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摘 要：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防止权力越界和失控，是反腐败的核心问题。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是科学配置权力。通过适当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决策职能、执行职能、监督职能由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行使，形成既相互制约、相互把关，又分工负责、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才能使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高效，监督更加有力，从而保证权力依法运行，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滥用现象的发生。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结构，离不开运行机制的保证。完善权力的运行机制，一是要“切实把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最大程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二是要用覆盖全过程的责任制度来保证；三是要“以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
　　关键词：反腐败；治本之策；权力结构；运行机制 　　

　　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防止权力越界和失控，成为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的工具，是反腐败的核心问题。如何打造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又是其中首要的、基础性问题。我想就此谈几点认识。 　　

　　一、党内分权制衡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 　　

　　新世纪以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权力制约监督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求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明确概括为“权力结构”，提出要建立健全“三权”相互制约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有人说，这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原则搬到我们党内来，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三权分立”只讲权力的独立和制约，是与西方的多党制政治和政党轮替执政制度相匹配的。我们则既讲权力的相互制约，也讲权力的相互协调，这是与我们党内和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相统一的，目的是要保证党员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列宁很早就提出了把党内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的设想，也进行了使权力相互制约协调的实践探索。他多次谈到苏俄党政机关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一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高度重视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在他的推动下，党代表大会每年都要召开。列宁认为，这对于党代表参与全党决策是绝对必要的。俄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都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的监督重点是同级党委，既要查处贪污腐败案件，也要监督检查是否贯彻执行党代会决议和党的方针政策。监委和党委成员互不兼职，如双方发生分歧，提交党代会讨论,并服从党代会决议。当然，这只是对党内权力制衡的初步探索，需要在以后的执政实践中不断完善。可惜的是，斯大林上台后没有沿着这一正确方向走下去。斯大林不喜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中央”两字，将其改名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任务也变成“同党内各种派别和宗派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将思想上的异化分子、危害分子和堕落分子清除出党”。不仅监督党的领导权力的功能取消了，甚至连监督者的党员权利也没有保证。例如监察委员会主席卢祖塔克，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在1937年“大清洗”中被捕，审讯时请求允许自己向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申诉，但20分钟就被判处并执行死刑，17年后才平反昭雪。还有，列宁时期，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是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授权下工作。而斯大林则把这种权力授受关系倒过来，最后集所有权力于自身。列宁逝世前曾提出把27人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至100人、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建议。但因为党代会的决策权和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权，缺乏必要的程序保证，这件事的具体操作者又是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党代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实际被架空，反而给了他把大批拥护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从而取得对反对派绝对优势的机会。党内力量平衡的严重打破，使列宁本意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措施，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此外，列宁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干部问题上从不搞个人说了算，而是自觉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他曾谈到，由于不够了解，自己是反对斯维尔德洛夫当中央委员的。但是，在党代会上，“下面的人纠正了我们，并且他们显然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个曾被自己反对、而由其他党代表推选上来的人，列宁没有任何芥蒂，很快委以重任。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不幸病逝，列宁悲痛万分，说他“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的工作的组织者”。而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届苏共领导人，尽管都在讲话中谈到干部任用制度的弊病，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他们认为，集体决策的要求也好，监督部门的监督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抓住了决定干部命运大权力，就掌握了全部权力。一些地方领导也上行下效。应该说，权力对于有雄心的人是有吸引力的，不受制约的个人化的公共权力更有吸引力。致使一些干部为追逐权力变为人格扭曲的“两面人”，也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各级领导者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作梦也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的也是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在回答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谁是他最信任的人时，以非常欣赏的口吻说，第一是勃列日涅夫——忠诚；第二是柯西金——才华；第三是波德戈尔内——顺从。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在为赫鲁晓夫庆祝70岁寿辰时，宣读了苏共全体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说赫鲁晓夫刚度过了自己的前半生，至少还能再活70岁，而且活得像前70年一样光辉和富有成果。半年后这三人果然都脱颖而出，成为苏共新的“三驾马车”，不过是在他们通过密谋逼迫赫鲁晓夫以健康原因辞职之后。在最后申辩时，赫鲁晓夫含着泪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错误，可是在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向我指出过啊。”但在“宫廷政变”前，党内同样没有能够监督制约他的力量，谁会斗胆和第一书记在会上争论呢。权力个人化又导致权力商品化，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有的加盟共和国买官卖官现象已相当严重，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标价”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显然，苏共最后的垮台和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约监督的领导体制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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