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宣讲参考材料）

张亦民  编撰

导语与题解

第一，中共建党前的旧中国与毛泽东（1893-1921）

第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四大贡献（1921-1949）

    1、大革命失败后两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革命

2、建成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和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3、联系中国实际，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构划了共和国方案

4、两次艰难决择，迎来新中国诞生

第三，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五大成就（1949-1976）

    1、经济建设——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2、政权建设——建成了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政权

3、外交建设——奠定了走向强国的基础

4、文化建设——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之大成

5、理论建设——提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

第四，毛泽东与改革开放（1978-2011）

    1、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的金融改革

    2、全球化对比中的中国优势是怎么来的？

    3、毛泽东的道路选择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结语：永远的毛泽东

2011年4月于杭州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

张亦民

导语与题解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史，明显地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即1921-1949年的民主革命取得政权；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与曲折发展；1978-2011年的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基本上是三个30年。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个甲子一轮回，说明30年是一个历史检验阶段，一个甲子更是一个反复检验阶段。90年是三个30年的交汇点，表明它是检验历史、总结经验的契合点。本文之所以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就因为这三个30年中前两个30年（实为55年），都离不开毛泽东。同样，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也离不开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所提供的前提条件；而当今内政外交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却往往是离开了毛泽东的建党立国思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针对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因而受到广大群众拥护。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却成了一些“精英”和权贵们发泄“私愤”与“仇恨”的对象，对于在“文革”或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冤曲的人对毛泽东有偏见是可以理解，而对别有用心的人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借否定毛泽东为彻底实现“西化”、“私化”，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所以借毛泽东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夸大渲染，不是毛泽东的错误也说成是毛泽东的，都在毛泽东身上栽脏抹黑。正如有网文说：几十年来，反毛精英们利用舆论阵地与话语权，不知给毛泽东泼了多少污水，不知歪曲了多少事实，不知伪造了多少历史，给多少人灌了一脑袋浆糊。“不知无良的‘精英’们，吃着毛泽东的遗产还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吃毛泽东的遗产——真是见过不要脸的，却没有见过这样不要脸的。”

鉴于上述情况，作为一名毛泽东时代过来的共产党人，借节日之际讲讲毛泽东无人可以替代的伟大贡献，该是理所当然的应有之义。下面，分四个部分对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和人类解放奋斗的一生作个简介。

第一，中共建党前的旧中国和毛泽东。

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是“有30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之文明古国。唐宗盛世的古都西安曾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只是到了近几个世纪，随着欧洲经历“千年黑暗”之后而崛起，中国开始落后了，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开始由外国人来支配中国了。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即中国建党前的80年间，一方面是大大小小列强都来侵略中国，一方面是人民奋起抗争，先后有过：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1856-1860年的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战争；在上述侵略战争中有两次侵占了中国首都；还有1904-1905年日本同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了日俄战争。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中国几乎到了被瓜分的时刻了。中国这块大肥肉，不吃白不吃，大小列强都来沾光。

然而，要是以经济论国家强弱，那么“1840年中国的gdp是世界的三分之一，英国日不落帝国的gdp才占二十分之一，全欧洲加起来也比不上中国多……就是衰落到1894年的时候，中国gdp还是日本的9倍多，为什么中国不打败日本，收回琉球，反而被日本打败，丢了台湾？历史上gdp数量并不等于大国地位，为什么到了现在，反而成了大国的标志？（摘自空军上校戴旭《养肥再杀——中国28个企业美国控制了21个》的报告）。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人口大国，争取gdp与人口相应的大国地位是应有之义，是一个国家的立足之本，但如果在政治上强硬不起来，没有文化精神上的焦虑，是建不成强国的。这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最大教训。

毛泽东就出生在昔日的“上邦大国”败倒在“弹丸岛国”脚下的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1893年12月26日，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毛泽东在国家屈辱中出生，在人民奋起抗争中成长。他从小跟母亲拜菩萨、做好事，同情穷苦人。九岁（1902年）入私塾念四书五经，1910年17岁到县城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此前，《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盛世危言》等古典小说都看过了。并开始接触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有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从此关心国家大事。

1911年18岁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第一次听到广州黄花岗72烈士殉难事迹后，就发议论、贴大字报，建议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来组阁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到学校里来号召建立民国，他决心投笔从戎，到长沙起义新军当兵去了。几个月后，听说清帝已宣布退位，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以为革命已经结束，又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因学校课程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订了自修计划，每日到省立图书馆读书，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引起他很大兴趣，反复细看，受到启发。就在自修的半年中，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读了严复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物种起源》等著作，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华盛顿、拿破伦等世界著名人物传记，还有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作品等。他成了同一批人中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一个。1913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次年第四师范并入省立第一师范，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读书不倦，有时通霄不眠。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小日本则利用机会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毛泽东曾经信仰过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杂乱思想是一次大的冲击与选择。

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是指清末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继续。《新青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就是新文化的内容：民主，一是指个性解放，摆脱奴隶地位，成为自主、自由的人，二是提倡民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用科学观点去看待客观事物，反对迷信、盲从、武断，反对神权、树立科学精神。新文化运动从政治思想上对封建主义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打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也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展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分子都认为学习西方就可以救中国，日本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正是学西方的结果。于是出现了林则徐、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一批代表人物，纷纷向英、法、美和日本学习。但是，尽管中国诚心拜西方为师，而西方的老师总是要侵略学生。搞了20多年的洋务运动也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失败。五四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传播，大开了中国知识界的眼球，包括孙中山也提出“以俄为师”的革命主张，很快把救国方案转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上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等一大批人，就成了积极主张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

我们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48年，是鸦片战争之后第8年。但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知道有马克思这个人和片断、零星地介绍过《宣言》内容。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了由浙江第一师范国文老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同月，在五四运动中遭通缉避难日本的北京《京报》社长兼主笔邵飘萍，在日本编著了《新俄国之研究》的书，全书24章约8万字，是第一本比较全面介绍十月革命的著作。因当时还没有列宁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成了在中国最早传播列宁主义的书。毛泽东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就是以这两本书作为基本教材的。就在这一年，毛泽东读过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以后，就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对斯诺说：从此“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而且“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时，毛泽东在北京还听过邵飘萍的新闻专业课，给他“留下深刻影响”，并对斯诺说：邵对我“启发很大”，称赞他是“一个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严格地讲，应该从1920年8月在上海陈独秀家里成立的组织开始。按施存统回忆，当时只有五个人，即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有的说还有李达、杨明斋、沈玄庐共8人。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而且分工施存统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成为“一大”党纲的基础，还出版了《共产党》杂志。后来党史界称之谓“发起组”，那是为了阐释与“一大”的关系赋予的名称。其他各地称“共产党小组”、“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支部”也如此。长沙党组织是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的一批骨干分子形成的，而且在1920年8月，同法国留学的蔡和森通迅中已开始商讨建党问题。说明毛泽东在五四时已做了大量建党准备工作。他成为“一大”代表是顺理成章的。现在，有的极端分子还要查查毛泽东这位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真是荒谬。

党的“一大”没有在国内留下原始材料，而是1956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苏时带回一批向共产国际报告的资料中，才发现党的“一大”是7月23日开始，其间受租界巡捕干扰，经李达夫人王会悟（嘉兴人）建议转到南湖游船继续，而在哪一天结束至今没有确切日期，但中国共产党的航船和毛泽东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一生，终于在南湖启航了。

第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四大贡献。

中共的产生，意味着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从此登上历史政治舞台，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反帝反封建反对一切剥削与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时期。

在民主革命的30年中，经历了党的创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五个历史阶段，期间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分裂，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抗日民族战争。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于1949年诞生了新中国。毛泽东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开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他智慧和独特才能，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作出了无人能与比肩的贡献。这绝不是用“集体智慧”一语能贬低其作用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两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革命。

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怎么办？当时只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一是按照传统经验，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依靠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胜利；一是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主张后一条道路，并在“八七会议”上就统一战线、农村问题、军事和组织问题作出了多次发言，提出了带有一些根本性的意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次会上一句名言。会后瞿秋白要毛留在中央工作，他说要和“绿林”做朋友，去领导秋收起义了。1928年6、7月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六大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认为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乡村为中心是行不通的。结果，连续犯了两次“左”倾错误，在进攻中心城市连遭失败之后，不得不回到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来。到1930年底，全国开辟了十多块农村根据地，工农红军发展到30万人，实现了第一次危机的历史性转折。

另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后，保障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到抗日战争的兴起。1931年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着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无奈地分批转移到毛泽东领导开辟的中央苏区根据地。中央大员们不但不感激毛泽东为他们用心血经营起这块安全栖息地，反而指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施“右倾”的“富农路线”，并在赣南会议上排挤了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领导。1932年10月，又借口毛泽东不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去“夺取中心城市”为由，又在宁都会议上撤销了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从而剥夺了红军指挥权。至此，毛泽东已是第四次被排挤出领导岗位。他在组织纪律上可谓党内一个光辉的榜样：一是组织上服从，不搞两面派；二是政治上坚持原则，保留自己意见，不搞妥协；三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从全局出发，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正是左倾中央拒绝他两次建议后被迫作出战略转移。要不是在遵义会议上恢复他的领导地位，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没有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第二次国共合作，迎来抗日民族战争的兴起。

现在有人为了贬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地位，杜撰了一个遵义会议后的“洛——毛体制”。须知，遵义会议改组了政治局外，中央领导都没有明确职务，而是会后长征路上推举洛甫（张闻天）为“总负责人”，随后组成的军事小组“三人团”也是周恩来为召集人。毛泽东一直没有职务，所以，过去的党史上提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作用时，一般表述为“实际领导”地位，旨在表明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方针决策主要出自毛泽东之手。两人结合的体制，通常指决策与执行的关系，而当时洛与毛之间不存在这种关系。所以，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危机，都是在眼见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情况下，是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果断机智的决策下，奇迹般的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的。

（二）建成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和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在中国条件下从事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保障。

党，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在中国历史的文字上是个贬义词，繁体字是“尚”字下面一个“黑”字，是与结党营私联系在一起的。其本质含有造反的意思。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团体组织只有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之类，明清时的东林党很快被镇压。孙中山开始组织革命党叫兴中会，后改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改为中华革命党，五四那年改为中国国民党。现代的政党概念几乎是19世纪末同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的片言只语同时传入中国的。

共产党就其阶级性质而言，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革命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虽已产生，但数量很少、队伍不强，创建人也多系知识分子，加上大革命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以后，能不能建设起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者持怀疑态度的。有的起义武装，人在农村心在城市，对革命前途也开始动摇。正是在此急需加强党的领导和强化党的建设之时，又是毛泽东以其超然的眼光认识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与国情，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实质也是农民革命，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农民，把中国人口的主体动员组织起来。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思想理论与最高科学，但它的本质是反对剥削与压迫，是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革命所求，当然也能用来武装农民的思想。推而广之，也是在中国这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很快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基础（还有像西藏这样农奴社会在党的领导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先例）。毛泽东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不仅强调组织上建党，更要求思想上入党。思想入党是组织坚强、行动一致的保障。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特色是从当时形势任务出发，将思想建党与政治建军结合起来。首先在起义部队中建立起坚强的党领导。当他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三湾改编”中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与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两大措施，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开创了军事历史上“军事民主主义”制度，拉开了在党的领导下启动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序幕。

然而，在建党与建军相结合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

众所周知，我军的创始人多系旧军队或黄埔军校出身，他们关注军事本身建设，却忽略政治建军，所以在建军初期就有“军事好，一切都好”的说法。军队就其组织编制、装备技术等特点来讲，是分不清姓“封”姓“资”还是姓“无”的，都是一个躯壳，如果没有将为党奋斗的政治思想灌入部队是完不成执行共产党政治任务的。因此，必须从政治思想上与一切旧军队区别开来，从单纯执行军事任务转变为执行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然而，事关军队本质性的事情，只有超越军事，具有革命全局和远见卓识的人才会去思考。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并不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建军思想，于是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发生了一场建军史上著名的要不要“政治建军”之争论，并动用了表决机器，使毛泽东落选而失去了对红四军的领导权。好在当时并非出于利益权力之争，当陈毅向中央当时任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汇报后，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陈毅从上海返回闽西后，请回毛泽东，并通过红四军党的“九大”会议（即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基本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反映了陈毅的能屈能伸、大气、豪爽的气魄。周恩来也正是从这起事开始认识毛泽东的政治远见，朱德也更加佩服毛泽东的宏才大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最高领导人，为了党的事业，凭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团结协力，奋斗终生。他们虽非同年生，却在同年死，湘潭人民曾筹建“三神庙”以示对开国元勋们的崇敬与缅怀，绝非偶然。（其实，现代的政党观念就是先人的图腾——神——宗教延续下来的现代“宗教”。早期先进人物缔造共产党就是把劳动人民组织起来，为共同的理想目标去奋斗的而顶礼膜拜的现代“神”。有人提出创立“毛泽东教”我并不觉意外。事实上，毛泽东思想超越了当今世界三大宗教创始人的思想，更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有人要抬出孔夫子来压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列农说：“很多国家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精神图腾”相待的。）

总之，有了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并由这样的党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就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中国革命就如虎添翼、岂有不胜之理。

（三）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构划了共和国方案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的兴起，毛泽东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为他提供了总结历史经验，从事理论创作的时机。抗日战争期间是毛泽东在理论上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收集在毛选四卷本上的158篇文章，有73篇是抗战时期的创作，而且不少著作是连夜写成的。以“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来歌颂毛泽东当时在理论造诣上的成就，是最为恰当的。

要说总结经验，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到来，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怎样立住脚跟，并在此基础上如何由弱变强，弱国弱军怎样战胜强国强军？二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怎样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三是怎样进行有效的党内斗争，使党保持团结统一，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创新，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集中反映在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为内容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如抗战开始，针对国内出现“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主张提出持久战和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我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陷敌于天罗地网等等，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使敌欲进不能、欲罢难休，只好等待末日到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提出对顽固势力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等等。这样，既坚持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又使统一战线不断的巩固和扩大。凭心而论，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抗日是被迫的勉强的。但一旦进入统一战线，他就无法退出搞分裂。他要反共，又不敢彻底反，要走汪精卫道路又不心甘。眼看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壮大，心里很不舒服，但又挡不住共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三次反共都被毛泽东的巧妙斗争办法，既沉重地打击了他，又牢牢地把他拽住在统一战线里，让他陪伴共产党打败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