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讨论了政府在界定产权的过程中存在产权模糊化的倾向，即偏好制造“公共领域Ⅱ”，并引入了一个案例对理论分析进行了进一步诠释，最后得出了相关结论。
 
    关键词：政府行为；产权残缺；产权模糊化；公共领域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处于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中心位置，政府行为主要表现为界定产权的行为（罗必良，2005）。本文定义的政府行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行使权力，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等对微观经营主体施加约束与规范；二是通过培育代理机构——一般认为是以国有企业的经济组织形式出现，代理行使政府职能的部分权力，对微观经营主体进行非市场手段的干预。巴泽尔（1997）指出，由于商品属性的多样性和人们行为的复杂性，完全界定和控制权利成本高昂，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部分有价值的产权将总是处于“公共领域”中，故产权是能够通过个人的行动改变的——它们是当事人自己直接努力地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德姆塞茨（1994）研究了产权产生残缺的原因。所有权的残缺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而权利之所以常常会变得残缺，是因为一些代理者（如国家）获得了允许其他人改变所有制安排的权利。对废除部分私有权束的控制已被安排给了国家或者已由国家来承担。
 
    一、政府行为与微观主体产权残缺：理论分析
 
    因物品具有多样化属性，想完全界定其不同的属性，会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因此其初始产权所有者会主动放弃这部分权利，从而使其进入“公共领域”，这就是巴泽尔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记为“公共领域Ⅰ”。“在公共领域Ⅰ”中的物品的有价值的属性并不构成物品的所有权，真正的所有权是指在技术许可的范围内，能够被明确界定，并且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明确其归属关系的那部分有价值属性的权利。然而，由于法律契约的不完全性，在所有权界定层次上，法律只能大体规定所有者依法享有物品的使用权、用益权、处置权、转让权，至于所有者如何使用、处置、转让以及享有多大比例的收益权，法律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规定。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因政府行为而出现的“公共领域Ⅱ”。政府在界定产权时，其行为表现为两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