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结了农村改革发展30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适应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顺应了亿万农民群众的新期待。文章立足于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以重庆为例，综合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重庆市城乡发展现状，并结合各国城乡统筹的经验，对于城乡统筹新一轮农村改革提出新的建议和措施，希望对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农村改革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帮助。
 
    关键词：城乡统筹；农村改革；二元化问题；重庆市
 
    一、引言
 
    对于当前阶段新一轮农村改革核心的内涵，立足于各地的探索与实践，专家与农村干部、群众众说各有千秋，其中主要有以下观点占主流：一是“以农村基层的上层建筑改革为核心，目标在于建立服务型政府”；二是“以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建立新型土地流转新机制为核心，目标在于完成农民与市场经济的融合”。观点各有侧重、实践多样性，恰恰印证了当前农村改革的基本态势——即各地正因地制宜，据其处于不同发展层面、不同地域特性和不同的改革步骤，各攻其坚、各破其障，使得新一轮农村改革正呈现“多点突破”的蓬勃之势。
 
    重庆——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新路，为全国作出示范、提供经验上已成为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历史使命。为了探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和不同发展类型中心镇城乡统筹建设模式，重庆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城镇政府，认真考察，大胆创新，建立了以镇带村、以村促镇，镇村协调发展的政府服务制度新格局，在城乡统筹方面走在了各省市的前面。结合十七三中全会中央明确提出的要力争到2020年城乡都达到小康水平，实现农村经营体制更加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最终达到城市与乡村统筹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乡统筹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农村改革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以重庆为例研究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探索新一轮农村改革对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对于中西部乃至全国城乡协调发展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二、重庆市城乡统筹的问题分析
 
    重庆是我国最年轻、最大、也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辖区幅员8.2×104km2，辖40个区县（19个区、17个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2006年重庆市总人口为3198.8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45.43万人，占重庆市总人口的26.43％。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2006年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重庆城市化水平最低（数据来源于重庆市2007年统计年鉴）。由此可知，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所以地区发展差异很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一）城乡发展水平差异历史因素分析
 
    从解放前的陪都时期开始，重庆作为大后方唯一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集中式的工业发展使得重庆的二元结构初具雏形。建国以后，强制集中方式的工业化是其主要特征。由于工业同农业之间的直接联系被人为割断，使得工农业，城乡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互不相关的过程，使得工业超前发展，农业发展滞后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改革开放初期，重庆形成了以城市工业为主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近郊区，以发展先进技术，生产水平高的产业为主，因而生产力水平高，发展速度快；同时也形成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传统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技术进步缓慢，因而生产力水平低，发展速度慢。因此重庆的城市化水平差异的根本是来源于长期的历史因素。
 
    （二）城乡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第一，城市体系发育不健全。在重庆40个区县中，只有一个大于50万人口的渝中区，除主城九区外，城市人口在20万-50万的中等城市，只有万州、涪陵、江津、合川和永川。重庆就是缺少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发展的中心城市，使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得不到整体的提高。
 
    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2006年重庆三产业比值是12.2∶43.0∶44.8，产业结构不合理，远远达不到现代化的水平。多数区县产业结构单一，城市间产业结构雷同，城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同时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产业集聚程度低，更无法创造较高的规模效应，使城市经济在整个地区经济中的比重低。进一步优化调整重庆的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工业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制度优化滞后。制度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我国虽然多次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逐步放宽了对农民进入城镇的限制，但是改革力度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仍有一些规定和内容限制，这一政策强化了城市化的门坎；二是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