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后勤部长廖锡龙上将:亲历济南战区大联勤改革　　

　 　

　　时间： 2008-12-16　　　

人物小传：廖锡龙，贵州思南人，1940年6月生，1959年1月入伍，历任战士、排长、副连长、连长、作训股副股长、作训科副科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现为总后勤部部长，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第16、17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一到任就赶上搞“大联勤”　　

2002年10月，我从成都军区到总后勤部工作。当时，军委、总部正筹划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后的三项论证任务之一，就是拿出深化军队联勤体制改革论证意见。我心里很清楚，“建立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联勤体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我们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一贯战略思想。作为新到任的总后勤部部长，能赶上这一轮联勤改革，动力与压力并存，我既振奋也担心。之所以振奋，是因为机遇难得，可以为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出一份力；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从军近50年还没有直接干过后勤工作，是后勤战线的一名新兵，需要调查研究的东西太多，需要做的工作太多。联勤体制改革这件带有方向性、全局性的大事该从哪里抓起？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这些问题始终缠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下定决心，在干中学、学中干。　　

先是静下心来读书，从浩繁的文件、资料中看清这项改革的基本脉络。涉及我军后勤建设发展的许多文献资料，清楚记载着联勤体制改革的历程：自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探索三军统供联勤之路、实行三军联勤体制”的设想开始，我军于1955年在旅大警备区进行了划区供应改革；1971年在粤东地区进行了三军划区供应改革；1983年在济南军区进行了三军后勤保障体制改革；1988年在驻海南岛部队试行了网络型划区保障改革。后勤保障体制改革试了又试，走走停停，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2000年，在全军实行的以军区为基础、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联勤体制改革，才在改革范围和力度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受当时诸多因素制约，改革还是初步的，统的范围还很小，运行机制还不顺畅。面对历史这面镜子，我反复想，实行联勤体制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军后勤的一贯要求，是后勤保障体制建设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几代后勤官兵乃至全军将士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必须坚定不移。但深化联勤体制改革，必然要打破现有体制框架和资源配置结构，必然要牵扯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制约因素很多，难度可想而知。　　

推进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改革的“接力棒”既然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就要负责任地接好这一棒、跑好这一程。2002年11月下旬，总后党委中心组用两周时间，结合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主席关于我军联勤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理解、把握建立和完善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联勤体制的实质和内涵，明确任务，理清思路。党委一班人联系国家建设、军队建设和后勤建设的历史经验，讲认识、谈体会，形成了三点共识：千任务、万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千条线、万条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第一主线；千困难、万困难，只要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以改革求活力、以创新求发展，就不怕难。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首先要摸到“石头”。推进联勤体制改革，要摸的“石头”在哪里？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总体部署，我们就联勤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于2002年底和2003年初两次在全军范围内展开调研。从各军区、军兵种和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大单位反馈的意见看，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联勤模式是“总部联”还是“战区联”，这两种模式无论改革范围还是涉及矛盾都有所不同；另一个是联勤要不要“联计划”，这涉及建制系统和联勤系统的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第三个是改革步骤是分步实施还是一步到位，这关系部队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安全稳定。对这些问题如何认识、怎样处理，直接关系到改革方案的可行性。　　

联勤体制改革第一步，是拿出方案建议。2003年3月20日召开的总后领导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这个问题，原计划开半天的会，结果开了一天半。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军委的决策意图，深入研究机关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充分发表意见。得到的结论是，这次联勤改革是在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未变、军费供求矛盾仍很突出、军事斗争准备任务繁重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必须贯彻积极稳妥的原则，既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又要考虑各方面的承受程度，把各种矛盾和困难想深一些、想全一些、想细一些，以对历史负责、对战争负责、对广大官兵负责的态度，向中央军委上报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5月，中央军委明确，先选择1至2个战区按照“战区联”模式搞试点，摸索经验后再在全军推开。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在济南战区进行大联勤改革试点的意见。之所以选择在济南战区搞试点，主要考虑济南战区军兵种部队比较齐全，历次保障体制改革试验搞得不错，在该战区试点既有代表性也有把握性。　　

保障体制改革，是整个军队后勤改革的核心。搞“战区联”试点，面临着体制编制、职能任务、保障方式的调整变化。中央军委领导亲自做工作。郭伯雄副主席反复讲，联勤体制改革是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重要方面，同志们要站在军队建设全局上看问题，跳出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有些事情在局部上作出了牺牲，但对全局有利，这种牺牲就是值得的、必须的。2003年6月上中旬，我先后到北京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等单位，与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各单位领导一致意见是赞成改革。大联勤改革涉及战役联（后）勤机关如何取舍、保障力量如何整合、后勤保障计划如何运行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总后先后8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我认为，中央军委决定搞试点，目的是探索路子、总结经验，叫我们拿方案，我们就要高度负责任，既要思前想后，也要兼顾左右，尽可能把矛盾问题搞清楚，把对策措施想周全，把一些同志担心的问题变成放心的问题，同时也不能做“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对看准了的事情要坚决改，对看不透、把不准的问题要敢于试，只有通过试才知道行与不行。6月27日，总后勤部正式呈报了《试点方案》。　　

这个《试点方案》，与2000年建立的联勤体制相比较，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进步：联勤机关“三军合编”名副其实，军兵种干部比例大幅增加；保障实体“统管共用”比较彻底，体现了集中集约使用原则；供应保障“通专一体”，联勤范围进一步扩大；后勤管理“分工协作”符合现代管理理念，有利于建立多边协作、纵横结合的矩阵式管理模式；精简机构力度较大，可精简各类保障机构25个，有效解决“对门库、隔墙库”和一个城市多家医院、疗养院等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问题。许多同志讲，这次改革是“兴利除弊”并举，如果方案得到全面落实，将是一次“强筋壮骨”的有益探索，意义重大。　　

《试点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9月22日以四总部名义颁发执行。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如果说前期筹划论证、制订方案是“纸上谈兵”，改革实施就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攻坚战。当时中央军委明确，这次改革试点由总后勤部牵头、其他总部配合。同时，成立全军大联勤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时任总后副部长的温光春同志、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丁寿岳同志为副组长，四总部有关部门、济南军区联勤部、军兵种后勤部各一名领导为成员，具体组织领导试点工作。试点按照“一年准备、两年运行”的步骤组织实施。　　

所谓“一年准备”，就是从2003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要完成联勤机关组建、保障实体归并、供应关系调整、联勤法规制定和干部选配及分流安置等一系列工作，其突出特点是“撤、并、降、改、调”，矛盾多难度大。记得2004年2月11日，我和温光春副部长到济南参加军区组织的大联勤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一进会议室，给我的感觉是走进了打仗的指挥所，除正面墙上的会标外，其他三面墙上挂满了大幅的“大联勤改革试点准备工作实施计划”、“战区部队试点工作统筹图”、“大联勤保障供应关系示意图”、“战区三军部队部署图”等一系列图表。当时我碰见联勤部司令部一些参谋人员，他们个个眼中布满血丝，我想他们又不知加了多少个夜班。会上，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陈炳德同志介绍了前一段战区试点准备情况，北海舰队、济南军区空军、第二炮兵某基地与会领导分别介绍了本单位的准备工作。听了以后，结合会前我到军区联勤部、济空后勤部座谈了解的情况，我感觉济南战区各军兵种部队从领导到机关对改革认识高、行动快，开局好，心中的压力明显减轻。我当时主要讲了三句话：一句是，大联勤改革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江泽民主席的战略决策，意义重大深远，各级必须深入学习理解，自觉贯彻执行；一句是，人说“万事开头难”，从前一段工作看，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协力就可以排除万难；再一句是，改革刚刚起步，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要下定决心、坚定信心，一往无前、务求必成。　　

在后续几个月的准备过程中，战区联勤机关组建、后勤机关和保障实体撤并移交、后勤计划接口和保障接口调整、联勤法规制定等大事，在各级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都按照《试点方案》明确的时间节点完成了任务。这期间也遇到了不少磕磕绊绊的事，比如，在部分后方仓库、医院等保障实体交接问题上，个别单位强调“你的”、“我的”，有时总部领导亲自坐镇协调都很费劲；又如，在联勤机关军兵种干部选配问题上，也出现“你推荐的我不选”、“我想要的你不给”等现象，以致部分干部迟迟配不到位。此类问题，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还是得到了较好解决。　　

2004年7月1日，按照军委的要求，大联勤试点体制按时启动，实现了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　　

所谓“两年运行”，就是从试点体制启动到2006年6月底，通过组织三军一体化保障，检验新体制的可行性。　　

在新体制启动当天，我和温光春副部长到济南参加了启动仪式。随即，我们会同联勤部领导对下一步工作形势进行了分析。大家谈到，实行新的联勤体制，战区几十万部队一下子全部由联勤系统保障，任务很重。特别是军兵种特勤保障要求高，新旧体制处在交替磨合期，“办后勤”与“用后勤”的思想观念会发生激烈碰撞，深层次矛盾问题会进一步凸现。我讲，我们的工作要更精细、更到位，尤其要适应军兵种保障特点，关注特殊、研究特殊、保障好特殊。要善于用“望远镜”看问题、用“放大镜”找问题、用超常措施解难题。我把新体制运行的前半年比作“高危期”，要求总部机关做到跟踪指导不断线。我记得仅2004年，温光春副部长带总后机关的同志先后5次到济南战区调研，有一次连续蹲了40多天。　　

试点期间，济南军区范长龙司令员、刘冬冬政委始终坚持把试点工作当作大事来抓，定期听取汇报，把握改革进程。时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钟声琴同志站在一线组织领导。时任济南军区联勤部部长的张振德同志，临近退休年龄仍全身心投入试点工作，跑遍了战区军兵种基层部队，多次带联勤部二级部主要领导到军兵种后勤领导机关走访征求意见，及时改进联勤保障工作。这些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至今想起来仍令我感动。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各种矛盾问题陆续反映出来，2005年尤为集中。有的单位提出联勤不应“联计划”，有的申请归还医院、疗养院、工程机构等保障实体，有的认为联勤部在军区建制内难以对三军部队“等同等距”保障，有的反映申请使用联勤保障力量程序多、时效性差，等等。当时，总部机关有的同志对这些意见有怨气，简单地认为这是“拆台”，有急躁情绪；还有少数同志感到改革伊始举步维艰，对大联勤能否搞下去产生畏难和动摇情绪。　　

胡锦涛主席和中央军委首长对大联勤改革试点高度重视，十分关注。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要做好济南战区大联勤体制改革统一思想的工作，对保障对象单位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解决，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的改革方向必须坚持。”中央军委郭伯雄副主席先后5次就试点工作作出批示指示，并在济南战区调研期间亲自了解试点运行情况，反复要求继续抓紧抓好试点工作，统一思想、协调矛盾、解决问题，推进改革试点深入进行，务必实现预期目的。曹刚川副主席、徐才厚副主席对试点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试点领导小组及时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主席和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要求，冷静分析试点形势，达成共识。大家认为，大联勤是新事物，涉及面宽、情况复杂，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是难免的，部队有这样那样的疑虑和担心也是正常的，这是对改革、对部队建设负责的态度，我们应欢迎部队提意见、提建议，这将促使我们更多地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提意见的同志就是我们的老师。作为领导小组，首要的就是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主席和中央军委首长的决策，深入做好宣传引导、解疑释惑和解决现实矛盾问题的工作。会上形成了两条决议：一要把准改革方向，对部队反映涉及体制编制方面的问题暂不作调整，以便深入地搞好改革试验，同时做好统一思想认识的工作；二要解决问题，确保试点期间部队的供应保障不受影响。　　

会后，总部机关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多次到部队面对面协调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组织力量对试点前期颁发的13件大联勤法规作了系统修订，弥补了“缺项”和“短板”，进一步规范了新体制运行。这期间，有三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件事，2004年8月，济空部队反映铁路输送计划报批渠道不畅，致使一个航空兵部队送厂修理的飞机发动机不能及时运回部队，影响飞行训练。经了解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这个航空兵部队曾咨询联勤部有关部门铁运计划如何报送，得到的错误答复是，由该部队找相关联勤分部联系（联勤法规明确规定由部队直接向就近铁路军事代表办事处报送），给部队造成误导，说明联勤机关和部队学法规、用法规没有到位；另一个原因是该铁运计划邮寄投送，最后查无下落，导致计划落空，说明铁运计划报送手段单一、原始，时效性差。针对这一问题，总后职能部门迅即采取强化联勤法规集训、增加密码传真报送铁运计划等措施，并举一反三解决相关问题，使此后的铁路运输计划兑现率达到100%。　　

第二件事，2005年底，部分军兵种部队反映实行大联勤后，标准经费供应及时足额，但标准外经费明显减少，部队保障水平有所下降。当时我感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责成机关抓紧核实。经调查分析却发现，大联勤后济南战区军兵种部队的标准外经费总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有几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一是新体制启动前，考虑到军兵种部队的特殊情况，试点期间总部每年安排一笔机动费，专项用于解决战区军兵种部队的特殊困难；二是战区军兵种部队由联勤系统负责供应保障后，总部没有调减军兵种大单位党委年度机动费的指标，并明确这项经费仍应解决驻济南战区所属部队的特殊困难；三是经对海军2支潜艇部队、空军1个场站和第二炮兵1个基地等4个军、师、团级单位进行抽样调查，2005年这些单位经费领报总量比大联勤前的2003年平均提高19.6%，其中标准经费提高22.3%，标准外经费有升有降，属正常现象。部分单位之所以反映比原来少，主要原因是，在旧体制下一些部队可以向建制上级领导或机关业务部门要到部分经费，也就是通常说的“吃小灶”。大联勤后这部分经费很难再要到了，一些部队感到不太适应，而这种不规范的经费保障方式，正是改革所要去掉的旧体制的“顽疾”之一。　　

还有一件事，就是“和平使命-2005”演习后勤保障。这次演习中俄两军参演近2万人，涉及三军、地域广阔、情况复杂、保障要求很高。当时军委明确按大联勤体制组织保障，目的是检验新体制能不能保障三军联合作战等重大军事行动。演习过程中，虽然一度出现职责不够明确、保障渠道不够顺畅等问题，经及时调整，圆满完成了演习保障任务，尤其在紧急抢建某军用机场停机坪、应急筹措供应大宗物资器材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新体制集中集约、三军一体、军地联合的保障优势，参演部队包括俄军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肯定。　　

通过试点体制两年的运行实践，我们进一步感到，大联勤改革事关后勤乃至军队建设全局，是好事也是难事，特别是要打破多年形成的旧体制组织结构，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做法，非一日之功，非一举即成，需要我们科学筹划每一项改革内容、每一个改革环节，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只要改革方向正确，就必须以敢趟“雷池”的精神大胆地试、大胆地改，再难也要试到底。为系统总结评估试点工作，同时做到公平公正评判，2006年下半年，由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徐根初同志牵头组成专家组，按照3级指标体系和61项标准，对三年改革试点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济南战区大联勤试点体制顺利建立，有效探索了三军后勤一体化保障的经验，试点是成功的，但深化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机关和部队认为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在此基础上，试点领导小组综合济南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意见，向中央军委呈报了试点工作《总结报告》。2006年12月，胡锦涛主席指出：“济南战区大联勤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试点方案得到全面落实，改革效益逐步显现，标志着联勤改革向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胡锦涛主席的重要指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大联勤改革试点结束后怎么办？是向全军推开或扩大改革范围，还是继续在济南战区深化试验？这是试点后期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急于在更大范围推开改革，可能欲速不达；如果继续在济南战区深化试验，又似乎改革进度较慢。我们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认为应先把试点体制搞完善，适当时机在更大范围推开改革，由此拟定下一步改革的主题是“在济南战区正式实行大联勤体制”。2007年2月4日，我们向中央军委呈报了调整优化试点体制的《实施方案》，同月12日胡锦涛主席亲自批准这个方案，并明确指示：“先在济南战区正式实行大联勤体制，要继续深化改革，搞好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为下一步在全军推开积累经验。”　　

近两年来，济南战区三军部队继续发扬试点期间攻坚克难的精神，在深化理论研究、健全完善机制、开展优质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保证了新体制的健康、平稳运行，供应保障的时效性明显提高。目前，总部机关正会同济南战区对大联勤体制运行情况进行系统总结。　　

改革探索是所大学校　　

大联勤促进了后勤保障观念的进一步转变。世间万事都由人干，而人的行动受思想支配。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既有荣耀的巅峰，也有悲憾的低谷。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令古今中国人自豪，当西方列强用快枪利炮攻破国门时却只能以长矛大刀作无谓的抵抗，这时才反思中国是火药的鼻祖；大唐时期和康乾盛世以拓疆受贡而号称“天国”、“天朝”，晚清则以割地赔款妄求苟延残喘。这前后荣耻，无不说明观念上的因循守旧与故步自封必然导致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历时5年的大联勤改革，使后勤战线乃至全军上下进一步认清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建立联勤体制、实行一体化保障”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保障理念摆脱了传统思维定势和习惯做法的束缚，由“办后勤”向“用后勤”逐步转变；形成了“联合作战必须联合保障”的广泛共识。观念一转天地新，这为今后深化后勤保障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大联勤拓宽了“投入少、效益高”的保障路子。追求保障效益最大化是后勤建设和改革的永恒主题。记得2005年9月在国防大学召开的全军大联勤改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上，各大单位后勤领导从不同角度畅所欲言，交流了研究成果，当时我也讲：评价后勤体制优劣的标准只能是投入少、效益高、保障有力。从这次大联勤改革实践看，改革打破了战区层面三军后勤自成体系、垂直保障、封闭运行的格局，不仅优化了保障资源配置，精简了一批保障机构和人员，减少了重复建设和浪费现象，更重要的是，部队得到了就近就便、及时足额的保障，基层官兵普遍反映真切享受到了大联勤保障体制带来的实惠。军事科学院的专家评估组在济南战区召开54次座谈会，发出1800余份问卷搞调查，统计分析的结果，官兵对联勤供应保障评价“好”和“较好”的达到了95%。同时，受大联勤改革牵引，总部机关加快了后勤保障标准制度建设步伐，尤其在扩大标准化供应范围、加强后勤法制化管理方面更加务实具体。　　

　　大联勤提供了“复合型”人才成长的好环境。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和作战样式的改变，组织三军一体化保障迫切需要能在指挥和管理层面上通晓三军、在一体化平台上能“拳打脚踢”的新型后勤人才队伍。许多同志跟我说，建立大联勤体制就等于建了一所综合型“部队大学校”。事实的确如此，首先，联勤机关三军合编为各军种干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供了组织保证，经过几年来的实践锻炼，普遍达到了一专多能；各医疗机构、后方仓库、工程机构等保障单位的官兵，在联勤训练、供应保障、战场建设等活动中，积极研究三军勤务尤其是军兵种特勤保障的特点规律，不断改进保障方式方法，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其次，通过建立三军干部交叉代职、交流任职、岗位轮换、实习进修等机制，拓宽了“复合型”人才培养渠道。与此同时，军队各后勤院校主动适应大联勤改革形势，调整课程设置、增设联勤教学内容，使院校教学与部队联勤实践相衔接，初步建立起联勤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在今年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中，联勤体制得到了近似实战的检验。军队后勤承担任务之重、反应速度之快、投入兵力之多、补充物资数量之大，在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史上是空前的。由于13万救灾大军来自全军11个大单位、20多个专业兵种，建制、类型、地域各不相同，组织协调十分复杂，我们依据中央军委确定的指挥体制，明确以现行联勤体制为基础，由成都军区联勤部按照“战区联”模式，牵头组织四川灾区抗震救灾后勤保障，统一指挥三军保障力量，统一呈报三军保障需求，统一分配三军保障资源。总后向成都军区联指联勤部派出协调组，及时协调联勤保障。我在灾区看到，从全军抽调的后勤力量部署得当，工作有序，与救灾部队建立了紧密的保障关系。在困难环境下及时开设的野战兵站、野战医院、饮食供应站、供水站、淋浴站、被服洗涤站、野战加油站，有力保障了救灾部队和灾区群众的生活急需。看着战士们在紧张劳累之余能吃上热饭菜、喝上干净水、洗上热水澡，始终保持了持续旺盛的战斗力，深感这些年进行的大联勤体制改革，步子稳妥，成效明显。　　

　　温故而知新。回顾我军大联勤改革历程，每前进一步无不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无不取决于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无不凝聚着济南军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领导和机关以及战区部队官兵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同时我也很清醒地看到，大联勤体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深化改革，任重道远。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胡锦涛主席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目标，在不断深化后勤各项改革中，推进后勤建设沿着又好又快之路科学发展。　　

联勤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机关中的四大部之一，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其前身为后勤部。 从1999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三军联勤一体化保障,各大军区成立了联勤部,对军兵种部队实行财务、军需、卫勤、军事交通运输、物资、油料、基建营房等通用和专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