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时期，公务员制度出现很多问题，这些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国家公职人员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权谋私等现象严重，因此公务员制度急需改革。　　

在现在社会里，改革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　　

1. 干部队伍笼统庞杂：　　

从国际角度看，“干部”一词在前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非常广泛的含义，中国也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广泛使用干部的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干部的含义愈加混乱并日益扩大，干部管理过宽，缺乏科学分类，队伍也越来越庞大，管理也越来越困难，对此种现象，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只能采取粗放的，僵硬的单一的管理模式。还把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与从事一般社会职业的人员放在一起，这就难以根据前者的特殊工作性质，提出明确的任职要求，以保证国家行政机关的效率和活力。　　

2. 管理权限过于集中：　　

虽然干部队伍范围很广，但是管理权限却很集中化，这种矛盾的现象必会导致管理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直以来，把党管干部的原则落实在具体管理的工作中，有党对干部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但却造成了管业务的行政首长管不了人，管人的又不管行政业务，使管人与治事相脱节，造成各种部门在干部管理问题上的尖锐矛盾，真正用人的部门其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也不高。总的来说，如果组织部门对干部管的过多过死，实际上却是不但管不了而且管不好，效率必然就降低下来，不利于公务员制度的良性发展。　　

3. 管理方式陈旧单一：　　

过去的干部管理是对所有的干部都采用管理党管干部的单一模式，强调思想工作，重视政治管理，没有考虑各类干部的具体工作性质社会责任和职业特点，这种方法虽然操作简单但是不利于按照工作的不同特点，对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远远不能适用客观形势及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公务员制度中工作与生活待遇都与行政级别挂钩，无形中便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从而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不利于干部管理工作的前景。　　

4. 管理制度不健全：　　

1949年以来，我国虽然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建立了一些制度，但从整体上看，却缺乏整套的规范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责任制。如在录用工作中只有笼统的政治考察，没有真正的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在干部使用上，缺少严格的任期规定，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在干部调配上，只有计划机制，没有流动机制；而且还缺乏岗位责任制，职责不清，权利交叉，推卸责任，办事拖拉等等问题，在干部的考核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退休培训等方面缺少明确的规章制度。因为不健全，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因而表现出浓重的人治色彩。　　

5. 缺乏监督机制：　　

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人治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使监督机制受到了忽视，监督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利，查案办案受到种种牵制，有的还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从而导致一种不良现象的滋生。权利一旦失去监督和机制，其发展必然会走向腐化和堕落。这是长期以来总结的定律。政府的公共权利应该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国家对干部公务员应该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为人民服务。如果缺乏监督机制，这种服务就会变质，这种主仆关系就会颠倒，改革就势在必行。　　

上述弊端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重人不重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年经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干部脱离群众，没有做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出现不正之风，甚至产生腐败现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公务员制度改革。　　

我国公务员虽然继承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坚持中国特色的分类制度。但在新时期又坚持发展了分类管理体制，激励竞争机制，新陈代谢机制，勤政廉政保障机制和法制化管理机制。这几项新的制度适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发展和完善。　　

中国和美国公务员的特点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强调规范性而美国强调人事权下放，实行弹性政策，强调灵活性；中国推行“凡进必考”而美国公务员的考试范围越来越小；中国加强规范体系，建立各种制度，不断补充细化机制而美国则取消繁琐的法律规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中国职位分类趋于细化而美国职位分类趋于简化粗化；中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考试等次而美国简化程序，减少考试等次；中国公务员制度实行委任制与聘任制相结合而美国大量实行聘任制。　　

经过上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公务员制度建立1000多年以来，其公务员管理制度更为成熟，更为理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