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腐败与反腐败已经成为了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党中央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腐败现象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是格格不入的，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背道而驰的，是消磨党的意志、瓦解党的队伍、削弱党的战斗力、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腐蚀剂。坚持警钟长鸣，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既要充分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效，又要清醒看到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今天，我想从当前全国的反腐败形势、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农村干部如何做到廉洁自律，分三个方面进行一下粗略的交流和探讨。如有不当之处，请在座的各位给予批评指正。 　　

    一、当前全国的反腐败形势　　

    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形势总体来说，可归纳为“一个明显、二个仍然、三个特性”。　　

    一个明显：成效明显；　　

    二个仍然：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形势仍然严峻；　　

    三个特性：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成效明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取得新的明显成效。”“特别是在查办大案要案、深挖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二个仍然（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形势仍然严峻）：从2006年开始，党内腐败现象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日益严重的三种趋势。目前，趋势仍在延续，情形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从腐败的个体现象上看，我们可以概括为：　　

1、高官化。2006年以来，查办了系列大案要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济南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段义和等。2007年7月10日上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死刑。他是继胡长清（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2000年），成克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2000年）、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2003年）之后，第四名被判处死刑的副部级以上官员，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自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复核权后，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省部级高官。郑晓萸案件，涉及多数是腰缠万贯甚至上亿元的不法药商或企业老板，这些人多数办理了外国护照，郑通过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和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机会，拥有对全国药品审批监管大权15万种，所以不法药商通过贿赂国家药监局官员，大肆造假，申请文号，造假生产药品，谋取高额利润。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其子，非法收受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郑筱萸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玩忽职守，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是假药。此案威胁到亿万人民用药安全，影响极为恶劣。2007年5月27日，郑筱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以玩忽职守罪判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7年7月10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筱萸在北京被执行死刑。在主张慎杀、少杀的刑事司法政策背景之下，郑筱萸被执行死刑，也表明了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 　　

2009年全国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已达15人，有媒体称，这是改革开放32年来，高官腐败最集中和人次最多的一年。　　

再说一下我省的情况，2003年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2004年田、韩案件，也就是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2006年以来，特别是严肃查处了省旅游集团原董事长高凤太、省龙煤集团原董事长李忠勤等大案要案，打击和震慑了腐败分子。　　

     2、巨额化。继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单笔受贿8000万元之后，在中石化人见人怕的“霸王”陈同海又创下了单笔受贿金额1.6亿元的新记录，创建国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有人算过一笔账，陈同海在任期间，平均日公款消费就达4万余元。日前，致力于预防犯罪研究的律师王荣利推出了《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据他统计，2009年有近百例企业家涉嫌刑事犯罪，其中34名涉案国企企业家人均涉案金额过亿，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多达36人以上。　　

     3、窝案化。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麻城，房地产商行贿被抓牵连出一系列贪腐官员，市委书记、副市长、建设局长、房产局书记等重量级官员被开发商们一一摆平。国内房地产界发生腐败窝案，已不足为奇，在此之前，重庆于2007年查出房地产腐败系列案，涉及近10名厅级官员，个人受贿最高金额近1600万元。　　

    4、基层化。河南省许昌市灞陵公园主任赵国良虽是一名科级干部，但却拥有一部豪华轿车，而且还在灞陵公园内违规修建别墅供自己享受，在年中一度成为网上的热点新闻。　　

    5、低龄化。原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李真（1962年生）在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04万元、礼金48万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19.95万元，收受450余件贵重物品，价值115.1万元。一时间“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发群体”的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6、渗透化。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写过一篇文章《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说，无论是腐败还是由腐败催生的潜规则，都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久而久之，腐败开始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现今社会腐败现象处处皆是，腐败思想无孔不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7、从众化。因为“不收白不收，不要白不要”的心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周伟被判死缓，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柯昌信被判有期徒刑13年……有记者对一些官员进行采访，这些官员起初对请客送礼之风也十分反感，但得罪了各色人等，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不良的从众心理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不正之风又会强化不良的从众心理。　　

    8、隐密化。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皮黔生于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皮黔生曾为解决留学女儿的住宿问题，收受了一套美国洋房，正是这套房子成了“定时炸弹”，同时也葬送了女儿前程。　　

     （二）从公共权力层面看，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的特点：　　

     1、公权私利化。2009年10月，百年学府武汉大学近日发生大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钜额受贿被捕。这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近年揭出的罕有大案，官方高度重视，由湖北省检察院直接负责，经数月调查、掌握充分证据后，直接予以逮捕。武大随后召开小范围紧急会议，宣布免去二人在学校的一切职务。相关部门于09年5月开始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案，先拘捕一名后勤部门的官员，随后又有几名学校中层官员接受调查，最后，武大主管基建、财务及后勤的主要领导陈昭方、龙小乐被供出。相关部门初步调查发现，陈、龙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主要案情不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十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案件牵涉多名商人，亦可能还牵涉更高层人士。武大腐败案被曝光，随后又出现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出资百万元选派百名干部进行研修，公权私利的表现形式可谓是各种各样。　　

    2、公物私用化。住房超过300平方米的许昌霸陵公园主任赵某（科级干部），在景区内违规建设个人住房和用车超标，堪称“许昌最牛科级干部”。　　

3、官员权力商品化。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区长、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期间，滥用职权，支持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贷给不法企业主和有关公司巨额社保基金，危害社保基金安全；为不法企业主收购国有公司股权提供帮助，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利用职权在项目审批、资金安排、招商合作、土地规划、职务升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利，本人或家人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以权谋私，帮助亲属在经营活动中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包庇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陈良宇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给党的形象带来严重损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于国华案发时担任吉林市市常委、副市长，任内主管吉林市城建、环保、国土、房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城市开发总公司等。于国华与其曾经主政的桦甸市多名矿主关系甚密，在矿产资源审批与争夺中上下其手，互为利害，并涉及枪支交易。其中，于国华涉嫌向桦甸市汇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某索贿受贿数百万元。据悉，于国华被吉林省纪委采取“双规”后，专案组从其家中发现巨额赃款、金条及数支手枪。其在北京等地购置房产、包养情人等事亦被查出。　　

于国华1958年12月生，满族人，其仕途一直在吉林省吉林市境内，先后做过共青团永吉县委书记、永吉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永吉县委副书记、盘石市委书记、桦甸市委书记。2004年，46岁的于国华出任吉林省第二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