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走了。这位科学巨匠除了留下了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一个大问号：“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安徽的11名大学教授上书教育部，呼吁直面教育部门要直面“钱学森之问”。我国的教育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无数有识之士。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瑞典。每当此时，我们的心难免有些沉重，国际大奖年年花落他家，我国何时能有这种欣喜与骄傲，何时才能实现“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零的突破，让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提到“十三亿”、“大国”时能够有底气，能够名副其实？目前看来，这是一个难圆的梦，我们尚有许多绕不过的“坎”。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不仅仅是学校。

                                                    素来克己让人，习惯盲目崇拜

        克己，是我们普遍的性格特征。港澳回归曾让我们欣喜一时，表现出一种洗涮百年耻辱的快感。然而，仔细一想，耻辱依然存在，因为港澳的被占是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早就该收回，而我们却依然屈辱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这不平等条约，从来不敢提出废除条约，提前收回的合理要求。如果港澳能够提前收回，这才算真正扬眉吐气，大长威风。还有，在美国炸我驻南使馆后，我国领导人却整整两天没有作出任何谴责的表示，谁还能在世界上找出第二个这样忍气吞声的国家，无能至极，昭示无遗。我国高层官员在国际上软弱无能，而在国内却是另一种面孔，充分满足崇拜的虚荣，官员所到之处总是前呼后拥，气派不凡。就连汶川大地震时，在抢救被埋同胞的千金难买的时刻，救援人员为了聆听首长的空洞说教而放下手中工具，没有一个敢不顾首长讲话而继续救助。

        中国人从来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毛泽东时代，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思考问题，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只管“埋头苦干”，因为有毛主席掌舵。毛泽东之后，又有“两个凡是”的出笼。好在邓小平及时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总算把禁锢了的思想来了个大解放。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我们的度量有限，在思想解放正如火如荼之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又开始进行，当时上海的一份很开明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也被封杀，中国人思想的火花再一次被熄灭，人们又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缺乏内心定力，气势淡漠恬静

        我们的内心世界常常封得很严，如要向外展示，须借助外力的帮助，酒就是其外力之一。我们有津津乐道的酒文化，打开电视，酒类广告扑面而来。我们喜欢饮酒，民间有“酒醉君子，饭胀脓包”之说，人们对饮酒持鼓励态度。有人喜欢醉酒的感觉。其实，酒的作用不止于此，酒还具有壮胆的功能，有的人正是冲着酒的这一功能而喜欢上酒的。平时不敢说的话酒后敢说，平时不敢为之事酒后敢为，有了郁闷用酒冲，有了忧愁借酒浇。何以如此，因为我们是在压力中长大的，父母的压力，老师的压力，领导的压力，世俗的压力，使得人们平时好压抑自己，久而久之，结郁难忍，酒便成了解闷之物。难以想象的是，一个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放开自己、解放自己的人能有多大作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