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农民生生不息的创业精神。这种创业精神磨砺于计划经济时期有限的制度空间，激扬于第一轮农村改革的土地新政，受制于近年来的农村金融困局。当前，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是，投资兴业、创造财富已经从“土地时代”、“设施时代”跃进到“金融时代”，金融正逐步取代土地、设施成为新时期财富创造的主要载体。如何培育农村金融，使农民的创业能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释放空间，是新一轮农村改革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农村改革创造奇迹的逻辑起点
 
    计划经济时代一直残存着允许农民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创业的狭小空间。自留地、自由饲养畜禽和自由市场的存在，使家家都有一块面积很小的可以自由耕种的土地，家家都可以饲养几只家禽家畜，也可以到农村集市上出售少量农产品。在这个十分狭小的制度空间里，农民见缝插针、有地立木，顽强开拓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尤其在“两个挤压”和“一个激励”的作用下，这种开拓创业精神愈益强劲。所谓“两个挤压”：一是自身生存需求的挤压。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必须另觅途径，自留地和一定限度的自由养殖便成了农民自由发挥的空间。二是制度的挤压。自留地、自由养殖、自由市场的自由量受到基层干部严格限制，自留地耕种的时间只能是早起、夜晚或饭前饭后等集体出工的空档间隙，耕种、浇灌等完全依靠人力，更不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自由养殖的场所、数量受限；农产品进入自由市场的品种、数量、价格和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农民一旦超越限制，便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轻则没收产品，重则罚款批斗。“一个激励”就是农民通过与“两大挤压”的对抗，能够获取比大田产量高出数倍的可喜成果，这些成果不断点燃着农民创业的激情。
 
    “两大挤压”、“一个激励”是农民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极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动力源，是农民创业精神得以铸炼锻造的大熔炉。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正是一直拖着那条“露头就被割”的“资本主义尾巴”才成就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奇迹。
 
    从社会管理层面看，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源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伟力，这毋庸置疑。但制度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条件，是外因。而真正创造奇迹的根本则是内因，是几亿农民在有限的自由空间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艰苦卓绝的实践，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长期磨砺的创业精神、创业潜能和创业经验。没有这些因素的累积叠加，奇迹难以发生。同样是一个“包”字，进城后的表现就相去甚远。城里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彻彻底底地躺在计划分配的温床上享受着一切。制度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丝一毫的发挥空间。同时，他们不仅没有生存的挤压，而且环顾浩如烟海的农村，身处城市，那真是“天上人间”，云泥之别，他们相对于农村，是“人上人”。更何况按过去的说法，“世界上还有2/3的人在受苦受难，需要我们去解救”，生存状况还不如中国农村。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弥散在每一个有城市户口人的心头。当在农村十分灵验的“包”字进城后，他们很麻木、很茫然，反应迟钝。因为他们当初进城时的创业精神已经完全退化了、消亡了，他们宁肯躺在现有的制度上“享清福”。城市改革举步维艰，至今拖泥带水，这不能不说是“病”之根源。
 
    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村有限的自由空间虽然狭小，但却始终孕育生长着一种求新求变的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创业精神在时时刻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过程中，锤炼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生存本领，并不断积蓄着潜能。这一长期蕴藏的巨大潜能，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与环境，便由“星星之火”迅速扩展成“燎原之势”。因此，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破题；30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同样需要从农村突围。30年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农民的创业潜能得以充分释放；30年后，把金融交给农民，农民的创业精神才有用武之地。
 
    二、从土地到金融，农民创业再突破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就是为农民发挥创业精神、释放创业潜能找到了土地这个载体。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使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农民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之后，拥有了更多的剩余时间、剩余劳力，积累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剩余资金，开启了“离土不离乡”的创业之路，由此衍生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河山的宏图伟业，使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发生历史性转折。
 
    在中国农民的创业载体悄然由土地向金融发生转变的进程中，来自农村本土的两股金融力量极大地左右了农民创业的兴衰成败。一是乡镇政府控制下的信用合作社。乡镇企业萌生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其间国家对金融机构一直实行行政管制，由于部门利益排斥，国家给乡镇企业规定了一个非常小的贷款配额。但乡政府有任命农村信用社干部的权力，并时常利用其权力在农村社区内部为企业筹款担保。二是迅速发展壮大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组织试办以来，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对解决农民生产资金短缺，增加乡镇企业融资做出了很大贡献，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两种力量相互交织强化，共同为广大农民创业打造出崭新平台，不断助推着乡镇企业初期的发展与扩张。据统计，在1981-1985年和1986-1990年两个时期，乡镇集体企业总投资分别为837亿元和2436亿元，其中来自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的资金分别占到55.54％和53％。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4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面退出县及县以下地区，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不良资产比例较高等问题愈发突出，金融机构支农功能严重退化，“非农化”、“城市化”倾向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全国于1999年1月宣布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各地闻风而动，致使全国约4.5万家乡村两级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停业关门、摘牌收印、一律停办。由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深陷生而不长、存而不活、逐步退化的尴尬境地，资金成为农村最稀缺的资源，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农民创业的死结。据统计，目前全国还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组织，8000多个乡镇只有一个金融组织，全国农户贷款覆盖率还不到10％。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金融为王”的新时代，在货币强力左右资源重组的现实中，农民的创业精神、创业潜能找不到释放载体和施展平台，只能左冲右突、四处盲动，进而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首先，“钱荒”无法就地创业。当前农村一方面是发展资金奇缺，专家测算每年缺口达上万亿元；另一方面却是社会闲散资金过剩，农村的增值收益剩余基本被各类金融机构抽走而流向城市，有关方面预测每年流向城市的资金达七、八千亿元。贷款融资难使农村中小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个体经营户等市场主体和广大农户面临着严重的“钱荒”。缺少金融“动脉”的农村经济发展无所依托，资金投入匮乏