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标题1 | 导航标题2 | 导航标题3 | 导航标题4　　

　　　　
50年代初期上海某居委会成员在热烈讨论　　

“居委会”六十年流变　　

几千年来，我国基层社会始终延续着一种控制性管理的“编户齐民”制度，北宋后称“保甲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期间，保甲制度被描绘为一种与警察、特务类似的压迫人民的制度。而新中国成立后，取保甲制度而代之的，叫做“居委会”。　　

那么，居委会这种基层组织制度究竟有何特点，与政权、与人民是什么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过哪些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叫什么名称，有什么不同之处？为什么说今天的居委会在走向回归？　　

别一听到“居委会”就想起居委会大妈，本专题将介绍给你一个你不知道的居委会。　　

• [创设]“摧毁反动的保甲制度，组织居委会”　　

　　1949年10月，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在杭州出现 　　

居民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要形式。1949年，刚刚进城的红色政权对于眼前的大都市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虽然在革命之前，党的多数领导人都曾有过在城市生活的经验，但试图像改造农村一样改造一个城市显然是两码事。　　

在北方的城市，共产党的基础比较好，成立街道政府，就能够很好的控制、治理基层民众。而在国民党根基深厚的南方大城市，过去实行的保甲制度还有很大控制力，不根除这种势力，基层的统治就极不稳固。因此，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迫切需要一种取代保甲制的基层自治组织，于是“居委会”应运而生，1949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在杭州出现。　　

　　居委会一开始并不受政府青睐，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制度” 　　

居委会制度虽然是应运而生，但对于依靠群众起家、以群众路线为法宝的新中国政权来说，在城市建立基层自治组织是预定计划。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回忆说：“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看游行时跟我说，要把城市里的各种人都组织起来。” 彭真是这一计划的有力推动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就曾在农村进行基层自治实践，甚至学习过阎锡山和国民党的经验。　　

但在1954年以前，很难说“居民”委员会能不能成为城市基层普遍的居民组织。当时抗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冬防会”、“工人福利会”都很普遍，新的“街人民代表会议”、“街政委员会”和“里弄福利会”、“治保委员会”、“救济调查委员会”、“防盗队”等居民组织，也都备受政府重视。各地还继续拿出各种新的基层自治方案。那居委会为何能在1954年后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呢？并非因为居委会是当时实行得比较好的一种制度，恰好相反，最初的居委会制度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制度”。　　

• [整顿]“阶级净化机制”：居委会的“国家化”　　

　　起始：居委会代表居民利益跟政府做谈判 　　

在居委会制度广泛实行的上海，在居委会创立之初，就被认为有许多严重问题：“贪污浪费严重”——最多报告有80%的经费被贪污浪费掉；“人员成分不纯”——近三分之一的人不是职工，而是所谓的“社会威望人士”；此外，还有机构臃肿、多头领导、组织不健全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制度不完善和观念上的问题，但在深层上，其实是社会属性的问题。最初的居委会，在性质上是非常纯粹的群众自治组织，自行筹款，自己组织人员，出现的种种问题可归咎于各种层面社会人物对这一组织的利用和竞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显示了居委会强烈的社区性质，甚至可以代表居民利益到政府处谈判。　　

以1952年上海久安里为例，当时久安实业地产以地价税增多为由要求增加房租一倍。在久安里居委会领导下,由居民每十幢派一代表到区政府调解,结果房租只增20%，并且还让大房东修了路面，减免了军烈属房租。久安里还建立了居民保健站,接洽二个西医诊所,居民凭居委会保健证看病,挂号费由居委会支付。此外，居委会还组织募集资金，支付得了重病的居民的治疗费用，以及为死者送葬。　　

这些事务显示了居委会的社区组织特征，代表居民的利益、有一定的权力的资金，为居民的困顿提供支持，表现了相当的社会性。对于政府来说,这些福利性事业本来并不与国家职能相冲突,反而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它带来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