点及其动作，正如康德所批评那样，倘若最高权力机关的统治者有违法措施，人民“可以提出申诉或不同意见，但不能积极反抗。”可见，社会契约论及其相关思想，也只不过是在表面上打着“权力的人民属性”的旗号，而在骨子里仍坚持权力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思想。权力的人民属性，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增强责任意识，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三、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在当代中国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而展开的，这就要求人们从宽广的时空去认真检视权力的内在逻辑，从而探究其本质与实际含义，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权力的产生是社会内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社会成份的复杂化，社会关系的非均衡状态，使得人们为了获得利益和生存资源而引发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日益频繁和激烈。原始氏族社会那种以血缘为纽带，依靠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来维系，并以习俗为主要内容调整手段的社会机制已经不足以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这些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这里的国家，实际上指的就是国家权力，它是社会公共职能独立化，社会内部分裂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从本质上来考察，公共权力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是指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作为社会整体打赌、以强制力保障实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权力事实上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强制性力量，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根本手段。任何类型国家始终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度，通过权力启动合乎人们期望的政府功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并赢得公民的合法性认同。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赢得的，不是夺取的”。对于权力的理解，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在基础理论、方法论上各有差异，形成不同的权力观，包括对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行、权力的目的和权力的监督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它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事业观的集中反映和现实体现。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负责的公仆”。这就表明，共产党人权力是以政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公共权力就其本质上看是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某种方式授权给政府，由政府使用公共权力来解决公共问题，而政府各层次工作人员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