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创先争优先进事迹

　　我是来自基层人社系统的一名普通干部。在这里，我汇报的是，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农民工实心实意办实事。

　　xx市xx区地处xx省北部，由原宿县和县级xx市合并而成，人口186万人，农村人口146万人，号称全国最大的县级农业区。2007年6月，我从街道党委书记的位置走上了区劳动保障局长的岗位。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向习惯于 “北雁南飞”的xx农民工，开始出现了返乡创业的新动向。为了引导和扶持好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我所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沉下身子访民情，深入基层 “接地气”。我带着相关科室的同事，连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区25个乡镇、11个办事处，南北240里、东西100余里的村村镇镇。无论是烈日酷暑、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我们都风餐露宿、吃住在村。

　　到了北部山区，许多村庄只能靠步行。我们脚上磨出了血泡，就用大头针挑破，敷上创可贴。我的胆囊炎犯了，就吃上几粒利胆片临时止痛。同事们再三劝我回去，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岗位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基层亲手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对症下药，才能避免决策失误。

　　这一路走来，我对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思路渐渐清晰。我主持起草了 《关于统一盘活 “土地资源”，大力扶持农民工创业的报告》，递交到区政府。在报告中，我建议区政府对农村现有的旧厂房，合并后乡镇、学校闲置的土地以及农民的旧宅基地，采取租赁、置换的办法，既可解决农民工创业建设用地问题，又可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很快，区委、区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具体政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相继打造了支河乡食品加工园区、顺河乡木材加工园区、蕲县镇纺织服装加工园区等一大批乡村创业园，形成了亮点纷呈的乡村工业经济，造就了一批农民企业家，同时也建成了全省最大的区级农民工创业园，现已入驻企业20余家，带动3000余名农民就地就业。截至2010年底，全区返乡创业企业已达720家，从业人员1.8万人，年创产值3.35亿元。新华社内参、 《中国劳动保障报》等国内媒体纷纷聚焦xx。尹蔚民部长曾在内参上作了 “认真总结农民工创业的新鲜经验并交流推广”的批示，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实现了农民就地就业的愿望，而且更加有效地解决了农村 “空巢老人”和 “留守儿童”的照顾、教育等现实问题，是未来农村发展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帮助他们是我的责任，扶持他们是我的责任，服务好他们更是我最大的责任。

　　2008年下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xx区有13万多名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家乡，个别乡镇因农民工返乡出现了不稳定因素。看到农民兄弟紧锁的眉头，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隐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难题。

　　从车站到码头，从乡村到企业，通过走访和座谈我发现，农民工大量返乡，除了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减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大量的劳动力与企业所需的岗位不相匹配。为此，我带领就业、培训等部门的同事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攻坚克难。在江苏、在浙江、在上海，面对着无奈和情绪，面对着不理会和冷冰冰，我们用热情包装着诚意，用意志承担着责任，最后协调了长三角地区843家用工单位，收集了5300多条内容详实的用工信息，并在春节前夕拉开了全区 “农民工再就业大援助”活动的帷幕。我们组织了千余名工作人员，发放了30多万份《致返乡农民工朋友的慰问信》和用工信息宣传单。我和局领导班子成员全部下到乡村，分片包干，挨村挨户发放宣传材料。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宁愿我们过年不回家，也要让农民朋友安心过好年。

　　春节过后，全区有近20万名农民工都陆续找到了新的岗位。支河乡赵楼村的返乡农民工白雪平和本村120多位农民工一起，踏上了开往浙江嘉兴的农民工专车。当我为他们送行时，她激动地对我说： “这些用工信息真是党和政府送给俺们农民的贺年大礼啊！”

　　2010年11月，在xx区打工的47名江西农民，反映企业主拖欠他们8万元工资，监察大队多次交涉没有结果。情急之下，我带着工作人员直接找到了那位企业主与他据理力争。在百般劝解都无效后，我愤怒地摔碎了茶杯，叫他问一下自己的良心何在。看着满脸愤怒的我，老板自觉理亏，将8万元工资如数拿了出来。可当我们赶到农民工住地时，却发现这些江西农民工已心灰意冷地返回家乡了。我再一次坐不住了。这是农民工兄弟们的血汗钱，拿不到钱他们回家无法向家人交代啊。想到这，我立即与监察大队长一道，经过两天三夜的长途奔波，终于把这笔钱亲手送到了江西崇仁县的47名农民工兄弟手中。农民工章辉煌激动地说： “太感谢你们了，以前只见过帮我们讨债的，可从来没见过把钱送到家门口的。”

　　2011年2月2日是农历的大年三十，也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早上去上班时我答应妻子早点回家，一起回农村老家，陪从农村赶来的父母和外地放假回家的儿子好好地吃个团圆饭。但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再次使我对家人的承诺泡了汤。当时，北杨寨乡的30多名农民工为十万余元的工资，正拿着铁锹、棍棒和一家建筑公司闹得不可开交。得知消息后我二话没说，一边火速赶到现场，一边联系相关人员。在长达数小时的调解后，公司方勉强答应先支付6万元让农民工回家过年，余款在春节后结算付清。一起一触即发的群体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可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看着妻儿打来的十几个未接电话，我感到了深深的内疚。但是，当看到十几位同样未能回家的农民工，我犹豫了，决定就近找一家旅馆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