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制度安排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同样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下，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在注重农业科技创新的同时，必须依赖于制度创新。中国农村改革以来的农业发展就是一个农业制度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农业制度创新；诱致性；强制性；制度改革
　　  从全国来看，发展现代农业的氛围日益浓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农业制度建设还比较滞后。从理论上讲，制度效率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和阶段性，一定的制度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与时俱进，注重制度创新。现代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现代农业制度来保障。
　　一、农业制度创新能够弥补“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缺陷
　　在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即现代、高效的工业部门和传统、人口过剩的农业部门。刘易斯从劳动力由农业生产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他认为农业是被动地起作用的，农业的发展应该从属于工业的发展，而农业自身的发展过程并不值得分析，更没必要为农业作出制度安排。这个判断显然没有把农业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去考虑，忽视了一个发达的农业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作用。其实，农业和工业一样，有着完整、独立的产业形态和产业特征，刘易斯仅从量（部门产量）上来研究产业间的替代性与被替代性是不够严谨的。两者间也并不存在简单类似于“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农业和工业发挥着各自的产业功能，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需要。如果说两者有关系的话，就是互补、共生的关系。现代工业效率之所以高，先进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一直被视为传统产业的农业，目前看来，恰恰是因为制度上的落后和缺位，才造成了其发展的迟缓。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奠定了优先发展工业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就战略本身来看，理论的现实意义是巨大的。一个国家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但随后而来的“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同样也是必经之路。传统农业在这一阶段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学者章新华在其所撰文章《现代农业的工业化之路》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现代农业从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以及管理模式上非常接近于现代工业，尤其在制度层面存在比较、效仿的可能性。”这一论述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二元性质”相互排斥的判断，也为农业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二、农业制度创新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内在要求
　　世界一般农业发展趋势是从传统农业经由混合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既是第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瓶颈就在于农业的现代化。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轻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农业成了工业的附属产业。相应地，制度安排也是从“保护工业、限制农业”的思路出发的。比如：向农业征重税，以及人为地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做法，既从客观上剥夺了农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从主观上削弱了农民对农业生产长期投入的想法。这就造成了我国农业发展观念陈旧、技术落后、制度缺位的历史现状，“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无论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还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反哺农业”这一发展阶段的客观事实，我们都有必要对农业发展作出全新的制度安排，农业制度创新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内在要求。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十七大又再次提出“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相比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从产业内涵、产业特征以及实现形式上全面超越了前者，它既需要更为完善的农业制度体系对之进行支撑和驾驭，又为农业制度的创新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三、农业制度创新是强国富农的客观需要
　　学者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书中界定了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指导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可见诱致性因素具有自愿和自下而上的特征。首先，从制度创新的环境来看，国家为农业制度创新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环境。发展农业对党和政府来说是一种政治需要，想要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必须解决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在中国，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算富裕。对农民来说，国家重视农业就是一种政治鼓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元目标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多元途径，为集中民智进行农业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其次，从制度本身来看，制度是人为的产物，就必须为人，以人为本。现代农业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脱胎换骨，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始终是农民，制度创新必须遵从农民的意愿。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又是农业生产成果的获益者，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把关能力。同时，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使农民成为农业制度创新的主体。政府的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必须以实地调研为前提，以农民的实际想法为依据。　　　　

四、农业制度创新为农业技术创新提供必要保障
　　在传统农业下，农业技术基本上是经验型的耕作技术，生产工具多年不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有限，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几乎没有技术进步贡献率可言。而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贯穿农业技术创新或进步，使农业技术成为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第一要素。问题在于，技术创新只是第一步，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产、学、研的有机结合都离不开农业制度的支撑。学者范鹏就曾以《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题，对广西农业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通过农技推广组织制度的完善、以及农技推广运行机制的进一步规范，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间接地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制度经济学阐明，制度具有激励与约束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农业技术创新给农民带来了利润、带来了实惠，也应该给予作出贡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而且这种激励需要通过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保证他们在农技创新方面的积极性，从而长久地保障农业生产者（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农业科技创新实现了农产品种类的更新和农产品质量的提高。诸如化肥和农药在农产品生产中的应用，以及转基因产品的大量投产都是农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