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国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有的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国家力量的退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乡村建设出现真空地带。农民自治能力的提升，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一条路径，但却增加了农民负担。村庄中有才能的人外出求学、从政，出现了“第三种力量”，在这种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乡村公共产品建设出现了新形势。但是，在几种力量的介入下，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
 
    关键词：乡村公共产品；国家力量；村民自治；第三种力量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设计
 
    关于公共产品概念的理论，很多学者已有所研究。公共物品是私人市场难以提供的物品，因为存在搭便车问题，搭便车者是得到了一种物品的利益但避开了为此付费的人。于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史卓顿和奥查德认为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乡村是一个社区共同体，所以，乡村公共产品（如乡村公路、水利、学校、用电、通讯等）同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本文所指出的乡村公共产品属于狭义的范畴，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道路、供电、供水、通讯、基础教育等。
 
    目前许多乡村建设学者对乡村公共产品的来源都有研究。比如于建嵘用“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解释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但是这种特定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以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力量为基础的，在国家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不可取的供给模式。改革开放新时期，罗兴佐教授在研究荆门村庄水利建设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市场化取向的水利体制改革，在盘活已有资产、激发民间的水利投资热情方面，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准公共产品（比如乡村公路等）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使得这类公共产品供给陷于困境。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运用社会学实地研究方式进行研究设计，选择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数个自然村的公路建设、桥梁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运用理解方法分析资料，从而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问题做出解释和回答，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进行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二、新农村建设及公路桥梁建设概况
 
    笔者所调查的新卫村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它位于广西桂北灌阳县。在籍人口3840人，本村有九个自然村，零散分布于山区中，大则有700人-800人，小则有100多人。据县政府调查统计，本县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3410元，而本乡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新卫村村民收入处于本乡的中等水平。新卫村的居民收入存在两级分化的格局，靠近省级公路的自然村收入较之远离公路的自然村高。
 
    通过对新卫村下塘屯、陈家屯、下刘村地灵屯的村干部、负责项目建设的负责人村民的访谈了解到以下概况：一是2007年，新卫村下塘屯开始建设一条水泥公路。村干部和村中的能人组织建设公路，成立了公路指挥部，专门负责工程建设。新卫村下塘屯有一位在自治区林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高官（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总工程师）。县林业局向自治区林业局上报了一个数百万的项目，项目获得批准后，县林业局通过节约项目资金的方式抽出一部分资金，从而获取公路建设资金。现已有十万元到位，此十万元用作从下塘屯到钟家屯的约600米道路所占用农田和耕地的补偿金和挖掘机工资。二是2008年，新卫村陈家屯计划在本自然村田地集中之处修建道路，方便水稻运输。他们预算约十万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十万资金的来源。曾经有人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下拨一部分资金，但乡政府回复：财政有困难，但承诺供给一定量的水泥。而后，村民主要领头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并规定本屯村民按照人头集资。村民集资的四、五万，村民捐款四、五万元，共有八、九万。村干部和村中的能人组织建设公路，成立了公路指挥部，专门负责工程建设。
 
    三、微探现实生活中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
 
    下文将公路建设、桥梁建设作为研究对象，以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劳力和部分物资作为研究的重要载体，将其分为三部分：国家力量、村民自治、第三种力量，以此对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展开探究。
 
    （一）来源之一：国家力量
 
    笔者以时间为纵向线索来探讨国家介入给乡村建设所带来的效果，阐述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的形式主要是资金和组织劳动力。运用西部的代表村庄现实状况论述国家力量的介入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缺陷，这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有着紧密的关系。
 
    国家力量单一化介入。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与集体所有制相结合，为传统体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动员能力。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到达空前的程度，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一支强大的建设队伍。新卫村有一水库，大约有1000多亩的水域面积。当时，新圩公社（新卫大队属于新圩公社）召集几千人经过几年的奋力建设将塘坝垒高，拓宽塘身，挖深塘底，修建排洪渠、灌溉水渠。塘水可以灌溉到几千亩的水稻田，同时也能养殖鱼类。在某种程度上，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时期，国家力量的强力介入对大规模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了显著作用，并对乡村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绩效退化的国家力量。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宣告解体。在这种“国退民不进”的特殊时期，农村社会一度陷入了无组织、无管理、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国退”正是多种基础的丧失。农村原来高度集中式的权力组织机制，变得乏力，失去了大量动员乡村劳动力的权力基础。随着“拆社并乡”的推进，原来的政社合一的组织转变成为村民自治委员会，实质上，是一个无权无力的自治组织，这使得乡村建设缺乏过去的动员组织基础。被新中国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所代替的绅士治理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已经非常弱化，依靠绅士声望治理乡村的模式已没有生存土壤，笔者将其称之为声望权力基础。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力外出务工经商，被称为“农民工”，农村的精英大量流失，留守在农村的是妇女、小孩和老人（被称为“386199”部队），农民劳力基础乏力。随着1994年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进，县级财政无力承受庞大的乡村公共品建设，乡村公共品供给呈现乏力化和僵化的局面。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灌阳县对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只能“望路兴叹”了，于是国家介入已成为一句空话。2008年，新卫村陈家屯计划在本自然村田地集中的地方修建道路，方便水稻运输，预算约十万元。但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十万资金。曾经有人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下拨一部分资金，但乡政府回复：财政有困难，但承诺供给一定量的水泥。
 
    在调查中，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未能供应该自然村一定的资金支持。有村干部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给予资金支持，但乡镇府只承诺给一定数量的水泥，关于资金，乡政府表示无能为力，只能村民自行解决。村民为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而买单，从而加重了村民的负担。
 
    （二）来源之二：村民自治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村民自治仅仅指自然村内部的村民自治。现将自然村内部的村民自治运作模式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